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角色挂胡子这一艺术表现形式，用改革者的眼光看是不合理的，哪有胡子不长在肉上而是悬在空气中的道理。所以有人主张改成粘胡子，说是这样才能贴近生活、才合理。这样改站在实际生活的角度看是对的。但用戏迷的眼光看京剧挂胡子是合理的，过去挂现在挂，将来还要挂，要一直挂下去。为什么？就因为京剧观众喜欢这种“挂胡子”。挂胡子有种艺术美，演员借凭长长的胡子可以作一些很夸张，很优美的艺术动作。京剧艺术离不开夸张，如果不夸张按生活原型演，京剧的很多艺术手段都使不上，如“起霸”、“走边”、“趟马”、“出手”，这些百看不厌的优美动作都不合“生活”的“理”。一句话：京剧艺术被全盘否认了，京剧舞台上所剩的是白脸关公，白脸张飞，白脸的窦尔墩、白脸的孙悟空。就贴近生活来说这是合理的，但却不合京剧的理。这样贴近生活的京剧没法演了，试想关羽不勾脸粘三寸长的胡子还像关老爷吗？一介书生的样子那青龙刀还怎么使，优美威武的工架因没有了长胡子而使不上了。总之不勾脸不挂胡子，千人一面没有艺术个性这戏就没法看。夸张是艺术的生命，所以主张京剧贴近生活看似合理实际上不合京剧艺术的理。而就京剧艺术来说，挂胡子勾脸是合理的，合京剧艺术的理，合广大观众的心理。
艺术作品来源于生活，但绝不是生活的翻版，贵在似与不似之间。郑板桥画的竹值钱为什么？就因他画的竹跟真竹不一样，如果“它贴近生活”，把竹画的跟真竹一样那反而不值钱了，人们不必向郑老先生求竹了，到竹子地里拔两棵岂不更贴近生活？
李万春说他演猴戏不是人学猴儿而是追求猴学人的境界，重在“人气”。这看似“脱离生活”其实正是李万春的高明之处。他不是生搬硬套的演生活，而是以生活为艺术的载体用夸张的手法把优美的京剧艺术表演给观众看。所以当年李万春才那么受观众欢迎。至于生活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观众心里都有数，绝不会因为看了京剧就以为猴子跟李万春差不多；古人的脸上都是红一道绿一道的胡子都有三尺来长，而且挡着嘴没法吃饭。
不能低估观众的欣赏水平，戏迷都懂得什么是艺术夸张，也知道“象征手法”是怎么回事。他们看《洪羊洞》，当杨六郎唱完“宗保儿搀为父软榻靠枕”后所靠的不是“软榻”而是坐在椅子上时，并不感到不“合理”，而是认为京剧就是这么演。假如让杨六郎贴近生活唱完“软榻靠枕”后真的脱衣服上床休息，观众会不答应：“晦，你还唱不唱了，我们为听唱来的，你到床上闷得儿蜜像话吗？”天津观众会用“津语”说：这算么玩意儿？
从生活角度讲既然唱“软榻靠枕”就应该有床有枕头才合理，但这不合京剧的理。唱京剧就是“一桌二椅”合理，看着舒服。那些大制做做成的山水(也不是真山真水)太俗气，人们如果看真山真水，到九寨沟比来戏院强多了。
（摘自 《中国京剧》杂志 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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