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昆曲,起初,不是由于看演听唱,而是由于读《西厢记》和《桃花扇》等,觉得人物雅,辞句雅,有诗意。可是到北京之前一直没看过。30年代初来北京之后,一因为一直很穷,二因为精力的大部分放在故纸里,连当时大为流行的京剧也很少看。其时昆曲已经很不景气,现在回想,简直不记得哪里曾经上演过。大概是1931年的秋冬之际,记得由俞平伯先生主持,在崇文门外木厂胡同广兴园演了一场昆曲。事前在北京大学课堂上向学生宣传,说主旨是扶持雅音。剧目主要是韩世昌主演的《钗钏记》。票向学生推销,记得是六角一张,随票奉送唱词一纸。我乐得有此机会,买了一张。这个剧场,过去没听说过,一生也只去这么一次。时间是下午,我去了。剧场地点偏僻,建筑和设备都破旧,光线阴暗,气氛冷冷清清。上座情况很差,至多不过是三分之一吧,集中在台前池子一带。看看,不少人面熟,想来都来自北京大学。其时,蔡元培先生和吴瞿庵(梅)先生都已不在北京,如果在,推想他们是一定来的。学校热心昆曲的人自然都来了。除俞平伯先生以外,其他都记不得了。韩世昌当然是扮柳鸾英。他天赋的细小身材,扮闺门少女,娇媚玲珑,简直就是十七八对的姑娘。算来他那时候是三十三岁,足见功力的深厚。
戏散之后,想到昆曲的现状和前途,感到很凄凉,时代风气的力量竟如此之大,简直是可怕。其后还看过韩世昌演什么戏,很怪,竟一点也不记得。但记得看过郝振基的猴戏,侯永奎的武生戏,白云生的生角戏,据理以推,总当也看过韩世昌的旦角戏。现在想来,其时我也是被时代之风刮得东倒西歪了,因为分明还记得看过马连良的《打渔杀家》,荀慧生的《钗头凤》,郝寿臣的《法门寺》,叶盛章的《巧连环》,萧长华的《蒋干盗书》,等等。
一转眼到了40年代晚期,友人曹君一次告诉我,昆曲完全没落了,韩世昌、白云生等生活无着落,白在某处摆滩卖纸烟,韩则变相卖唱。其时曹君在灯市口贝满女子中学教国文,因为课文中有曲,所以想请韩世昌来表演一次。不久就这样做了,我也参加,担任招待。大概是上午九点多吧,韩世昌来了,随着一个吹笛伴奏的。韩已经是半百之人,那个伴奏的也不年轻。我们招待他,奉茶、闲谈。韩朴实,温厚,没有一点曾是名演员的架子和习气。话题自然也转到昆曲的没落,大家都为此表示惋惜。问起为什么不改走其它的路,他说,他并不是不能演京剧,只是总觉得唱词太俗,没意思,所以甘心闲着。下一堂是国文课,算作讲曲的深化实化,听韩世昌演罢。实际是只唱不演,穿长袍便服,站在讲台上安安静静地唱,伴奏的坐在旁边吹笛。不化装,不表演,一个半大老头子直挺挺地立着唱女声,效果自然不讳好。唱了三四段,算作完课,即时送些车马费,送出校门,作别。此后就再没见过他。
那次听过清唱之后,有时想到昆曲,心情总是很暗淡。韩世昌,艺高,人好,可是被时代的风吹倒了,想爬起来实在不易。到了50年代有了转机,"人力"十足,成立了北方昆曲剧院,人,地,钱,要什么有什么。可是一件大事的成败,用旧话说还要看"天命"如何,用科学的词语是,还不得不取决于时代的风气,再说明显一点,是还要看绝大多数年轻人爱好什么。我老了,很少到热闹场所去,听人说,近些年来,京剧上座的情况也不佳,而芭蕾舞、音乐会的票却也难买。我想实况大概是这样。80年代初,江苏昆曲剧院来北京演唱,承北京昆曲界的老人物送来几张票,我去看,发现有名旦张继青的戏,上座的情况就好,没她,上座情况就差,远来的和尚尚如此,北方昆曲剧院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这种情况也可以不出户而知之。这就是电视机前,只要放映的是旧剧种,不管是昆曲还是京剧,三十岁以下的人,尤其是二十岁以下的人,总是"望影而逃"。为什么?理,我不知道,但这是事实。风气像是一股水,它会流到哪里呢?但倒流的可能总是很少的。有时想到这些,不由得就想到韩世昌,想到他的所谓雅词,"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过去的除了让它过去,还有什么办法呢?
(摘自 《负暄琐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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