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剧《班昭》学术研讨会纪要

上海昆剧团创排的《班昭》，自2001年3月首演以来，引起戏剧界的瞩目与社会的关注，并曾获致多项奖励。最近该剧又荣获我国戏曲界最高专家奖——“中国戏曲学会奖”。该剧在继承与创新、高雅与通俗的统一上作出了成功的探索，具有较高的艺术完整性和浓郁的昆剧神韵，得到了观众的广泛认可，尤其在大学校园受到热烈欢迎，表明它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2002年5月20日中国戏曲学会在上海举行了颁奖仪式。随后，又与上海市文广局、上海文广集团联合召开了该剧的学术研讨会。现发表研讨会纪要，以飨读者。
昆曲艺术的继承与发展
叶长海（戏剧学教授）：这实际上涉及到古老剧种的经典性和年轻化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经常讲到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是：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如何，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这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发展状况如何。另一个观点是：当那些历史上有代表性的文化传到我们手中时，只要还有可能，就应该把它再传下去，给我们的后人多一种选择的机会：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好恶或政策的失误，使得后人失去了这种机会。昆曲就是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文化样式。我坚信新的世纪中会有很多人去选择这种被历史证明了的优秀文化。因为在新世纪，国家的经济状况和人们的素养都发生了变化，选择昆曲这种艺术文化的人会越来越多，包括获得全世界的认同。现在，我们要解决的是另一个问题：前人为我们积累了许多东西，那我们应该再为后人积累些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常讲的要有创新意识。现在看昆剧的年轻人比以前明显增多。我们并不希望昆曲像流行歌曲那样成为一种时髦，而是要扎扎实实地走进青年中去。在这一点上，《班昭》是有突出的优势的，做得很好。
曲六乙（戏剧评论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一个多样化宣言，对19个“人类口头遗产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给予理论上的支持和实际上的指导。其中明确提出两个概念，即“保护”和“利用”。不保护，这些代表作就会从地球上消失。19个代表作中有5个是戏剧。其中有的只能限于保存，无法发展，如西班牙的神秘剧；有的力求保持原样，不愿发展，如日本的能乐。唯独我国的昆曲，提出改革的政策，并取得重大的成就。现在昆曲被列为19个代表作之一，意味着昆曲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宝，而且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珍宝。这样全世界的朋友都有权利、有资格来评价中国对昆曲的保护和利用工作。昆曲要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有生命力，才能贴近群众，但不能改得面目全非，而要保持昆曲独特的艺术风采和民族文化个性。我认为《班昭》就达到了这个要求。如果我们做得好，也许对全世界保护文化遗产有一种普遍的借鉴意义。因此我们创排新剧目，不仅是一个剧目的问题，而且有关昆曲在世界上的声誉。
尚长荣（京剧表演艺术家）：《班昭》没有大制作，没有刻意包装，但却十分感人。我觉得《班昭》揭示了一条戏曲如何在新时代既保存中国古典艺术的精髓、又推陈出新的道路。我们的民族戏曲，特别是昆京这样积淀比较深的剧种想要做一点推进和突破，往往不是不够，就是过头了。这条路该怎么走？《班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课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参照和实践。
荣广润（戏剧学教授）：昆曲形成的年代久，程式也更凝固。对此，我们一方面要把握它的古典美，哪怕再革新，也是有现代意蕴的古典美。要做到这点，一种方式是通过保存原有传统戏曲的演出，并不断提高其演出水准，把这部分遗产保留下来。另一方面是新剧目的创作。我认为昆剧新剧目创作的题材主要还是应该在历史及古典文学中寻找。上昆这几年从《司马相如》、《琵琶行》到《班昭》，始终在努力。《班昭》是其中最成功的代表。这也是上昆在促进剧种发展时较为准确地寻找到定位，并锲而不舍地努力的结果。
顾兆林（《班昭》作曲）：对于昆曲曲牌，我的做法是整理了一个昆剧常用曲牌的系列。这在《班昭》中也得到了运用。我们要固守传统文化，首先要老老实实地“钻进去”，这样才能把昆曲原汁原味的腔拿出来。但在体现剧种本体的基础上，必须要有变化，也就是所谓“死腔活调”。如在《班昭》中，我的合作者李梁先生编出了几个符合剧情、具有时代气息的主题音乐，贯穿全剧；我也把那些主腔旋律编到人物中去，在曲牌中注入了新鲜的因素。对昆曲而言，要抓住曲牌体，利用其内在规律，把它原汁原味的东西呈现出来。这是首先要做到“像”。然后要利用各种条件，做到“新”。还有一点，就是“美”，这是更高层次上的美学要求。
张静娴（班昭扮演者）：回顾昆曲史上的名剧，无论是《牡丹亭》、《长生殿》，还是《桃花扇》，无一不是呈现着鲜明的时代意蕴。每个朝代的艺术家都是通过作品表达他们对当时社会的思考、爱憎和呼唤。那么，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工作者，难道就不应该为后人留下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吗？我坚信博大精深的昆剧是有潜力的。只要选准题材，找准样式，古老的昆剧也一定能抒发出当今社会的时代情绪。我实在是不甘心把昆剧仅仅作为“博物馆艺术”保存起来。继承不能只停留在技术层面上，更应着眼于作品的思想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动人心魄。我们这些戏曲从业人员首先就应该跟上时代发展的洪流，拓展视野，更新观念，找准定位，倡导团队合作精神，关注自身素质的提高。
班昭形象与“班昭精神”
蔡正仁（上海昆剧团团长）：一个戏的成功，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张静娴等同志长期以来对昆剧艺术孜孜不倦、坚韧不拔、不甘寂寞、刻苦钻研，代表了当代昆剧艺术家们的精神。可以说，《班昭》的排演过程就是充分体现“班昭精神”的过程，这也是《班昭》成功的秘诀。我们在排练场上挂起了一条标语：“用‘班昭精神’来排好《班昭》”。杨小青导演为了排好这个戏，投入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这也正是“班昭精神”的发扬。
陈西汀（戏曲作家）：班昭这个人物的塑造是成功的。这个女史学家的形象很不好处理。班昭完成了她父兄未竟的事业，没有她的工作，《汉书》就不能成功。她的内心深处对这件工作如何看待，如何估价，是值得深思的。我们搞创作的人，对于班昭的精神应该很好地理解和把握。因此我希望《班昭》在获得巨大成就后，以“班昭精神”为动力，向更高境界攀升。
罗怀臻（《班昭》编剧）：1994年到1997我写了两个戏，一个是《班昭》，另一个是《西楚霸王》。今天我可以用八个字来总结这两个戏，就是“永不放弃，永不言败”，就是接受现实，默默忍耐，负重前行。所以《班昭》也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态，但又并不是完全私人化的。当时中国的文化界正经历着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我的这份感喟也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九十年代以来面对商品经济的大潮、面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失落所产生的一种整体的忧患。我不过是个个体，但真诚地感受到了当时的那种氛围，并真诚地想把它表达出来。这种真诚又不期然地与昆剧人、昆剧艺术在这个环境中的坚守遇合了。
周巍峙：剧作者的发言代表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忧虑和使命感，让我很感动。“永不放弃，永不言败”，顽强奋斗，这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
历史剧创作的新成绩
龚和德（戏曲理论家）：按照史实，班固因写《汉书》受诬下狱，为之辨白解脱的，是其弟班超；为班超上疏请愿，调回洛阳的，是其妹班昭。这两件事经过移花接木，变成剧中情节：14岁的班昭上书皇太后，使《汉书》解禁，得以续修。在舞台上，由太监范伦前来传旨，少年班昭尚未出场已先声夺人。班昭14岁出嫁，丈夫曹寿早卒，《天文志》由马续完成，这都于史可征。但把马续、曹寿写成班固的学生和助手，使班昭有了朝夕相处的大师兄、二师兄，此二人又影响她一生命运，这完全是剧作家的巧思。此剧不落入平铺直叙，能把几个主要人物的关系扭结起来，并从性格冲突中不断掀起情感波澜，实是得力于这个艺术构思。剧中写班昭生活状态和心境的曲折变化是可信的，也是必要的。我感到有些遗憾的是写班昭的转化还不算十分成功。如让傻姐来耳提面命，督促班昭“快做学问吧”，实是作者在教训班昭。我觉得历史剧并不是作为艺术的戏剧和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学的结合物。史学要求经得起史实检验的历史理性精神，史剧则要求存在于共鸣的想象之中的历史真实感。既然称为历史剧，自然应有一定的历史信息量，而更重要的是吸引观众全神贯注的戏剧性，是其鲜活的感性形象。《班昭》便做到了这点，获得了艺术创造的巨大成功。
周育德（戏剧学教授）：我认为《班昭》是一部中国史官的悲剧。原因有二：一是班昭续写《汉书》，而《汉书》这一伟大的史学工程本身就具有一种很强烈的悲剧意义。二是作者写作时的悲怆心态。这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剧，是有坚实的文献依傍的。它遵守了历史的框架，但作者也进行了大量的创造，从仅有的一点史料中“生产”出好几个人物来，给他们血肉、感情和灵魂，又让他们一个个死去，令观众从中感受到了一种悲剧崇高的美。
刘厚生（中国戏曲学会顾问）：《班昭》这部戏的艺术完整性十分突出。六位演员表演都很出色。编、导、演、音、美几方面艺术完整性也是很高的。这个戏明显地吸收了许多话剧的因素。如演员的交流反应、打破程式动作、语言的日常生活化等等。我认为戏曲不可避免地要吸收话剧的东西，但吸收到什么程度，值得研究。比如这个戏的头一二场，这种吸收好像是多了一些，更像话剧的历史剧。这种做法对老观众来说，可能会不容易接受，但年轻观众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尽管我希望能跟昆剧本身融合得更紧密些，但这个戏像现在这样也不算过分，特别对于争取青年观众会有很大的好处。戏曲的发展，一方面要从自身出发，同时一定要吸收外来的东西。能够争取新的观众，并得到他们的承认是最要紧的。这个戏的前三场感觉得有些散，没有能一开始就抓住人。但就整体而言相当成功，它在戏剧形象塑造的真实细致和文学语言的朴素优雅方面，很好地继承了昆剧的优秀传统，同样它在舞台艺术的二度创作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吕佳记录刘庆整理（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