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啦？防冷涂的蜡！”30多年前童祥苓塑造的杨子荣深深镌刻在一代人的记忆中，他浓眉大眼，身披大氅，完美地诠释了那个时期的审美观，成为时代精神和英雄主义的代名词。杨子荣使童祥苓成为“文革”中闻名遐迩的明星，样板戏也带给他宠辱交加的一生。
在上海170平米的寓所里，童祥苓跟一个普通的70岁老人无甚区别。
他穿着臃肿的大棉背心，趿着棉拖鞋，在厨房里张罗管道工修水管，只有客厅墙上悬挂的杨子荣剧照和与毛主席、周总理的合影，显示出一些梨园气息。贤惠的太太南云几年前眼底黄斑，视力退化到0.1，跟人照面只能看见个影儿，家里的许多事情，都落到童祥苓身上，他房里房外跑，一动就喘，“没办法，老慢支（老年慢性支气管炎）！”一坐下谈话，他的脸上就恢复了名伶神采，溜圆的眼睛时而上挑、时而斜睨、时而含笑，他还有个习惯性的表情，先把眉毛鼻子眼睛使劲攒在一处，再使劲挣开。据说不少老戏剧演员都有这个毛病，过去扮脸上妆前得先往脸上扑冰糖水或蜜水，时间久了脸绷着难受，得松快松快，他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呢？忘了问他。
1935年，童祥苓生于天津，8岁起在北京学艺，同年登台。在他懂事的时候，大他13岁的四姐童芷苓早已是红透上海滩的头牌坤旦。为了培养这个童家最小的弟弟，姐姐不惜工本，为他广延名师，十几岁时，童祥苓便与二哥童寿苓，姐姐童芷苓、童葆苓一起令童家班扬名梨园，然后又拜入马连良门下，成为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
当选杨子荣
老的戏剧演员都是班里论排行，我们童家比较特殊，都是亲姊妹兄弟。我们家不算梨园世家，父母都不干这个，但是我们这一辈儿，许多都走了这条路，大概是受我姐姐童芷苓的影响吧。
能选我演杨子荣，那是碰上的。那时候，我们童家人正靠边儿站呢，1964年那会儿，江青说我姐姐反对现代戏，我们一家子都受到株连。其实我姐姐最支持新戏的了，她原先演老戏的时候，就排了很多新戏，什么《武则天》啦《大闹宁国府》啦，1958年的时候我们就演现代剧了，我们童家班创作了《赵一曼》。我姐姐那时候很红，大江南北都知道童芷苓，她把我们姐弟聚集到上海，想发扬童家艺术，号称“童家班”。但是“文革”一到，她被“揪出来”了，江青说她反对样板戏，是文化特务。
前些天还有电话找我，要跟我核实一些细节，据说北京方面查到史料，江青担心自己在上海文艺圈的旧事被人知道，所以要把知道她底细的人一网打尽。我姐姐恐怕就是吃了这个亏，不过这事儿我不知道，我姐姐也没说过。
反正选杨子荣那会儿，我们也知道自己的处境，轮不上，不该有我。剧团领导最后一个把我找去。我到了后台，一看，几省几市的老生都在这，这么多唱老生的，我说你们干嘛呀？在这？大伙儿在后台开心嘛！考试。谁考试？后来我就上去唱了一段，传统戏《定军山》，唱了一段就下来。过了一会儿孟波副局长进来，说你能唱《法场换子》吗？我说可以。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江青过来秘密选演员呢，不过她也没有马上就决定让我演杨子荣，几天后她去看了我演出的《红灯记》。
快开演了，团长告诉我，江青来看戏了。说实在的，那头两场我自己都觉得浑身唱着不自在，怎么提这个灯也不是，左手也不是，右手也不是，反正哪儿也不是。我没敢告诉我姐姐，如果告诉她，她可能比我还紧张。等演完了，江青上台，没理我姐姐，就跟我说你别老吃自己的饭。不吃自己的饭，我吃谁的饭呢我？她说你应该自己创作。那咱就自己创作。我创作什么呀？我也不知道。说完了她就走了。
没多久，我就被调进了《海港》剧组，扮演正面角色大队长。我在《海港》只排了一天的戏，第一天我还跟导演逗乐，第二天张春桥来了，说在休息室等着见我。我当时一想坏了，怕是出娄子了。
到那儿去见他，他脸一板，我更害怕了，完了他问，“你愿意演杨子荣呀，还是愿意演这个大队长呀？”
这我可蒙了，他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呀？我想了半天。我说我从来，领导调我上哪儿，我上哪儿，没说是让我上《威虎山》，我自己提出上《海港》，什么我也不知道呀，就把我弄到《海港》。我想了半天，我说张书记，杨子荣也是革命英雄人物，大队长也是革命人物，都是现代戏，我全喜欢，您看我应该上哪儿我就上哪儿。这时候他脸上的肌肉开始有点笑容：那么你今天晚上就到《智取威虎山》剧组报到吧。我就是这么个机会才得到这个角色。
我这辈子，也是三起三落，“文革”前挺好，1957年那会儿就给我定每月350块钱工资呀，那时候吃一顿西餐，大概也就花1块钱。我姐姐更不得了，她在京剧院挣1000块钱工资，那多少钱哪！比现在的腕儿也不少哇！解放以后，全中国没有一个人有私人汽车，童芷苓有！当时文艺界最有钱的就是童芷苓，你要见了陈强，就是陈佩斯他爸，你问他，他拍《魔术师奇遇》的时候，坐在敞棚汽车里面钓鱼，那车是谁的，他一准儿跟你说：跟童芷苓借的，进口儿福特！我姐姐一入党就把房子、车子什么都上交给国家了。
“文革”一开始，我们童家算是一落，我姐姐被揪出来了，整天钻牛棚、挨批斗，我们也跟着靠边儿站。当时我姐姐说，你们说我是文化特务，只有等解放台湾了，你们查了国民党的资料，才能证明我的清白，现在我怎么说都说不清楚哪！
1965年我演上了杨子荣，算是第二起，我姐姐挺高兴，嘱咐我要争气，拼上一切也要成功，她这是指望我洗刷童家“反对现代戏”的罪名呢。
我记得调到《智取威虎山》剧组，江青就说，第一，把你调过来目的很明确，就是加强杨子荣的音乐形象，特别是杨子荣的基调。我说什么基调？她说，共产党员这4个字，你把他这个形象基调搞出来就行。
比方说吧，那座山雕一枪打一个灯，杨子荣得把座山雕给压下去，一枪打俩灯，那俩灯是穿在一个保险丝上，我跟管灯光的不容易呀，那时候设备不像现在这么先进，那时候有一百多个铡刀呀、变光呀，到时候就得用手一推，保险丝一碰，打俩灯。
也有弄错的时候，演小土匪的有这么一段词：“三爷把灯给打灭了。”杨子荣打完，“一枪打俩，一枪打俩，好枪法！”有一次搞错了，“叭”座山雕一枪，俩灯灭了。
我一瞅，座山雕灭俩灯，那我不得灭4个灯？这些小土匪就没词了：“嘿，好枪法！”就完了，我这杨子荣一打，“叭”，就一个灯，大伙儿编词呗，不能没词，全灭了，没辙了，杨子荣一枪所有灯都灭了。
就这么害怕出错儿害怕出错儿，还是出了几回错儿，有两次在台上还忘词儿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啥也没了，怎么办？！你说一个演员，又要演戏，又要挨批，又要写检查，神经高度紧张，那真是！
1966年，《智取威虎山》进京演出，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兴奋的童祥苓在给妻子的信中，顺便也给他的姐姐童芷苓写了几句话，因为他知道，姐姐对悬系着童家人命运的《智取威虎山》一剧十分挂心。他告诉姐姐，主席看了戏还修改了台词，然后他写道，“我们文艺工作者，应积极去表现工农兵，我希望姐姐若有什么问题就交代，但我相信姐姐不是坏人。”
不料，这封信落入了“造反派”手中，几句简单的话，成了弟弟为姐姐翻案的白纸黑字的铁证。童祥苓刚一返沪，姐弟俩就同台被批斗，连远在北京的妹妹童葆苓也未能幸免，年迈的父母更是吓得主动带领红卫兵查抄早已一贫如洗的家。童祥苓没有意识到这场风暴的残酷，他试图与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争辩，这场争吵使他始终遭到张春桥的记恨。不久，那个神采奕奕的杨子荣从舞台上消失了。
绞肉机里讨生存
其实原先选我演杨子荣就是权宜之计，后来剧本主席也定了，戏也成熟了，换个人演也成了，就把我赶出来。1966、67、68这3年就净是劳动和批斗，反正哪天斗童芷苓我就跟着上台去，他们说今儿没你，我说没我我也站这儿吧，反正我姐姐站这儿呢，我也得站这儿，那没办法，她姓童我也姓童呀。
张春桥说我给童芷苓翻案，我哪儿有力量给我姐姐翻案呀，自身还难保呢！当时我也是挺倔，我说张书记，您说这个话好像没什么水平。张春桥瞪眼一拍桌子，“你说什么？！”我说您别生气，您让我把话讲完。我说童芷苓，我姐姐，你们现在说她是文化特务也好，什么也好，你们现在审查之中，并没有给她定案，你都没有定案，我给她翻什么案？这不成我给童芷苓扣上反革命的帽子，我给她定案了吗。这个话您说得没水平。后来他说，“你们童家有几个好人？”这话我有点接受不了，我说童家有几个好人，历史可以作证。
好，第二天我老婆到京剧院了，说你快来吧，她也不敢在电话里说。我去了一看，京剧院那舞台上，大概有一米见方吧，几个大字：童祥苓不投降是灭亡！我一看坏了，今晚上这主要演员是我了！这批斗的主要人肯定是我了！
出了京剧院的门，我回家应该是往左手走，一下我就往右手，就往外滩那边去。当时我想，他妈的，跳河算了。我为什么非常感激我老婆？她把我拉住了。她非常理解我。她当时说了几句话，她说你自己应该什么事都想开，你不为自己想，还得为孩子想。我夫人是非常非常老实的一个人，孩子又那么小，嫁到童家本来连累了她了。我就跟她回了家，我心里想，反正今后我这一辈子——那时候也没想到“四人帮”会倒呀——反正这辈子按我的性格就是屈辱、屈辱地活着吧。
到了1968年，八部样板戏要拍电影，第一批要拍的就是江青最喜欢的《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于会泳为寻找新的杨子荣人选，找遍三省一市的京剧团，都没找着合适的人。当时我正挨批呢，为一次压腿挨批。
我们是演员嘛，下意识的习惯，呆着没事，就把腿给搁这儿了，耗腿。谁知道下午马上集合开会：“童祥苓还在那儿练功，梦想回到台上演杨子荣，痴心妄想！”批斗了一下。最可笑的是，第二天于会泳找我，“你最近练功了吗？”我心里说你这人莫名其妙，我压了次腿你就给我来次批斗，我还练功？我说没练功。他说，“要练功，要练功，你这个玩意写个检查，叫大伙通过。”后来回去我明白了，这叫突击解放、带罪立功。我跟我老婆说，你别着急，我死不了了，他们又要用我了。
那几年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有人说，你是天天在绞肉机里打滚呢。
第一个要检查，经常写。工宣队老敲我的警钟：你的问题还没有完，你的性质已经定了，是敌我矛盾！第二我要劳动改造，早上起来吃完早点，全剧团200人的碗筷我要洗干净，完了上班，吃完中饭200人的碗筷我要洗完，等我洗完人家睡完午觉起来了，我又上班。晚饭后我再洗，洗完还要开会，或者批斗或者说戏，这就是我两年的生活。
我有预感，早晚有一天，不管我是否成功，会把我从舞台上弄下来的，因为我是童家的人。1970年，经过江青等人亲自反复指导修改，电影《智取威虎山》拍摄成功。回到上海后不久，童祥苓果然被搁置起来，从1970年到1976年他几乎没再排过戏，但电影《智取威虎山》的成功，却使他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他的太太南云是梅兰芳的学生，也是著名的京剧演员，因为受到牵连，被下放到上海农村劳动，演惯娇滴滴旦角的身段，整天泡在水稻田里喂蚂蝗，两条小腿静脉曲张。
1976年，“四人帮”倒台，童祥苓很高兴，他想，姐姐的问题，童家的问题，终于有个出头之日了。他没想到，他自己却因演过杨子荣，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人物。“反正好事都没我。”因为历史问题，他在剧团老是评不上先进，这有点伤他的心。
滋味万千的1976
“四人帮”倒了，倒是能唱戏了，但是还在审查我，说我是“四人帮”的嫡系队伍啦，这个那个啦。幸好，“文化大革命”当中张春桥有批示：此人不可入党。我就沾了这点光，因为不入党就不能篡党夺权了，对不对？哪有一个群众篡党夺权的？
你问我对1976年那一年的印象？工作组！政审！审查！那一年我们剧组创作了一个《甲午海战》，戏不错，真不错，3个月客满，买不着票。但领导就跟你疙疙瘩瘩，日子反正不太好过，抓也抓不着什么。那时有个香港记者找到我，很看好这个戏，想推到香港，结果领导没同意。何必呢？为一个童祥苓？我不演好了，给别人演好了，戏还是好的，别因人废戏呀。那年还排了《大风歌》什么的，排了好些戏，白花力气，一个演员有多少力气去糟蹋呀。
我有时候就生气，你说“文革”10年，总不能都罢工不干活吧？要是农民都罢工，你们吃什么？要是工人都罢工、铁路都罢工呢？像我们这样还在工作的，“四人帮”一倒台，我们倒又成了为他们出力的“嫡系队伍”了。干脆彻底打倒倒好了，像我们这一拨的，你说我是好人还是坏人？说不清楚。我跟我们剧团领导开玩笑，等我追悼会上，也别给单位添麻烦，悼词啊啥的都别要了，别给我定性了，定不了性。
我只能等着时间，让老百姓、观众来给我定性，看我童祥苓是好人还是坏人，肯定你否定你，最后会有一个结论。我这一生当中最幸福的，就是为京剧艺术做了点事情。196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是我们把京剧的几代观众用手连起来了。现在30年过去了，大家看我倒亲切了：杨子荣，我们是看你的戏长大的。
你说成也杨子荣，败也杨子荣？其实话不能这么说。我跟杨子荣有个不解之缘。我记得上海刚解放那会儿，晚上放完炮，大家都不敢出去，我当时才十几岁，小孩总归好奇，偷偷溜出去，看见解放军坐在路边，抱着枪在休息，也没有干扰交通，也没有去人家家里抢东西，跟国民党的军队很不一样，我印象很深，年轻人嘛，会本能地辨别善恶，当时我就向往着，将来能够演绎一个解放军的形象。命运安排，正好演了一个杨子荣，算是如愿以偿，可以施展自己所学的东西。
我一辈子喜欢这个戏，喜欢这个人物，《林海雪原》的书我也看了，它太适合我们京剧的唱做念打了。
1993年，58岁的童祥苓决定提前退休，告别舞台，他跟太太、孩子一起，开起了小饭馆。童家饭馆开了8年，这是童祥苓这几十年来，最开心的一段时光，过去聚少离多的一家人，可以经常呆在一起了。
今年是童祥苓和太太南云的50年金婚，早年父母撮合而就的“包办婚姻”，成就了一对相濡以沫的患难夫妻。童祥苓很得意，“结婚前都没见过，结婚那会儿一见，嘿，真挺漂亮！嫁我算是亏了。”南云在旁边微笑着补充，“我妈做的主，我那时候小姑娘，啥也不懂。”
他们的婚礼十分简单，全剧团集中在小剧场里，领导宣布二人成婚，喜糖一散，就算完事，也没婚假，当天都没来得及进洞房，二人就又跟着剧团到外地演出去了。
夫妻店的生意越来越难做，2001年，童祥苓把小饭馆转了出去，现在他还零星参加一些演出，不扮相，清唱，算是玩玩。南云的眼睛出了问题以后，他们两个到哪里都不分开，因为他就是她的眼睛。一条白色长毛小狗，老姑娘“妮妮”，跟了他们12年，一条腿瘸了，在家里狂吠不止。每天下午，童祥苓得抱着它下楼溜弯儿，溜得气喘吁吁，“它没法儿走路，这哪儿是我溜它呀，是它溜我！”
（摘自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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