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多数自然村一样，“河西”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村庄。但少有人知的是，这个僻静的小村庄是北方昆曲的发源地。在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昆曲的价值和地位不言而喻。
然而，尽管今日昆曲在保护和发展上不遗余力，但在河西村却是另一番景象—如今，守在村里的老艺人们，对于昆曲的谈资只是历史：剧的历史、人的历史、村子的历史。昆曲在现实中的落寞渐渐褪去了艺术的光环。
人们对待昆曲往往是两个极端
侯满意穿戴整齐，衣领最上面的扣子也系住，出门前又戴上一顶鸭舌帽，一身深色的着装，显得鬓角、胡须、眉毛分外花白。
这个80岁的老人一见到记者，道了两次歉，虽然和今天的采访毫不相关—“上次有保定的记者来采访，我因当时忙着一些事儿—觉得怠慢了。”“我叫侯满意，满意—这名字太俗气。”
侯满意11岁开始学戏，那是在1945年，侵华日军投降在即，昆曲正是要度过低潮时的一段时间。那一年，村子重修龙王庙，将龙王“请”回庙里举办庆典时，本家的一个长辈唱了一段昆曲。“我当时不知道唱的是什么（曲），但从那以后就迷上昆曲了。”侯满意说。果然，这戏，让他迷了一辈子。他说昆曲就这样：“喜欢的人喜欢得要死，不喜欢的人会觉得格格不入。”
然后，在本家人的引荐下，他加入“子弟会”—一种当地独有的昆曲表演组织。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子弟会的构成人员很简单—“大多是村里的老艺人。”侯满意说，他们义务教唱、教演，影响遍及十里八乡。
子弟会带给他的第一个收获是，他终于知道龙王庙那天，叔叔唱的是什么了—《绣襦记》。
“学好这个，以后可以坐飞机”
河西村的昆曲历史要追溯到400多年前的明代。据当地史料考证，明朝末年，昆、弋腔传入高阳，和当地的村歌土调，如高腔、河西调等，相互融合，互相影响，逐渐形成了崭新的戏曲剧种—河西村昆曲。
高阳县文广新局局长马建全告诉记者，北昆和南昆是有区别的：“它（北昆）以北方口语为发音特点，区别于苏白，演唱风格追求刚毅、朴素、至美至善、忠烈豪气、吐字清雅、载歌载舞、讲究程式严谨。”“高阳河西村昆曲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典范，其表演程式、演唱风格、美学情趣均别具一格，高贵、典雅，特别是繁难的演唱技巧、高难的舞蹈动作、惊险而俏丽的武打技艺，均极具传统民族美学旨趣，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马建全向记者讲述北昆的艺术特点。
昆曲的流传，和当地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
高阳地处“九河下梢”之地，十年九涝，大量的农闲时间直接催生了戏曲艺术的进化和专业演出团体和演员的出现。
当然，更重要的是历史原因—清末咸丰、道光、光绪三朝国丧严禁唱戏，所以在北京的昆曲艺人们都纷纷流落前往河北农村—其中，就有地处小白河畔，位于三县交界的高阳河西村。
清代之后，在民国年间，河西村昆曲已形成丰富的曲目、剧目，成熟的表演风格，在中国北方具有广泛影响和受众。一个典型的特征是—如“庆长昆弋社”、“荣庆昆剧社”、“庆长昆剧社”等专业表演团体的出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韩世昌、马祥麟等河西村昆曲子弟，甚至东渡日本演出河西村昆曲。
因此，侯满意还记得，他刚入学那会儿，老一辈鼓励他好好学，“学好这个，以后可以坐飞机。”
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九五七年，北方昆曲剧院成立时，“主要艺术创作力量包括主演、导演、文武场等均由高阳河西村昆曲艺人担任。”马建全说，“这种一个戏曲剧种由一个村庄诞生繁衍的现象可称为古今中外艺术史上的奇观。
“文革”时昆曲戏校被迫解散
侯满意接下来要学的是昆曲中传统的表演曲目，作为以“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的昆曲，他是“边听故事边学戏的”，他开始知道并认识—《钟馗嫁妹》《扫松》《醉打山门》《房孝孺》《出塞》《学舌》等。
“高阳河西村昆曲的相关制品和作品，主要体现在它的保留剧目与丰富的曲牌中。”马建全说，“曲牌有八大套，剧目一百余个，有的曲牌与剧目为河西村昆曲所独有。”马建全说，“除此，河西村昆曲老艺人保留的昆曲剧本亦有相当珍贵的文物价值。”
到了1954年，侯满意已经可以撑得起一场大戏了。那一年，村里还成立了一个“业余戏班子”—农时种地，闲时演出。这个“业余班”在保定一带持续了两三年。
回忆这段时光，侯满意感慨：“感觉那时的昆曲已经开始不景气了—按村走台子演出的时候，全是上了岁数的老人在看，年轻人没有几个。”
侯满意有些怅然，他的老师韩世昌(1896~1976)，演唱造诣极深，有“昆曲大王”之称，与梅兰芳齐名。“戏这么好，为何没人看？”
不过，当昆曲《十五贯》震动全国的时候，周总理还号召保护昆曲这一文化遗产。与此同时，高阳县文化局也将这些昆曲艺人们召集起来，就在高阳县办了一个昆曲戏校。后来，又把老师和学生们调入保定市的河北省戏曲学校。老人们也跟着到了保定授业。可是好景不长，“文革”开始之后，戏校就解散了，河西村的老艺人们又回到了河西村老家，以种田为生。“绕了一圈，回到原点。”即使如此，侯满意依然觉得戏终究还是会唱开的，却不曾想，这一停就是四十年。
“昆曲子弟会”成员大多六七十岁
直到2010年，他才重新开唱。
在这一年，位于北京的北昆剧院的老师们专程来到村子，并与村子建立了联系，侯满意等老艺人重拾昆曲，与来自北京的客人进行文化交流。
在记者采访这天，他给记者唱了一段《醉打山门》—只见那朱甍碧瓦，梵王宫(博客,微博)殿，绝喧哗。
他的声音哑了，想来一段戏里的动作，也觉得尴尬。他笑谈着这一切，仿佛讲述别人的故事。
高阳河西村昆曲堪称中国戏曲的“活化石”，它的起源、繁衍、发展、式微，代表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成长路程，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是研究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生动教材。
此外，高阳河西村昆曲为北方昆曲的形成与传播发挥了奠基的作用，并为北方昆曲贡献了诸如韩世昌、侯益隆、侯玉山、马祥麟等大师级的戏曲表演艺术家和教育家。河西村昆曲子弟会、“庆长”、“荣庆”昆剧社、高阳县北方昆曲艺术学校，乃至中国北方昆曲剧院等昆曲艺术团体均由高阳河西村昆曲繁衍而来。
然而，现状却不容乐观。高阳河西村“昆曲子弟会”只有会员不到二十人，且年龄多在六七十岁以上，最小的也有四十多岁，演唱活动时断时续，没有固定的收入渠道，一百多个剧目目前经常演唱者不过十余个。曲牌更是无人搜集整理，加之剧目、曲牌多为老艺人口传心授，失传的危险与日俱增。
“河西村北方昆曲和许多传统戏曲艺术形式一样，近来逐渐式微，濒于消亡，这是由时代发展的大气候和戏曲艺术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马建全说，“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文化生活的变迁使得古老的昆曲艺术受众面急剧缩小，后继无人，生存艰难，艺人老化，演唱形式没有创新使河西村昆曲艺术濒于消亡。”
还有，马建全补充道：“河西村昆曲过于繁难的演唱技巧、舞打程式、古奥的唱词也进一步拉大了它与当代社会，特别是青年人群的欣赏距离，加剧了它濒危的程度。”
侯满意说希望有一天再让昆曲唱遍村子，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依然是那个老生，只是找不到舞台。
他老了，今年已经80岁。
可他心里的戏，依然唱着。（记者 申晓飞）
（摘自 《河北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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