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谭富英在“文革”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到北京京剧团全团老中青三代人的衷心爱戴和真诚祝贺，大家都说：“谭先生早就应该是共产党员了。”家父对自己入党也是极为珍重，甚至胜于自己的生命，时时、处处按普通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可是在“文革”中，他却被强制退党，对他的身心造成极大地摧残。他为什么被强制退党呢？
原来，当时中央有关部门有一个“艺术委员会”，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听取老艺术家对所排演新戏的意见。家父出于对党和人民的忠心，对京剧艺术的高度负责，从来很少发言的父亲积极发言说：“文革前，我到中南海给毛泽东主席演出《二进宫》，演出后毛主席与我和裘盛戎、张君秋以及元寿、长礼谈话，毛主席说我们的文艺方针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当时我就坐在主席身边，江青也在场。可是我今天看到的《智取威虎山》和《杜鹃山》已经不是洋为中用，而是已经让西洋音乐把京剧给吃掉了。京剧的三大件已经听不见了，我希望编导者慎重考虑，按毛主席的指示注意保护京剧的传统特色，起码要让人一听还是京剧。
父亲开会回来，有关部门就通知父亲因对样板戏发言问题严重而劝其退党。我们的父亲是非常热爱共产党，特别珍惜“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称号。由于他认为京剧艺术是党的事业，“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是毛主席当面对他的嘱托，他认为自己是在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何错之有？
为此，他吃不下，睡不安，百思不得其解。
家父在家还对我们说，当年梅兰芳先生为在京剧乐队中增加一把京二胡，做过多少次试验，征求过多少人的意见，是非常慎重的，唯恐破坏了京剧艺术的传统特色，为此他焦虑万分，身体日衰，一病不起，几次住院抢救。最后郁闷而终。
家父对先师余叔岩的余派艺术是特别景仰而痴迷的，余师爷留下的十八张半唱片是他每天必须聆听的必修课，后得知余先生改编的《法场欢子》的反二黄唱腔，他欣喜若狂，据说，曾多次向他的师妹孟小冬，余派琴师王瑞芝先生求教。记得王老师曾对我们说，这段唱腔很难学，有些青年人都学不会，以致中途辍学，你们的父亲年纪大了，学得慢，却锲而不舍，学得细致入微，让我和孟小冬先生都特别感动。
对此，我们也是亲眼得见，每次王瑞芝先生来，父亲就像小学生一样，与王老师对面而坐，恭恭敬敬聆听教诲，我们深知这是家父对余叔岩的余派艺术始终不渝的态度，也是对王老师的尊敬。
所幸者，父亲临终前，在王瑞芝等先生的帮助下把先师余叔岩最后的绝唱《法场换子》中的反调以及其中的散板等唱腔均在王老师认为精准的情况下，才在“文革”中冒着极大地政治风险，秘密地重新录音，发行，得以流传后世。父亲临终前，四人帮倒台，父亲的冤案得到昭雪，党籍得到恢复，这对家父来说是莫大的安慰。
我们认为家父对党的热爱与忠贞，对京剧艺术事业的忠诚与爱护是感人肺腑的。特别是他为人处世的长者风范更是有口皆碑。是我们谭氏家族永远学习的楷模，没齿难忘。（和宝堂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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