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吴乔在他的《围炉诗话》中，因谈诗而及文，以为“文之词达，诗之词婉。《书》以道政事，故宜词达；《诗》以逆性情，故宜词婉”。进而以饭、酒与米之关系作喻，在他看来，饭和酒虽同出于米，但结果不同；而文因其“词达”则犹饭，诗因其“词婉”则如酒。即所谓“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云云。
这使我想到表演艺术，似乎也有可作比喻的对象。比如京剧，即当是酒；而话剧（传统的），以及影视剧等，则类于饭。
所以这样说，是可诉诸讨论的；首先是在形态上，饭之于米，基本未变形，仍是颗粒状；酒不然，是由固体酿造而成为液体，形，在加工过程中，变了。这是从存在状态上讲。
其次是在功用上，饭是充饥的：“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酒，又不同，是饮亦可，不饮亦可，并无大碍。这是就需要而言。正因为饭人人都要吃，所以，饭，人人都会吃；酒，则并非人人都会喝，当然，这与酒并非人人都要喝有关。故此，这里又有会与不会的不同。此是就能力而言。
由以上来看，是因变形之与否，而带来了需要的不同；又由需要的不同，而导致了能力的差异。
就话剧及影视剧说，简而言之；是它们不曾变形，即于舞台上，更不要说在银幕、荧屏里，其所表现的，大致不出为生活原态之展示；其次，是在反映生活思想等方面，与现代人尤为贴近，为大众所需要，可解精神生活之饥；再次，因未变形，便在艺术形式上，不构成审美障碍，人们一般都能看得懂（显然，其性状大体与饭相类）。
再说京剧，在艺术形态上，京剧是写意虚拟的，此之谓，即是不求生活之真：具体来讲，则是对生活原态的抽象、变形，从而提炼、“酿造”出一系列程式化的舞台词汇，具表演、服饰、舞台环境等等，俱俨然为“酒”而非“饭”了。
在功用上，京剧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似乎多半是供人消遣的，客观地说，其对现实的隔膜，以至于无用，也确是事实，而难以成为一碗“果”人们精神之“腹”的“饭”。不过，话还得说回来，有了“饭饱”，也不当排斥“酒足”；“有闲”也并不为过，相反，它是人类进步的结果，没有吃饱了“饭”没事干的“闲人”，还生不出艺术，哲学这类玩意呢！周作人把“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称作生活中“无用的装点”。在我看来，还是让京剧低调一点，做一杯“无用的装点”的“酒”的为好。
在接受差异上，大多数人看（听）不懂京剧，其关键，倒不在戏的内容故事，而是在形式表现，西皮、二黄、拨子、夜深沉的版式和唱腔，听听这些个版式的名字就优雅，马连良、梅兰芳、荀慧生、袁世海、李少春等的黑胶碟（唱片），先不说其收藏价值，光听那留声机的唱针在古老的黑唱片发出的杂音，就透着韵味十足；什么角色行当、京白韵白、起霸走边，让人莫名其妙；此还是表层的，更不要说内中之蕴涵：一字一腔里面的意味、韵致，抬手投足之间的气象、境界，就越发不明究底了。梅兰芳先生的表演特点，就被归入世界三大表演体系中，不得不说这是咱民族的骄傲。
一个京剧表演艺术家曾说过：“要能看懂京戏、昆曲，能听懂戏文，需要阅读大量的诗词，古典小说和古代故事、传说、甚至野史……”这说明京戏需要浓厚的文化底蕴。明摆着，比较起话剧及影视剧来，京剧，确是不那么好（容易）看的；酒呢，也不像吃饭那样来得容易。不过，唯其如此，京剧、酒，也才有了价值。换言之，京剧与酒的那点味道，也正在它们的那点欣赏、品尝的不易上。所以，酒能过瘾：京剧自不例外，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有个节目叫“过把瘾”嘛，倒没听谁说过“吃饭过瘾”的：说“话剧、影视剧过瘾”，似也不大沾边。只是，究竟是“酒”，即非谁都能喝，总归不妥。于是，有好心人，便在京剧这杯“酒”里兑水，力图稀释之而有所助益。结果呢，不喝酒的还是不喝，喝的呢，又因酒之味薄也就不再光顾了。
酒，从来没有要求人人都能饮，京剧，既然是“酒”，大可不必期望人人都会喝：于能喝者，则理应让他们喝得尽兴、饮得痛快。于京剧，如论此定位和认同，我们的心态是否能平常一些，抑或更自信些呢？
（摘自 《广西日报》）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