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时常批评国内一些大制作的昆曲,我反而希望他们能花点时间做一些探索性的东西。
时代周报:你在纽约时看了很多电影,还对许多表演艺术发生兴趣?
郑培凯:对。我在纽约还看了很多传统的歌剧,还有一些比较新的戏,我本来也就喜欢戏。因为在纽约生活的环境,使我有条件看了很多表演艺术的呈现形式,所以我本来是研究十六七世纪的文化史,转而专注汤显祖及明末清初戏剧与文化艺术思维了。对于中国的戏曲,兴趣就变得很浓。中国戏曲这个表演艺术所呈现的文化特质,跟中国美学的其他探索很接近,因为它的脉络就是中国文化。我发现自己有个特长,就是我看到影像的东西,不管是视觉艺术也好,表演艺术也好,比较能够用文字把那个感觉记录下来。这是我慢慢发现的,不是一开始就发现,其实一开始我的训练是思想史,传统的哲学思辨的脉络,后来才发现我最擅长的是把影像的感觉,不管是电影也好,绘画也好,书法也好,把这些东西落笔变成文字,而且有很大的乐趣。
时代周报:看过张充和她们的昆曲表演吗?
郑培凯:我也听听,我对音乐有兴趣,可是我天生的音感不好,这就使我变成票友的可能性很小。可是我有兴趣探索戏曲的文化价值,探讨表演艺术到底能够给我们提供的文化意义是什么。这就联系到我年轻时候喜欢的实验剧场,以及我对文艺创新的兴趣。从艺术表现而言,昆曲这么传统的东西,跟最新的探索性的实验剧场,在我脑子里是可以联系起来的。所以,我现在时常批评国内一些大制作的昆曲,我反而希望他们能花点时间做一些探索性的东西,因为传统的舞台其实具有很强的探索性。
时代周报:我看你在纽约写的文章,像《在纽约看电影》,文笔不像是一个搞历史研究的人写的,是一个搞文学的人,有点诗人的色彩,跟李欧梵有点像?
郑培凯:李欧梵也是学历史的。换句话说,就是我对于文字始终没有办法忘情。我觉得想象的领域在历史上也非常重要,就像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想象的空间领域非常重要,在历史上也很重要。怎么探讨历史上的想象空间,这就是我最大的兴趣。历史有想象的这个领域,也可以说文化发展不止是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结构,还有文学、思想,更有涉及视感与音感的生活体会。
我目前做得最大的一个计划,是昆曲的口传心授计划。我现在做的是二十世纪的情况,因为“戏以人传”,再早的资料已经没有了,人都没有了。我每3个月请一个昆曲里最有成就的表演艺术家,差不多是70岁左右的名家。这些人差不多都有口述历史或回忆录,可是我让他讲清楚的,是表演艺术的展现与体会,要讲清楚是怎么传承的。一招一式,你从你的老师学艺的时候是怎么学的,你当时怎么体会?因为每个人天生的资质都不一样,演戏要看人,戏以人传。虽然我教你是原汁原味口传心授,你一定要按照我的一招一式,可是到最后艺术呈现的时候,表达就是从内心有一些不一样,因为有了你自身的艺术体会,有了你独特展现艺术体会的方式。展现出来的还是原汁原味的昆曲艺术,但却是独特展现“原汁原味”的个人心得。这第一手资料我们都不够,做清楚了以后,我们就有第一手的资料来重新探索什么叫做“口传心授”。因为我们具体实证的资料不够,现在谈论“口传心授”,谈论“保护”,谈论“发展”,谈论“创新”,都说得很模糊,甚至不着边际。讨论“口传心授”的目的,记录其相关的唱腔及身段资料与体会,其实是要了解艺术在想象的空间里的一些细微的历史变化,而这到最后就是文化的传承。这个探索,也多多少少可以解决我一直在思考的想象的空间历史性问题。
时代周报:近几年你和白先勇合作推动昆曲的发展,当中有什么心得体会?
郑培凯:我有很多意见,已经不属于学术研究领域,而是实际的投入。当然也花很多精神,跟我年轻时参加“保钓运动”一样。我基本上都支持白先勇,可是时常提醒他一点,就是在大规模、大场面、大舞台的演出之外,小规模、小舞台的演出跟提高演员的基本功是密切相关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在传承上也非常重要,不能说搞一两出大戏,昆曲就会复兴。我反对现在大多数昆剧团搞的那种大戏,可是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虽然也算是大戏,却做得非常好,所以他这几年也有许多资助,有许多昆曲的年轻演员也学了比较多的戏。
我意见很多,昆曲传承很麻烦,一牵扯到实际演出,就涉及跟你合作的人,你不希望打击他们的积极性。白先勇是要做好一个戏,他给我的任务是讨论昆曲的文化意义,以及涉及开创或复兴中国文化前景的问题。我在讨论文化的意义的同时,也会提出艺术展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目前有许多严重的问题大家探讨不够,没办法解决。一个问题是利用麦克风,不解决的话,声乐的问题没办法解决。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现在制度上希望大场面的演出,因为颁奖都是颁给大场面而且是新排的剧目,所以传承也出了一定问题。我对于国内的戏曲研究,不是顶乐观的,我们现在研究昆曲的人,差不多都是中文系出身的,从他自己发展的角度来讲,是从文献到文献的。从学术研究的成果业绩与评级而言,对表演发生很大兴趣,对他所谓的学术事业没什么直接的好处,因为学术评审的制度是靠论文的产值。那么,我觉得一定要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了,在学术架构里基本到顶了,不在乎职称,也没有什么升迁了,看得比较清楚。在昆曲研究的学术方向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国内有一些体制实在太坏了,对整个文化的发展,尤其对某个特殊领域的艺术的发展,完全就是在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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