艺术风格——艺术家个性气质与美学追求的集中体现

艺术风格是艺术家艺术创作个性化的外在标志，体现的是艺术家创作思想的内在灵魂。当一位艺术家的创作具有了独特而鲜明的艺术风格时，其艺术创作的状态也就进入了一个相当成熟和基本完善的境界。我们说：艺术风格之产生不可能是仅凭主观愿望便可一蹴而就的，它的成因包含有诸多的自然因素，自有其发生的客观规律。同时我们也认为：艺术风格是艺术家从主观出发的美学追求的必然结果，是作为创作主体的艺术家艺术观念、艺术思想的集中体现。因此，它的形成具有着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下面我结合中国京剧的表演艺术大师程砚秋先生的实例来试加说明。
程砚秋先生（1904-1958）是活跃于二十世纪京剧舞台的一位具有着鲜明艺术风格的京剧艺术大师，他所创立的“程派”表演艺术风糜迄今，被公认为最具艺术个性化的京剧旦行流派艺术之一。对于程派，宏观其代表剧目，微观其表演方法，皆能感悟其艺术个性之独立、脱俗，艺术风格之超凡、炯异。这种鲜明个性与风格的全面深化与完整体现则更标志着其艺术观念的成熟、稳定和艺术方法的完善与娴熟。
程砚秋先生是一位极具进步思想和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我们看到，程派于不同历史时期创作出的诸多代表剧目如《鸳鸯冢》、《青霜剑》、《春闺梦》、《亡蜀鉴》、《荒山泪》、《文姬归汉》、《锁麟囊》、《英台抗婚》等，皆能以生动活泼的内容和赏心悦目的表演从不同的侧面借古讽今、切中时弊地反映社会现实、揭示社会矛盾，抨恶褒善，弘扬正义。这些被程先生本人称为“对症”之“药”（注一）的作品在当时一经上演，便很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产生强烈的警世效应。这是构成程派艺术节高骨峻之品格的不可乎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重要方面即程砚秋先生作为一代艺术大师，其在表演艺术方法、技能上堪称独步的深厚造诣和终其一生所表现出来的善于求真、敢于创造的科学艺术精神。程派表演的唱、念、做、舞特色结合着他所塑造的一系列富于个性色彩的舞台人物形象，构成了“贞静、幽娴”（注二）、柔中寓刚的美学特质；其唱腔则在传统声腔大的结构下面呈现出了自身独辟蹊径的合情适理、委宛多姿的新致韵味。我们说，程派艺术风格的形成始缘于程砚秋先生正直刚毅、顽强内敛的个性气质，与程先生在日寇侵华时期愤然罢演下乡务农所表现出的高风亮节也是同出一脉的。如下我们将通过对程先生身世及求艺背景的寻顾，通过对其创作经历和艺术思想的窥探，进一步就其艺术风格的成因和诸多关系要素试作一番探究。
程先生“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自幼丧父，六岁时因家赤贫，为减少家中负担写给荣蝶仙为徒弟，------学徒期间荣家日常生活琐事都得去做，常遭受无理打骂。------十一岁起开始登台演唱，边学边唱边挨打骂”（注三）。程氏自称这几年的随师学艺是其“童年时代最惨痛的一页”（注四）。
程于“十三岁时倒嗓，声音暗哑。在倒嗓时期，荣蝶仙与上海戏院订立六百元一个月的合同”（注五），而“此时去演出，嗓子会更坏下去，前途将被毁掉”。（注六）后经名士罗瘿公先生“向银行借了七百元给了荣家做为出师的赔偿费用”（注七），才将程氏赎出。继后的三年中，特由罗先生为程延请名师并安排下每日的课程：“上午练声，阎岚秋先生教刀马、打武把把子；下午与乔蕙兰、谢昆泉、张云卿等先生学习昆曲；夜间到王瑶卿先生家学京剧。星期一、三、五到平安电影院看电影。后来嗓音渐渐恢复，又拜梅兰芳先生门下执弟子礼。”当程先生于三十多年后回顾自己的这段学艺历程时感慨道：“靠诸位良师益友的帮助与培植，使我在艺术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我们从对程先生坎坷的少年学艺生活的寻顾中深感到：出身寒苦的程砚秋自幼便忍辱含辛地饱尝了世间炎凉，这其中既有旧的社会陋习带给他的巨大的心灵创伤，也有更多良师们的谆谆教诲、倾心栽培所给予他的心灵滋润。在这善恶对比之下的曲折而丰富的生活经验，使得程砚秋自幼便逐渐培养起了自己内敛而顽强、刚毅而正直的个性品质，它对于这位艺术大师的人生观、特别是后来的演剧观和艺术风格的形成都产生了决定性的深远影响。程先生曾在一次题为《我的戏剧观》的讲演中指出：“我们除靠演戏换取生活维持费之外，还对社会负有劝善惩恶的责任。”（注八）
一位艺术家的个性气质和美学思想的形成自然离不开他所处的客观历史环境的影响，也正纷繁激烈的社会现实才给予了艺术家的艺术品质以最好的锻造。程砚秋先生所生活的时代正值二十世纪初至中叶近代中国最具动荡和社会变革的时代，加之大量的舞台实践，更促成了他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早熟。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他在加工、整理演出旧有传统剧目的同时，不满二十岁起就开始了新剧的编演。他于1923年十九岁时编演了揭示封建制度残害纯真爱情的《鸳鸯冢》，于1924年二十岁时编演了遣责人间邪恶、称颂妇女抗争的《青霜剑》。他在1931年谈到关于《青霜剑》的演出时说：“第一要自己懂得这个剧的意义，第二要明白观众对于这个剧的感情。------要能够彻底了解申雪贞（女主人公）的人格，知道她是受土豪劣绅的迫害太甚才以鱼死网破的精神来反抗的，这时候我就懂得这个剧的意义了，上台去才不会失败。既演过之后，就要细心去考察观众对于这个剧的感情。大家都觉得这个剧不错，大家都因此而生起了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情绪，我们就再接再励地演下去。”（注九）甚至明确地讲：在有土豪劣绅的社会里，演出《青霜剑》就是“对症下药”（同注一）。另观程先生于1929年编演的以“苛政猛于虎”为寓意的《荒山泪》，于1931年编演的取自唐代陈陶“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诗意的《春闺梦》，特别是编演于1933年的因以反对投降卖国为主题而遭当局禁演的《亡蜀鉴》等剧目，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或为抨击暴政，或为遣责内战外侵、呼唤和平而发出的正义呐喊。《荒山泪》又名《祈祷和平》，程先生将此剧中的最后唱腔直叙作：“我不如拼一死向天乞请，愿世间从今后永保太平”，它不仅以唱腔音乐生动的艺术感染力，更似直白而强烈的心灵呼声激荡和启迪着广大观众爱好和平、反对内战的正义情感。由此可见，程砚秋先生正直刚毅、愤恶疾俗的人生品格和以艺术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借古喻今、褒善抨恶的演剧思想，乃是构成其艺术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观察程砚秋先生的个性气质，领悟他善于借喻的演剧思想，感受他柔中寓刚的演唱韵味，一种可称之为凝重深邃、外柔内刚的风格特征便矗立在面前。程先生于其近四十年的舞台生涯中，在编演了十余出独创本戏的同时，对于常演的旧有传统戏也大都进行了独出机杼的重新整理、改进，很多的“官中老戏”经过加工、翻新后都以具有浓郁程派风格的新面貌焕发出新的光彩，象《贺后骂殿》、《六月雪》、《朱痕记》、《三击掌》等戏还成为了程派具有代表性的保留剧目。《玉堂春》是一出久演不衰的传统剧目，表现的是被逼良为娼的苏三（玉堂春）的一段冤情故事。它作为“官中戏”而流行广泛，由于是古代妓女生活的写照，有些演出便刻意地渲染俗陋之趣。程先生演此剧却能别出机杼、自成高格。他认识和把握住了苏三做为封建制度压迫下受害者的本质，从进一步挖掘、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出发，于演唱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腻的再创作，从而塑造了一个更加感人生动而不流于俗的新的苏三形象。如苏三出场后所唱的第一段[西皮散板]“来至在都察院，举目往上观。两旁的刀斧手，吓得我胆颤心又寒------”，程派的唱法就明显区别于一般的演唱。它充分运用了音高、节奏、力度上的对比手法，通过生动、细腻的音乐形象把人物的内心活动表现得细致入微，唱得跌宕宛转、动人心魄。后面“大状子”的大段念白也同样渗透着人物感情，更以程派所特有的那种幽咽、宛转的声调和沉郁、醇厚的音色把苏三的满腹含冤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听来荡气廻肠。周恩来总理非常推崇程砚秋先生的表演，称程派《玉堂春》演的是冤案不是花案。这是对程派艺术风格的肯定与赞赏。
程先生作为一代艺术大家，他十分重视素质修养，既注重艺术的思想内涵，也注重表演的文化底蕴。可以说他一生都在努力追求着真善美的艺术成果，这也是其艺术风格的重要成因之一。程派代表剧目中的女主人公以受压迫并具反抗精神的古代劳动妇女或心地善良、节贞艺高的才女闺秀占绝大比重。程先生既热衷于演绎窦娥奇冤的感天动地，也倾心于抒发文姬归汉的国爱家思。他在京剧《文姬归汉》中塑造的忍痛负重、深明大义的可敬的爱国者蔡文姬是这位一代才女讫今为止的最为完美动人的舞台形象。剧中程先生创造性地以传统的[二黄慢板]唱腔一字不易地演唱了蔡文姬《胡笳十四拍》的原词，并达到了字正腔圆、情深韵厚的完美境界。它不仅是程腔中的精华之作，也是京剧唱腔艺术的一个突破性成就，开创了以传统的戏曲声腔演唱古典诗词的先河。程派的唱腔久为世所推崇，“程腔”风糜剧坛至今已近八十余载。它的新颖脱俗、自成一格绝非是单纯、简单的标新立异的结果，而是能从深入地刻画人物音乐形象出发，严格地遵循京剧唱腔的艺术创作规律，在更深的层面上把握住了因字生腔、声情并茂的艺术法则的创作成果。这即是程腔风韵之道理所在。程腔风格的另一显著特点便是他低廻宛转、柔中寓刚的声腔造型。从程氏的老搭档吴富琴先生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窥见到程派独特的声腔造型之由来和程先生在变声后对于发声、用嗓的一番另辟蹊径、绝处逢生的艰苦磨炼：“程先生尤其注意调嗓，一般吊嗓总是用高调门，为的是抻嗓子；程用的是低调门，试着唱，遛嗓子。在倒仓的关键时候，嗓子极脆弱，若急于求成，用高调门来抻，很容易把嗓子吊破------所以，程先生用遛的方法试着唱，看情况来长调门。另外，旦角吊二黄易出功夫，所以程先生尽吊《六月雪》《武昭关》这类二黄戏。这样养了两年，到了十六岁，嗓子才有了好转，可 是却又生出了一种脑后音来。这种音对老生、花脸还可以，对青衣小嗓就犯忌了。小嗓要宽亮，以有膛音和水音为最善，唱出来才能流畅秀丽、优美动听。程先生当时的嗓子又闷又窄，再加上脑后音，就像有一块东西挡着，既不能拔高，也不能降低，不然就会冒调、荒调。程先生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变更腔调，以坚强的毅力练出一种虚音来，逢到拔高调的时候，就用虚音来领，慢慢地低音也找到了，还是利用虚音来带低音，最后落在脑后音上。这样，一段唱腔经他一唱倒比原来的色彩丰富了，好像忽而雾里看山（即用虚音稳住脑后音），忽而春光明媚（以虚音领起高音），同样能起精彩动人的效果。------那时程腔虽然还没有形成，可是已经有了程味儿了。”（注十）一当这种本于不利的自然条件下辗转生发的"变形"唱法随着程氏艺术的不断发展成熟而逐渐升华为理性化的美学观念时，程派独特的声腔造型风格便作为一重要的组成部分融入进其流派艺术整个的表演风格之中，成为了流派艺术具有独特表现力的艺术手段。程先生在1955年与学者徐凌霄先生的一次艺术对话中便借清初人徐灵胎《乐府传声》所言阐述了自己关于发声、用嗓和唱法的美学理念：“腔之高低，不在声之响不响。所谓高，是音高，不是声高------。如要将此字高唱，不必用力尽呼，惟将此字做狭做细，做锐，作深，则音自高矣。------凡当高揭之字，将气提起，则听者已清晰明亮，唱者并不费力，此谓高腔轻过。低腔与轻腔不同，更与高腔相反，声虽不必响亮，而字面更须沉着。凡情深气盛之曲，低腔最多，能写沉郁不舒之情。故低腔宜重宜缓宜沉宜顿，此之谓低腔重煞。”（注十一）
程砚秋先生能诗善画，楷书写得工整、挺秀。他温和平易、诚恳睿智的言谈话语，外象简约、锦秀深藏的居家风格，都与他的演艺风格异曲同工，皆为他人生品格的真实写照。旧时的京剧艺人多聚居于北京的南城，在西城报子胡同的程宅似乎是有意地离喧癖静于此圈外。此宅偏居胡同的尽西头，户门不大，绝非大宅之外观，极显寻常之风貌。进得大门看到的外院是一所无上房的普通四合院，院中家属聚居，除一棵由程先生亲手栽种的高约2丈的柿子树枝繁叶茂，并无更多引人兴趣之处。在外院的西北角落则有一条宛延小径经一月亮门暗暗地通向后面。一当行至后院门前，不禁眼前一亮，一座精致美妙的垂花门惊现出了另一番景象。后院中竟是一个颇显阔绰而幽静的天地，北、东、西三面大屋，雄伟高筑。正面座北朝南的前廊后厦、一明两暗的三间正房便是程先生的堂屋、卧室和“御霜簃”书房。站立在宽阔而癖静的院场中，仰观天空翱翔的大雁却不闻嘈杂的世语喧闹，自有一番居深处幽、心境清高的感受。我想，若带着这种“曲径通幽”的感受再去聆听和观赏程派的表演艺术的话，对于它含蓄委宛、深沉内敛的气质、风格自会有更深的解悟。
我们说，艺术风格是艺术家从事艺术创作的个性化的外在标志，体现的是艺术家创作思想的内在灵魂。一位艺术家自然的个性气质与主观的美学思想对于其艺术风格的形成同样具有着决定性，而他的个性气质与美学追求的形成则离不开他的生活背景、道德观念和艺术基础。艺术是生活的一部分，艺如其人；艺术创作之风格也只能是艺术家个性气质与美学追求的体现，它的形成来自于主客观两方面的成因。以上主要通过对于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先生的从艺经历和艺术思想的寻顾与窥探，就艺术家的艺术风格与他的道德品质、审美修养、艺术思想、艺术个性等成因要素的关系进行了一番试证，粗浅地阐述了我的观点。谬误之处，敬祈指正。

内文引注：

[注一][注八][注九]引自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1月版《程砚秋文集》第15页《我之戏剧观》。
[注二]赵荣琛语。
[注三][注四][注五][注六][注七]引自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1月版《程砚秋文集》第3页《我所走过的道路》。
[注十]引自北京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程永江编撰《程砚秋史事长编》第46页。
[注十一]引自武汉出版社2002年4月版《艺坛》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