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步云传略

晋剧名丑杨步云，享年86岁高龄，于1996年溘然长逝。然，在晋剧界尤其在“东四处”久负盛名的他，音容笑貌仍然萦绕在千千万万观众的心目之中。

笔者今将箧中尚存其生前口述的“采访记录”取出，加以整理，串缀成篇，意在昭示后来（丑行）戏人，亦飨广大观众。

杨步云（山药蛋）传略
林下笠翁

从“山药蛋”艺名说起

杨步云生肖属猪，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出生在清源县（今清徐县）杨坊营村，兄弟五人，排行老三。穷家的孩子起不了金玉珠宝之类的富贵名儿，父母赶顺口唤作三蛋。后来在寿阳县打了戏，那地方素有“山药圪蛋”的浑称，又因为个头不大，脑袋挺圆，唱丑行的，上了台规矩不多，滴溜溜到东，滴溜溜到西，像山药蛋一样滚得欢实，几下里一凑合，便得了“山药蛋”这个艺名。

杨步云这个官讳，是大哥杨步青给起的，当初他弄不清其中的用意，长大了在戏词中才解开：兄叫步青弟起步云，平步青云，便可达官显贵。谁知事与愿违，命运捉弄得人——

父亡家破手足离散

杨家祖祖辈辈赤贫如洗，到父亲杨海儿这一辈，穷到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境地。在他还不大懂事的岁数上，父亲因奔波操持，积劳成疾，无钱医治，刚交四十，便离开人间，翌年冬天，二哥（大概叫二蛋则）也因病饿少亡。母亲无法支撑这份塌了老天拆了大梁的光景，便打发大哥沿途乞讨到齐齐哈尔投靠早年闯了关东的祖父开荒度日，四弟也让走了西口的叔父带到归化城（现呼和浩特）一带给牧主放马。小孩子经不住北地寒冷的气候，不久便因冻馁而夭折，弃尸荒原。家中留下五弟，稍大一点闯关东到黑河一个火车站，干了力气不能支的“脚行”营生。为了活命，年仅六岁的杨步云裹着麻袋片，拉起讨吃棍，像一团干枯的蓬篙，在晋中平原上随风滚动了三、四个年头。到十岁上，一个深秋的夜晚，偷吃了人家的猪泔后，在秫秫地里“宿眠”，天明醒来，惺忪中神话般地望见太阳出来的地方有一座高高的塔，心想一定是个大地方，有饭可讨，便朝高塔走去。大约走了一前晌，午时到了塔下，举目四望，一片陌生，向人打咱，方知到了离家30多里的太谷县城，此时，一阵锣鼓传来，这里正唱“庙戏”。为讨吃，不为看戏，径直来到伙房，站了半天却不好开口，愣征中，灵机一动，猛地夺到鞴拐，使劲地拉了起来。大概伙夫们明白了，挑给一碗面说：“吃饱了，好好地拉。”就这样，和戏班子结下缘份，走一处，跟一处，拉风箱，换饭吃。谁知好景不长，班主发现多了一口嘴，雷霆大怒，重罚伙夫，撵跑三蛋……

天无绝人之路。过了几天恰巧“盖天红”、“说书红”、“狮子黑”、“万盏灯”（十一生的业师）的“万福园”戏班子来了太谷。每逢赶台、放道就见一个“小讨吃”跟在大车后面，这就是三蛋。三蛋是仿效上一次的法子“打进”戏班子的，他高兴地暗自说：你秧歌班烂班子，撵了我，看！咱们跟上“字号班”了。以后的几个月里，“盖天红”的戏班子没有撵他，久而久之和一些“底包”们混熟了随着话音听见一阵嚓嚓啦啦点钱声，末了，那人扛着三匹布，腰里系着鼓鼓囊囊的兜肚走了出来，三个孩子恍然大悟，紧跟着想要点钱，那人推脱不开，慌慌张张给称了一斤落花生，分塞开，便溜得不见了。

就这样稀里糊涂被卖进戏班子，原当初想吃一碗安生饭，所以心里也没怎么恨那个“人贩子”。如此因祸得福，杨步云涉足艺海，迈开后来六十多年的舞台生涯中——

艰难的第一步

卖进戏班子是民国十年（1921），十一岁上的事。

“小锦义园”是个专门打娃娃的班子。两上班主，一个喜富则，一个叫全林则（同是寿阳本籍人，前者家在大北河村，后者住北张井村。）班子共买娃娃二十多个，最早请唱须生的老宋银（外号常有理）为师，后因内讧其一度“跳班”离走。故又请唱青衣的灵儿师傅（艺名“十里麻”，蒲州人，后落居太谷团场或水山村）执教，这两个人算是娃娃们的启蒙业师。

和其它娃娃班一样，进了戏班子就得立下卖身文约，如：学徒五年只许班主辞退，不许私自不干。赶台放道河刮水漂不管；不受师傅调教寻死上吊投崖奔井不管；私自出走狼拉狗拽冻死饿死不管……这不管，那不管，还有许多，反正死了白死。

娃娃班怎样“打戏”杨步云老人没有说多苦、多难，只给笔者讲了娃娃们一天的作息时间，如：晚饭后，跑“圆场”一百遭，踢腿三百六十，解手，熄灯，默背“句段”，一晚上不准小便，假若有娃娃尿了床，便是一顿“藤条”饱打，鸡叫头遍起床，三伙头（现在剧团叫生活队长）带队出功，面对地堾或高墙，由“倌娃娃”（类似现在的学生班长）挑音“咪一”“嘛一”喊嗓。待练到太阳出，师傅来了，先验每个人嘴冲着的地方“呵雪”薄厚，厚者不问，薄者先挨藤条二十。之后，按行当练“说科”念道白，每人至少三百句，师傅在场监视，要求声调正，咬字真，手指对，眼稍跟，一句念错推倒重来。杨氏攻丑行，每天必须念过“玲珑塔”、“哈喇达”、“蛤蟆喝水”三大段说科，限于篇幅，这里仅以“玲珑塔”一段例录曰：“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一十三层/若问一层有多少/十万八千有余零/塔前边盖了座庙/庙里边有个老僧/若问老僧年纪有多大/七见黄河九澄清/老僧所有八个徒弟/八个徒弟一个一个通有名/大弟子名叫崩葫芦巴/二弟子叫巴葫芦崩/三弟子名叫青头楞/四弟子名叫楞头青/五弟子名叫僧僧点儿/六弟子名叫点点儿僧/七弟子名叫不中用/八弟子名叫用不中/八个徒弟学会八种艺/一个一个通有能/崩葫芦巴会打鼓/巴葫芦崩会撞钟/青头楞会拍镲/楞头青会念经/僧僧点儿会吹管儿/点点儿僧会捧笙/不中用会烧火/用不中会点灯/八个徒弟言说换换吧/但不知换成换不成/……正说话/抬头看，满天星/山上看，长着棵松/松上看，落着个鹰/地上看，有一个坑/坑里边看，冻着块冰/屋里看，点着盏灯/墙上看，钉着个钉/钉上看，挂着张弓/八个徒弟正说话/西北山上刮大风/刮散了满天星/刮倒了山上的松/刮飞了松上鹰/刮化了坑里的冰/刮平了地下的坑/刮灭了屋里的灯/刮掉了墙上的钉/刮翻了钉上的弓/若问这叫什么科/这就叫——星散]松倒、鹰飞、冰化、坑平、灯灭、钉掉、弓翻、影无踪”。

说白练到日高一杆，即面对太阳学唱功，所有学下的“乱弹”呵完，才收野地功。人马拉回村中大场，还是不让小便也不让吃饭，接着练腿功；三百圈“圆场”，二百“走腿”，一百“死腿”（此种腿功有尺寸要求：面对一堵墙，腿平伸，脚跟刚擦墙皮，脚尖勾回往眉梢、鼻尖、嘴唇上踢）若有偷懒的娃娃，师傅便把一根半尺长、两头削尖的竹签绑在你的腿弯里，再罚你一百，稍有弯曲，两头尖尖都往你肉里扎，娃娃们暗地里管这叫“啃枣核”。

死腿踢完紧接着就是“揉腿”，所有娃娃一字儿席地坐下，师傅们挨个儿抬住腿压膝盖，最难挨的是抠住腿弯里的两条大筋，来回往长拉，娃娃们管这忠“弹三弦”。本来疼得钻心还得忍着泪不敢叫喊，只要哼哼一声，糟啦，非弹得你血淋糊嚓不可。艺徒们最怵的就是“啃枣核”，“弹三弦”，可谁的腿弯里也没有少流过血。揉完了腿，才放撒尿、吃早饭。熬到那时候，谁还有呀，早就耗干了。

吃罢早饭出前晌功，首先做“七情”。“七情”者，乃喜、怒、哀、乐、悲、恐、惊。所有娃娃分行当轮流着一情一情地做（仿佛现今的小品），要求情真意切。所谓真切，以哭笑为例讲，悲哀时的哭要真流泪，喜乐时的笑更要分感情，比如真笑、苦笑，见了父母的笑，遇到朋友的笑，情投意合时的笑，内心不和的笑……凡此种种都要分得清清楚楚，恰到分寸。稍有差错，自请“手板”。

做完“七情”接下来是抠“七韵”，戏班子传统以“君、臣、人、命、一、条、棍”七字为便，全按“蒲白”反复呤来，要求发音准确，吐字清楚。杨氏因晋中籍，“我”、“鹅”不分，“唤”、“饭”同音，自然挨了不少手板子才被抠过来。

“七韵”之后是“等架子”，现在叫做学身段。也是按照行当，师傅先示范诸如：“抹架子”、“坐帐”、“演马”、“走边”等程式和“跟头、把子、 髯口、水袖、稍子、翎子”以及“开门”、“进门”、“作揖”、“打躬”等舞台上常用动作的“范儿”。师傅们只做一遍，最多两遍，娃娃们就得做来，做对，做到家。大的程式别说，就说“进门”这个小动作，就得在门坎高低上分出贫、富，进了门又得在面部表情上分出贵贱。这个“屋”里若出来人，要从你观看对方的高低尺寸上分出是祖父、是父亲、是叔伯、是弟兄、是儿女、是孙孙……一码不到不是藤条便是手板饱打一顿。

说真话，旧时打娃娃师傅们是“恶”，可他们也够辛苦的，折腾一上午，吃过午饭稍事休息，就要给娃娃们排戏。小锦义园的启蒙戏是：须生的《秦琼观阵》，青衣旦的《见皇姑》，大花脸的《打渔杀家》，二花脸的《斩单通》。杨氏三花脸兼丑旦多是《小秃下四川》、《老少换妻》、《吃盒子》等。

因为班子娃娃多，教师少，艺徒们很少能得到单个亲传的机会，所以要想学到东西，一靠“偷戏”，二靠“下黑功”（背地里自家练）。

以上所述是娃娃班日复一日的训练作息情形，听了这些，行里人自当别说，就是行外人对学艺之苦也不言而喻了。

行里头的人常说：‘背地里受罪，人前头显贵’。这话一点不假。“小锦义园”娃娃们硬是在苦寒严酷的环境下熬呀、学呀、后来大都成了“气候”（当然也有没熬到头的，如：一起被卖进来的那个“没名”小孩逃跑了，和尚真在寿阳一个寺院出了家。“寿阳红”成玉小折磨成病死了）。三蛋凭着一颗恒心，苦熬苦拽，三个月后登台露演。第一次唱的是《血手印》中的陪桩丑，也有三、四句词儿。后来陆续学下了《下四川》、《柜中缘》、《牧羊圈》、《庆顶珠》、《月明楼》等戏。

随着娃娃们艺术上的长进，“小锦义园”于民国十三年（1924）正式开锣。从此，杨步云随同馆们在晋中和东山地区的舞台上于《梅降亵》、《春秋配》、《打渔杀家》、《牧羊圈》、《三疑计》、《月明楼》等戏中应工，”寿阳小丑”初露头角。然而——
生活道路曲折多阻

好戏唱了不到二年，民国十四年（1925）末，因为遭了“年馑”，“小锦义园”写不下台口，断了钱项，班主们破了产，娃娃们揭不开锅，只好在过大年前将一班娃娃卖给和顺县科举村老财郭七十。现成的班底，装了一付箱子，就又开了锣。杨氏本人虽然仍“拿不到份子”，但总算又有了吃饭的地方。饿怕了的娃娃们，知足。得了温饱的他们就一个心眼操在唱戏上，班子的戏也因此唱得较为红火。不料，又赶上国民党军阀混战，蔡永寿打辽县（今左权），兵荒马乱中，科举班被迫垛箱。娃娃四散自寻出路，掌柜的见三蛋年幼且无家可归便想留他当“小长工”，想到出去又得要饭，不妨留下有个立足之地，便答应了。从此脸上擦掉“豆腐块”（注：丑角脸谱），手里拿起赶驴鞭。冬天每日和两头毛驴一匹马为伍，风雨黑雪往返六十里在驮煤驮炭；夏天还得上山放羊。因为多年的习惯，心里也想喊喊嗓、练练功，可毕竟是扛长工……再说十五岁的孩子，累了一天，浑身的骨架早就散了。日子一长，不知不觉就把功散了。

民国十五年（1926）时局略有转机，榆社县衙门班头李专才伙同满小则（寿阳人）张罗“供戏”。一日来赁科举村的戏箱子，发现”寿阳小丑”（杨氏未出名前的艺名）在这里赶牲口，便花了（不知多少）银钱，硬从郭七十手里把他买出。开锣后，应台下的呼声，第一场唱的《下四川》（杨反串牡丹姐），不曾料到头一句“滚白”张嘴就是条“黑窑窿”，台下看戏的一片“咴！”“咴！”声，差点把他“兑”下去。心里想，坏了，一年多没唱戏，再加上到了“倒仓”（变声期）的年龄，弄不好一辈子就完了。将就着把戏唱完，回到后台大哭一场，哭过之后，心里一冷静：不信就这样完了，练！从此，起早搭黑趴到冰河上喊，对住井口喊，风里喊，雨里 喊……过了半年，嗓子又有了，能唱四六八句乱弹。就在这时候该班子的头套三花脸死了，二套又“跳”了班，丑角的活儿全给杨步云搁下，小从《空诚计》的老幼军，大到《五花洞》的刘成景，有时连《五岳图》的土行顺（武丑的话）都得他唱。

那时候的戏码子，一个班社一茬子，说不定你有的人家没有，你没有的人家偏要唱。这就得要艺人肚子里“宽绰”。想“宽绰”有两个法：一是“偷”，二是“掏”。“偷”好说，只要自己有心即可，但来得慢，想解决眼下的“过不去”，必须去“掏”，怎个“掏”法？无非是礼下求人，钱下求人。譬如：要学《五岳图》的土行顺，得给戏梁子大花脸磕头，想学《梅降亵》的花游景，得求小旦师傅，光磕头不行，还得给人家割草喂驴，扛行李解铺盖。最好的办汉是花钱买（如遇带“嗜好”的就非得给买洋烟不行）。小戏仔哪来的钱？无非是在自己牙缝里刮。当时连吃带挣总共一天半斤白面。捞饭（小米干饭）补贴。想省下白面，光吃小米，那是班规所不容的。所以，只好把面烧成饼子，偷偷的卖了，给师傅们买东西送礼人家才给“说”戏。这个班子当时的戏梁子是：须生才喜则，大花脸“六指黑”，青衣“芝麻旦”，二花脸“门官黑”、小旦满小则，小生存喜则，老旦二元则，从这些人肚里杨氏掏下了《五岳图》、《五花洞》、《六月雪》、《九更天》等本戏和《偷汗衫》等十几个折子戏。终于应住了该班子三花脸的门子，这是杨氏十七岁上的事。

因为起了内讧，榆社的班子不到二年闹散了，民国十七年（1928），十八岁的杨步云，辗转来到“东四处”搭了昔阳成保班主的“锦胜园”，这个班的把式比较“硬克”，须生马光麟（耿耿红）、花脸王银柱（二百五）、旦角“玉石娃娃”。拉二套的有秋小则（生角）、吉小则（花脸）、红小则（旦），还有赶驴旦（燕龛人）与蔡春成的二徒弟尹书年。唱得戏有：《日月图》、《八义图》、《五岳图》、《汴梁图》、《富贵图》、《九更天》、《回荆州》、《火攻计》、《八件衣》等。这一时期也正是杨步云日趋成熟的艺术青春期。凡丑角戏都是他先“红火”，“山药蛋”也就从此出名了。

由于小有名气，屡有“挖”角的光顾。民国二十年（1931年）二十一岁，被平定县的喜来小“挖”到他的班子里与马兆麟（耿耿红）等同台共事，刚交一年又由当年在“小锦义园”学艺时的“同馆”梅喜生（平遥人）叫到他所承的“喜生园”（驻寿阳井上村）。因为这里人地两熟，一蹲住了八年，期间，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侵华，全国掀起抗日热潮，是年冬天从太原来了两个人（记不清姓名），经动员介绍，杨氏加入“牺盟会”。这两位还帮助戏班排演了《国难访英雄》、《汉奸大失败》等抗日时装戏。在后一剧中杨氏扮演大汉奸“卜云柱”，演出之后老百姓一见他就叫“不如猪”（谐音），可见这个戏在群众中起了一定的教育发动作用。

大约1937年，日军铁蹄踏进寿阳，到处实行“三光”政策，喜生园遭劫散班。冬天，远在异乡的杨步云，流落到罕山脚下郭家庄，幸遇郭红梅（原平定县剧团退休艺人）的父亲收留。郭家光景殷实且好戏，故愿意将己经学了戏的红梅许配于杨。由于处在兵荒马乱年月，想到自己又是一个连口也糊不住的漂泊戏子，这桩亲事未敢应允。出乎意料的是郭家没有因为谢绝美意而冷淡，可步云终不愿意也不能长期寄人篱下，久为累赘，遂于翌年春天跟了阳泉小西庄村的一位卖砂货的寻回老家，走时红梅的母亲还给带了路途盘缠，把十几块大洋给缝在破衣服里（说到这里杨氏落下了眼泪）……以小伙计的身份，给人家背了半麻袋砂茶壶盖，在敌战区提心吊胆盘桓半月，一天夜晚终于跪在离别二十年的老妈妈膝下，母子抱头大哭一场（杨氏说，因为当时，戏子被斥之为“下三行”，死了不让进祖坟，所以连自己的妈也没敢告诉唱戏这段事情）第二天就扛起镢头，下了从地主手里租来的三亩多薄地里，这是杨氏在艺术上受到的第二次折难。

日本鬼子肆意作乱，老百姓民不聊生，杨氏同村里人一样三天两头被要去“应差”当桥工，修炮楼，挨打受气不用说，有的人把性命也搭进去了，一次村里要拨他回去当自卫团，忍耐不住，连夜跑到太原，流浪街头，经小三儿生的徒弟存林子串通入了冀美莲业师“一点红”的班子，应工丑行，出牌子艺名“杨灵丑”，和冀美莲同台演出。期间，有一次班主派他去太谷请筱金枝、莜金梅，途中听人说，班主们“犯了事”，让鬼子扣了，班子因之混乱，演员闹腾自散。杨就转去代县搭班，因为班子不景气，遂返太原。正在走投无路之时，阳泉的商福盛、张明山（赛鱼人）在并招聘演员。三十一岁的杨步云于1940年跟随商、张二人来到阳泉参加了王银柱（二百五）、十三红他们的共和班，与张春明（二计黑）等搭班唱戏。不久，“说书红”高文翰携其女高爱卿（大约十四岁）也来到此班，以较为整齐的阵容，唱蟒靠戏为主，演出于“东四处”。

访谈中担及杨步云、路小桃这对艺术伴侣在当初兵荒马乱年代缔结姻缘之事。路小桃坦率地告诉笔者：她，原籍河北省宁晋县。父亲路计臣，母亲李春兰，生过九个孩子。穷苦的光景加上养育之艰辛过早地夺去了母亲的生命。父亲“一担挑”逃荒来到太原，在旧城街落脚，举家人靠父亲出卖苦力，打发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日月。自幼就有犟劲的小桃，为了使父亲少一份拖累，八岁上自卖本身（但没有得到一分钱），跟着人贩子来到阳泉，写在一个叫陈耀先的须生艺人名下打了戏。不巧，未过二年师傅病故，没了主儿的小桃硬是钻在文武场的桌椅底下记会了不少戏，一次偶然的机会登台演出，乍露了头角。到十四、五岁便有了名气。

1945年日寇无条件投降，杨步云招呼“共和班”的人员与阳泉站的居民们一起走上街头欢呼抗战胜利。民国36年春，剧团在石家庄卖了十天台口，时逢解放战争，因石太钱铁道被扒，班子暂困那里，由于时局紧张，无处演戏，人员自散。有的北上张垣投亲靠友，有的改行别谋生路，迫于饥馑山药蛋夫妻才生活到一处，与张春明（二计黑）、高文翰（说书红）父女均住在八条胡同天泰客栈，打零活糊口。可怜一代名伶高文翰就在这年贫病交加，魂归泉下。

1947年，在解放战争的炮声中，石家庄解放。流落他乡的共“共和班”艺人们欣喜若狂，随着人流涌上街头，欢迎解放军进城，走在队伍里早己参加革命的郭兰英发现了旧日的同行，十分亲切，遂将情况介绍给我军领导，数日后，新政府送来2400斤（小米）赈济粮，派了郭兰英和一个姓徐的导演，帮助共和班收拾班底重新开锣，并赶排了新编历史剧《正气图》。同时以郭兰英为主演合演了《金水桥》、《明公断》等戏。为响应新政府号召，共和班人马在石家庄北后街外搭的“庆功台”上慰劳演出《反徐州》、《打渔杀家》、《卖狗肉》三本大戏，董必武等领导同志到场观看，杨氏扮演的丁郎、李尤儿等角色赢得首长和战士们的热烈掌声。

得力于当地新政府的支，“共和班”于1978年8月返回阳泉，在老君庙（现下站小学处）演出。不久经张占禄、侯德全接请与市政府派孔丽贞等组织领导以许志林等石卜嘴票友们为班底在新华茶园（人民戏院前身）的班子合并，起名“新声剧团”。当时该团的戏梁子有冀萍（小旦）、冀素梅（须生）、雷啸春（刀马旦）、张春旺（花脸）、李素英、高爱卿（小生）、路小桃、筱佳乔（表衣）、邱树山（武生）、冯少臣（老生兼演武生）等，上演剧目除从石家庄带回来的《反徐州》、《打渔杀家》、《卖狗肉》以外又添了《忠报国》、《汴梁图》、《上天台》、《永寿庵》等历史戏。1949年为庆祝建国，配合形势新排了时装戏《破除迷信》、《枪毙黑母蝎》。这两出戏中杨步云以反面人物主角，竭力配合正面人物的表演。演出中受到台下观众的“痛骂”，可见其表演艺术为人民群众所称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发展。1952年4月底新声剧团经过“戏改”，组建为“阳泉市人民晋剧团”（俗称“人民戏院”）。之后不久吸收了一批新生力量，遂以崭新的面目活跃起在以阳泉为中心的平定、寿阳、昔阳、盂县等地。其时行当齐全，阵容齐楚，门门功夫“硬克”，每到一处观众都有赞誉，平坦垴“莲花落”民间艺人编成顺口溜曰：“冀萍、李素英/小桃、高爱卿/正套须生小果子（冀素梅）/拉二套的疤改英/二计花脸张春明/老生包给茶叶红（王意诚）/青衣旦筱桂乔/李长璐打武生/二黑头雷合电/刀马旦雷啸春/娃娃生李芝凤/‘山药蛋’笑煞人/郝五鼓板打得硬/拉葫芦的张仰增/李玉琪电打活布景/尹书年剧务一了清。”这段顺口溜真切地记叙了当时剧团的雄厚实力和整体艺术水，加之太原的丁（果仙）、牛（桂英）、郭（凤英）、冀（美莲）也时来客串，如此名家荟萃，强手云集，匠心独具，各领风骚。演出了《凤台关》、《火焰驹》、《失·空·斩》、《法门寺》、《秦香莲》、《七剑十三侠》、《下边庭》、《辕门斩子》、《黄鹤楼》、《杨乃武与小白菜》。观众为剧目之多，行当齐全，流派纷呈，艺术精湛，称其为“东山第一团”。杨步云夫妇在其中博击着、奋进着，直至年愈半百，仍然坚持在舞台，并苦心培养着武树义、胡海元、张凤义等徒弟。邱树山、冯少成名下的赵友全、康金福、侯林恭等也得到杨步云不少指点。更可贵的是对排演现代戏十分积极。在现代戏走红的时候，他成功地塑了大到“陈瘸子”，小到“五保老人”等角色于《夺印》、《小二黑结婚》、《傅家营》、《丰收之后》等戏中。

然而好人并不都是“一生平安”。在回忆“文革”十年浩动时，杨氏告诉笔者：在那些“横扫”的日子里，年近花甲的他并未幸免，而被“旗手”砍杀文艺队伍的狼牙大棒赶下阳泉的戏剧舞台，以贩卖封、资、修黑货为罪“清除”出文艺队伍，又以“给出路”为由被发落到木材公司看了门房，迫于生计，业余作时间只好背起箩筐拣劈柴、拾破烂……

熬到粉碎“四人帮”，1978年党给落实了政策，杨步云六十八岁重返舞台，虽然是劫后余生，可觉得浑身还有使不完的劲。于是，一边着力艺术再创造，一边参加《三滴血》、《梅降亵》、《卖狗肉》、《舍饭》等戏的演出。此次复出更加受到观众的欢迎。越是这样，他越是离不开舞台。在剧团为他举办的从艺五十周年纪念会上，他含着热泪说：“雷锋同志为革命甘当螺丝钉，我当不了螺丝钉，也要做个‘秋皮钉’……”

杨氏告诉笔者，1985年正月他与在舞台上“阔别”25年的妻子路小桃合演了《火焰驹·打路》一折，路饰黄桂英，杨扮李母。唱做之隙，心里有些许酸楚：但愿此次不是我们的最后合作……

访问杨步云札记将近尾声，歇笔之际遐想追乙老人六十五载演艺生涯，尤其是晚年塑造的众多舞台形象，笔者觉得“山药蛋”确实有与其艺名十分相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