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以前,就听说天津观众热情,叫好最热烈,而且对“不合格”的演员坚决不留情,一定要叫倒好。如是,天津观众的诚挚曾深深感动过我,我也曾认为,天下的京剧观众就该如此。然而,逐渐了解一些梨园旧闻、又真切地看到一些现象时,我虽然对他们的赤诚没有任何怀疑,但对一些风气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试言之:
首先是谭富英先生的“叫小番事件”。谭先生因为嘎调出了问题,在天津得了倒好。其实,据齐如山先生讲,谭鑫培此处就不翻嘎调。而观众听过有人按嘎调唱过了,倘若别的演员不唱,那就是“不卖力气”。齐先生对观众的这种认识颇有微词。
退一步讲,即使这种唱法是“天经地义”的,难道听一出四郎探母就为听这个“叫小番”?喜欢谭富英先生的都知道,谭先生40年代之后,高音时不时会出问题,但这并不影响谭先生的整体风格。何苦在这一个细节上不依不饶,非给个倒好呢?
另一个让我很不平的,恐怕是杨宝森先生的遭遇。诚如一些朋友所说,杨先生确有知音。但他在天津的期间,这样知音的观众太少了,甚至无法维持杨先生的生活,最后落得贫病而终,骨灰都是用茶缸盛回来的(谢虹雯回忆)。
论坛上正有议论《洪羊洞》散板的话题。据说当时杨先生演出,许多观众听完“洪三段”就纷纷起堂,字字千钧的散板,听者寥寥,这恐怕对演员是个莫大的打击吧!
我曾对这种事情颇为怀疑——如果一个观众爱听杨宝森,怎么可能不爱听他的散板呢?问问家中久居天津的长辈,得到了让人吃惊的答案——不少人是冲着杨宝忠的胡琴去的,听完快三眼的花过门,喊完了好,痛快了,就扬长而去……
我也明白,一个演员的寂寞潦倒,决不能归咎于观众。杨先生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也是一个失败的演员。不能迎合观众的口味,自然“没饭”。但我也在想,倘若杨先生在北京,或许会“屈尊”演一些二路活(其实,对一个职业演员,“屈尊”的说法很可笑),应该不会影响自己风格的发挥——就好像谭先生;或许,还能在满足温饱的情况下,和其他名演员创造出更辉煌的成果——他临终前与程砚秋的《武家坡》就是例证。
每当听到过去的金少臣,而今的孟广禄、康万生在台上扯着脖子喊、台下津味的彩声不断时,我就有种莫名的伤心。我以上那些言论,或许会得罪不少人,但我的本意,并没有要打压或揶揄谁,更没有什么拉帮结派的邪念。本来,我想在“天津观众”前面加上“一些”两个字。但转念一想,不必——一个地方,总会有一种特定的风气,那里的每一个人,至少都有责任,对这种风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正因为如此,作为半个北京人的我,对足球场上的“京骂”深感羞耻——虽然我从未去现场看过足球。同样,作为半个天津人的我,也对京剧观众中一些我认为不良的风气,感到困惑和担忧。

本贴由石见于2005年9月06日02:15:05在〖中国京剧论坛〗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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