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剧是一门文雅艺术,她的表演较为雅致而较少俗气,她的效应更多体现在熏陶人的性情而非眼下的微利,她的欣赏对象文化层次高,特别是她的创造者们皆为文人,取材多为文事,因此她充满文气。
过去的昆剧剧本多出自有名有姓的文人之手,这些文人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又感时愤世,于是借古代人物故事,寄托自己的思想和情绪,提出自己济世安民的观点。从流传下来的剧目看,其中的思想和情绪大多是积极的,健康的,有益的,因此才能变换着形式(不只是昆剧),常演常新。今天的文人剧作家们,窥透了这条艺术规律,再从历史人物故事中取材,仍然编造出生动的故事,塑造起鲜活的人物,升华着深刻的主题,为昆剧的革新发展推波助澜。郭启宏是这样,罗怀臻也是这样。一部《班昭》既写的是班昭,也是作者的人生感受。因此《班昭》才能为今人接受,才能感动知识分子、大学生。
说昆剧是文雅艺术,不仅在于文人作家参与,多写文事,还在于昆剧的表演雅致脱俗,是社会生活的典型化、艺术化。昆剧把故事和人物全部化入歌与舞当中来演,是最典型的以歌舞演故事。可见过去的人们就喜欢歌舞,喜欢雅致的歌舞,因而昆剧得以生存并发展。今天的年轻人更喜欢歌舞,喜欢中也有雅俗之分,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终究会被真正的文雅的艺术所取代。那些大轰大嗡的上千人摆排场的东西,终究比不过六个人演出的《班昭》。在我国众多的戏曲剧种中,虽然各有各的观众,或者有自己的票友,然而能像吟诵宋词那样能吟唱一支支单曲,却是昆剧独有的风采。这何尝不是一种文雅之举。
《班昭》创作的时间竟有五年之久,罗怀臻、张静娴、蔡正仁们的韧性苦斗精神是可想而知的。已经相当不错的唱腔,张静娴觉得还需要改,设计唱腔的同志就毫不犹豫地重新设计,终于取得了最佳效果。快到戏结束时候的[山坡羊]一拍、二拍、三拍,绝不是戏收尾的一煞、二煞、三煞,而是一步一步把班昭与大师兄马续生离死别的感情推到了高潮,受到了普遍的认可与赞扬。就是青年演员谷好好、吴双,为演准确傻姐、范伦,自觉地规范自己,约束自己,也是难能可贵的。他们这种一丝不苟的长期磨练的精神,与当前创作中普遍存在的浮躁情绪是一个鲜明的对照。现在有些地方抓创作只强调直截了当服务,写什么、怎么写、什么时候完成,都限得很死,甚至给创作人员立“军令状”,获不了什么奖就要跳河,等等。他们这种做法,只能伤害创作情绪,不可能有好的效果。《班昭》的磨戏精神,对一些地方的艺术创作领导者,无疑具有可贵的警戒价值。
昆剧成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要进行保护。我国政府对待昆剧艺术的方针是:保护、继承、革新、发展。当然首先是保护、继承,在这一点上,同保护文物类似。但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究竟不同于物质的遗产,因为她是活的,她要在保护、继承的基础上革新、发展。这里用的是革新,而没有用“创新”,我理解,一方面是为避免片面地强调昆剧剧目普遍“新创”,其实是要求“新创”,要求表现眼前的真人真事、活人活事,像大跃进时期那样放卫星,写中心、唱中心。另一方面,也是就昆剧整体而言的,至于昆剧的每一个具体单位,则又不必强求一律。昆剧在剧目建设上也应该“三并举”,要尽可能多、尽可能完整地继承好经典剧目,也需要改编或创作一些历史题材的戏,当然也可以实验性地创作现代戏,但是我认为这不是昆剧的主要任务。无论是古代题材还是现代题材,都要坚持昆剧的文气,如果缺了文气,恐怕就不像昆剧了。

(摘自《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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