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戏缘
小引
本人四处“人生驿站”，构成以上四段“戏缘”经历。四段中，“京城戏缘”时间垫底，故末节以“尾声”作结。至此，正文好像是完了，然而依旧未能完。
上世纪90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为我等走出家门，去见识海外世界，提供了机会。从1994年起，至本世纪初期，近十来年间，本人也被这股开放的热流“漂”到海外一些地方。或应邀讲学，或应聘执教，或参加学术研讨，或查找文献资料，或参与合作项目，等等的一切，都和我从事的中国戏曲研究专业有关。到了海外，所见所闻，所言所论，也都离不开“戏”字，因此，“戏缘”文章还得继续的编下去。
乍到海外，见闻新奇，感触良多。于是，我曾陆陆续续地写作并发表了一批散记随笔，来记录我的游历与感受。现从中选出10篇，按照经历时间先后，编辑成这组《海外戏缘》，用来接续前四编，构成本人一生“戏缘”的全部面貌。除了末篇系据当年日记摘录、整理外，其余9篇，皆据已发表的旧文加以编订。原刊及编订情况，附注于各文之末。
时过境迁，旧文所写的某些情况，现在可能已发生较多改变；当时的感受，未必等同于我今日想法。各篇的写作风格、体式等，也不完全相同，且与上列四编不相统一。为了保留我的“戏缘”足迹原貌，现在尽量维持旧文原样，只在文字、结构以及事件细节叙述等方面，做些必要的修订、加工或补正，并添加许多图片，作为文章内容的补充与印证。旧文发表时一些被编者删改的内容和改动的题目，现予复原，以存其旧。
牛津印象
1994年10月，我应英国牛津大学东方研究院邀请，到那儿做有关中国戏曲的学术交流和演讲。10月9日下午，我在北京机场乘坐“国航”CA937班次，途经17小时的长途飞行，飞抵伦敦希斯罗国际机场。当我东拐西转，走出如同《水浒》描写的盘陀路一样纵横交错的机场出道口的时候，已是伦敦灯火辉煌之夜。
在出口处，我远远望见迎候我的龙彼得（Peide van der Loon 1920～2002）教授和他的夫人苏美霓（Minnie Snellen）女士正向我扬起热情的招呼之手。这是我头一回独自一人跑到欧洲，我途中担心发生种种意外，如：我跟牛津研究院没有接头清楚，老教授龙彼得健忘，或因急事、或因身体不适无法如约接我，他转托接我的人不认得我（为此我还给龙教授寄过自己照片，以防不测之用），于是我成了深夜流浪芸芸众生的国际大都会伦敦街头的“雾都孤儿”等等而产生的恐惧，顿时都被眼前所见一扫而尽，换来的是无限喜悦、兴奋和温馨。
龙彼得教授，我在中国见过几回，干干瘦瘦的六十开外的老者，平日穿着很普通，行为也较随便。在参加福建泉州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大会上，他坐在主席台中央，一支接一支的抽着烟，还举起烟缸向台下听众打趣道：“这东西对我很重要！”有点不拘小节。这晚他却显得特别：一身西装革履，稀疏的银发梳理得一溜儿整齐，胡子刮得光光。夫人穿扮也很考究、得体。他们的那辆玫瑰色轿车被擦得锃亮锃亮，光鉴照人。
龙教授用我未见过的英制右首驾驶方式驾着轿车，行驶在伦敦通往牛津的高速公路上，直奔自己的家中方向。公路路面十来条跑道线上，一齐亮起地灯，随着轿车飞驰，串联成条条窜向天际的银蟒，蔚为壮观，显示老牌帝国的现代进程。
正装打扮，携同夫人，迎候来客，亲自驾车，不去来客下榻之处，而将客人先接到自己家中，据说我受到的是英国人士接客的常规礼遇。
由此，使我联想起人们常说的“英国绅士风度”。牛津是“英国绅士”荟萃之地，送往迎来的常规礼仪必须遵守,马虎不得。尽管龙教授出身荷兰籍，由于长年执教英国剑桥、牛津，早就“入乡随俗”了。跟中国见到的不一样的龙教授，是牛津人士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讲究风度，讲究礼节。
对牛津大学，我慕名已久。她与英国剑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并称四大国际名校，是全球学者、教授、学子们共同向往的教育圣地。其中历史最悠久的，要数牛津，创建于公元1167年，迄今已有800多年。
牛津大学所在的牛津市（Oxford），人称“大学城”，位于伦敦西北一百多公里，人口十余万。“大学城”里的居民，主要是牛津大学师生员工。牛津大学系由38个不同性质的学院（College）构成的联盟体。在那里，汇集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学者、教授和才智出众的莘莘学子，800多年来诞生了无数的学界精英和政界要员。人们称牛津大学是“天才与首相的摇篮”，毫不夸张。
牛津是个充满朝气和温馨的城市。街上行人多是青年男女，他们多数是牛津大学的学生，还有一些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访问学者和考察者。他们走起路来，个个脚下生风，有的干脆蹬着外国人较少用的自行车，穿梭于大街小巷，从中使人感受到时间对于他们的宝贵。在牛津街道上，很难找到一个无事闲逛或有事晃晃悠悠的年轻人。行人相见彬彬有礼，态度谦和、友好，即使全不认识，也要报以微笑，甚至还会跟你点头、招呼。在牛津所有的“居民”眼里，大家既然走在一块，就算是“一家人”。
当我走在牛津街道上，遇到需要有人帮忙的事，比如拍个照，问个路，或者寻购物品，找人联系什么的，都很方便，只需用我半生不熟的英语道声：“您可否帮助我一下？”即刻就会有人走过来帮你，帮助者还会表现出十分高兴和极大耐心的样子。后来我了解到，在牛津年轻人的观念里，能被别人邀请帮助，是别人对他的信任和看重，是自己的一种荣幸，不但不会感到麻烦，而且还会在心底里十分感激邀请者。
牛津又是一个交融着传统和现代气息的城市。
在那里，各式古老建筑物，被保存得十分完好。其中有最早的古城垣遗址和古堡，有公元10世纪前的教堂，有形状各异的原始建筑物、雕塑、学院校舍和图书馆，等等。雷德克利夫(Radicliffe) 圆顶房子，处于市中心，是牛津大学最早图书馆的原始建筑,也是牛津最具象征意义的建筑物，常常被作为牛津地标图片，出现在各种图册。“叹息桥”虽是近代（1914）仿照意大利威尼斯建筑而建造，连接着赫特福（Herthord）学院，因造型奇特、优美，加上有个有趣的传说，常常吸引游人到此驻足留恋。传说牛津某些学生遇到学业困惑不解或感情挫折时，会到这里“叹息”一番，以求排解。而我则由它的造型联想起家乡山水乡间常见的供行人歇息的“廊桥”。所有名胜古迹都免费参观，拍照留影，悉听尊便。在牛津看来，向世人展示自己的文化传统是一种荣耀，如果向瞻仰者收取银钱当作交换，那是对文明的亵渎。
雷德克里夫是牛津最具象征意义的房子
牛津“叹息桥”吸引游人驻足留恋
牛津师生聚集最多的场所，莫过于校中心图书馆博德利（Bodleian）图书馆。该馆是英国第二大图书馆，拥有24个阅览室、二千多座位，每日平均接待读者3.2万，藏书700余万册。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88年，是历史古久、文化积淀深厚的牛津大学的缩影。
牛津各学院的建筑，有着大体相似的格局：大门门拱上，大多悬雕学院图记，类似于院徽。一进门，首先呈现人们眼帘的，常是一块边际开阔的草坪。草坪上绿草茵茵，修剪得十分光洁整齐，四季都呈现春的生机和幽雅。草坪四周，环绕着校舍建筑，形同北京“四合院”。牛津建校初期，学院是教会专利，故学院建筑亦依修道院规制而作“四合院”形制。
牛津大学学院的“四合院”建筑
“四合院”的“正屋”，多为开阔而高耸的哥德式建筑大楼，楼顶尖尖，直指云天。大楼门楣饰以人物头像浮雕，是纪念学院创始人的偶像；将之立于行人必经的头顶，是对引导师生前行的先哲的敬仰。校舍墙立面多呈土黄色，间呈灰白色。它们饱经岁月浸染，变得古旧，甚至斑驳。加之四周植被丰富，古木森森，藤萝遍布，环境静穆，使校园笼罩在一股幽古、静谧、苍凉的气氛之中。
牛津的街道和商业区则另有一番气象。满街奔跑着大小、形状、颜色、层数不一的汽车。磁卡电话、自动取款机、自动购物机等现代设备，随处可见。路面一尘不染，找不到丁点废弃物，体现牛津人良好的公共卫生意识。商场庞大而标致，即使白昼，也灯火辉煌，流光溢彩。管理人员寥寥无几，购物全凭自选，明码标价，电脑结算。物品琳琅满架，无论贵贱，都陈列得整整齐齐。码在一起的瓜果、蔬菜，是一样的块头，一样的光洁如镜，一样的包装严实，购回即可食用，好像这一切都专为惜时如金的牛津师生准备。
我在龙彼得教授家住了一宿后，次日下午，由龙氏夫妇驱车送往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Wadhan College）。该学院创建于公元1610年，已有380多年历史，但在牛津38个学院兄弟中，排行只能算中等。学院的“四合院”规模不大，学生也不太多——牛津所有学院的学生，一般都只有二三百名。
我被安排住在“四合院”进门左首的一间客房里。牛津各学院大多有这种接待外头访客的住房，性质类似中国大学的访问学者招待所。入住前，需在“四合院”门口办公处办理入住登记手续。客房不大，设施简朴，但也齐全，卧床、办公桌、坐椅、澡盆等等，一应具备。唯独叫人不解的是，房间内居然没有一点饮用水，也没有任何泡茶水的器具。接待我的学生听说我要喝水，就拿我的口杯去澡盆笼头给我接来一杯水递给我，令我感到惊讶和不悦。他解释说，牛津人喝水都是直接饮用自来水的。听说我有喝中国热茶的习惯，他便去跟客房管理人员交涉，弄来一把电热壶。从此，我就用这把电热壶天天烧开澡盆水冲茶。我心想这由牛涉水渡河得名的牛津也真够绝的，老牛过河，两腿拖泥带土，说不准还要往河里撒泡尿、拉把屎的，大家对此都毫不顾忌，人人啜之如饮甘霖，真是怪哉。
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我的住宿安排在进门左首客房二层）
在牛津，我被包围在一片热忱之中。在我下榻的客房里，在我用膳的学院餐厅中，在我讲学的场所，我时常被三五成群的学生围拢，向我问这问那。我的到来，使他们特别是那些攻读东方文史、艺术的学生产生浓厚兴趣。据说，我是他们见到的第一位来牛津讲学的中国大陆文科教授。一位学中文的本科小伙子新生，见到我后，竟手舞足蹈地向大家宣称：“我最幸运，一进牛津大门，就能见到真正的中国文学教授！”这番情景令我体味到，中国改革开放洪流的涌动，开始撞击着世界各个角落，包括像牛津大学这样坚固而厚重的大门。
平心说，牛津对中国真的还很陌生。在满街遍布的牛津书店里，我找不到有关中国的书籍。找来找去，好不容易看到一本封面印有北京天坛照片的书，打开一看，原来它只是一本旅游中国的指南。长得人高马大的英国小伙华星临，是位中文博士生，拜杜德桥教授门下攻读中国唐宋诗词研究。他空时喜欢找我闲聊。我问他是否了解中国宋元戏曲作品情况，他只模糊地知道有本《西厢记》，其他一概不知。只知自己学位论文相关知识而不了解其他，是西方学子的通病，牛津学生似乎更加明显，这与他们长期处于跟中国隔绝的外部环境有关。
在这群学生中，我发现一些来自港台的年轻人，令我有他乡遇亲人的感觉。他们也更愿意接近我，跟我畅所欲言。他们来牛津的读书费用，除个别申请到有关基金会奖学金外，多数是靠家庭负担，要付出很高经济代价。我给作了一番粗略计算：每学年学费4千多英镑，相当人民币6万余元。加上食宿、用品、交通、探亲等各项费用，每年至少要花20多万元人民币。整个大学期间，得需近百万元人民币。这对于中国大陆普通家庭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在20世纪帷幕快要降落、21世纪晨钟即将叩响，人们面临知识竞争和人才较量越来越激烈的未来世纪时，一些家庭殷实并有战略眼光的港台家长，意识到智力投资远比死守财富重要，于是才不惜代价，将子女远送到牛津等国际名校，去造就自己跨世纪的接班人。
每周星期四下午，是牛津大学东方研究院规定的学术交流活动时间。初次登上牛津讲坛，我本想“自报家门”，作点自我介绍，诸如：姓啥名谁，何方人氏，干何行当等等。我发现进门听讲的人都先查看电脑显示屏，原来那里头早就储存着有关我的信息。“自报家门”完全多余，我的开场白就直截了当，改作：与诸位初次会面，十分荣幸。我今日要讲的题目是……。其实，题目在给我的邀请函中早已定好，就是要我讲讲自己在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以及今后计划。给我出这种“半截子”的讲题，起初我感到有点不解。到了牛津之后，我才始明白：牛津人关注的，并不是过去——过去是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悉，而是现在跟未来。即使是搞文史、艺术的，也时时不忘去迎接即将到来了的新世纪挑战。
接待并陪同我演讲的，自然少不了已退休的荣誉教授龙彼得和东方研究院中国研究所现任所长杜德桥（Glen Dudbridge 1938- ）教授。
龙彼得是欧洲著名汉学家，曾任欧洲汉学家协会会长，先后在英国剑桥、牛津两大名校担任汉学讲座教授。他致力研究中国民俗、宗教、戏曲，尤以研治文献版本、目录学见长。生于荷兰，1946年毕业于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他任教剑桥时，是杜德桥的老师。我跟他有过多年交往，经常通信往来，交流有关戏曲文献方面的学术问题。我研究流徙欧洲的中国古代戏曲文献《风月（全家）锦囊》，曾得到他无私的帮助。我这回到牛津，先后在他家呆过一宿和两半天，怀着极大的好奇心，仔细探察他的“家底”情况。
龙宅是座二层英式别墅，坐落在牛津市郊的一块小山坡下。周围没有邻舍，只有山间小道、碧绿草地、森森林木和五颜六色的鲜花，恍若隔世。在龙宅逗留间，我从未见过来人，拍摄的所有照片没有三人合影。我在龙宅门前，只见到过一身戎装的妙龄少女，骑着高头大马，悠闲地踯躅在山间小道，这令我联想起自己读过的19世纪英国文豪的小说场景。
我很吃惊主人住房的宽大和整洁。房前是块大平坛，植满各式各样花木，最显眼的是各色八仙花，花朵大如头颅，前所未见。屋后是数百平米的大草坪，像一幅铺展的巨大绿毯。夫妇俩住着十来间房子，除日常饮食起居用房外，各式书房、工作室、客房、车库、储藏室等等，一应俱全。
我一到，龙彼得教授最先做的事，便是领我去参观他琳琅满室的藏书。尤其是那间插架顶天立地的中国古装书室，是他最引为自豪的家藏宝贝。五间书房满满当当的藏着各种图书，而且分类有致：一间中国古装书，一间文史目录、索引及其他工具书，一间期刊，包括全套的中国《文史》、《中华戏曲》、《舞蹈艺术》等丛刊，一间文史、语言综合图书，一间专放主人目前研究课题取之即用的图书。书房之外，龙宅的卧室、过道、墙旮旯，还堆着、摞着许多尚未归类的新进书刊。藏书规模完全不亚于一间中国中等图书馆。
中国古装书室是龙教授最自豪的家藏宝贝
龙宅的陈设装置也很别致。墙上四处挂着中国字画，橱柜内摆满中国器皿和古玩。中堂仿照中国书香门第，摆设八仙桌，上方悬挂条屏字画，案上供着香炉和佛像。右厢房的门顶上，悬挂中国古傩戏面具，面目狰狞而可爱。左厢房门楣上端，设有观音佛神龛，里头电制的“香烛”长亮不熄。最有趣的是中堂正门口竟挂起一面大铜锣，旁置布扎锣锤如拳。主人闲暇，常击之嗡嗡作响，声似洪钟。在此西方文明国度的僻静一角，龙彼得教授在精心营造一个中国式的暮鼓晨钟的小世界，来寄托他对中国文化的深挚情感。它跟当下中国年轻人住宅装修追求“洋派”、“西化”，形成有趣的对比。
杜德桥教授是英国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汉学系主任，主持东方研究院有关中国学术的研究。我到牛津那刻，正好是杜教授主持的摊子刚单独成立隶属东方研究院的中国研究所不久，据说我的那场演讲，还是中国研究所成立后的头一回集体学术活动。杜教授擅长中国叙事文学包括史学、通俗文学、古典小说等方面的研究。对《西游记》研究饶有兴趣，著有《西游记祖本考的再商榷》等文。我跟他初次见面时，赠以一组中国戏曲脸谱小头像作为小礼品，他见后便急切地问我：“哪是孙悟空？”偏偏里头没有孙悟空脸谱，我心想早知他这么着迷孙悟空，就该把“老孙”也带来牛津才好。
杜教授对我的访问计划，做了周密安排。他也像龙教授那样，在我抵达瓦德汉学院的当晚，亲自驾车，接我去他家中参加晚宴。
杜教授夫人罗凤阳，是位华裔，出身广西客家族，见到我格外高兴和亲切。她亲自下厨，做了一桌丰盛而美味的中国菜肴。看得出来，为了款待我这个中国同胞学者，她事先做了许多精心准备。
杜德桥教授温文儒雅，热情而健谈，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语音中带有一点闽粤音成分，显然是受了他太太的影响。他侃侃称赞自己老师龙彼得教授的为人、学问和对自己的栽培，感恩之情，溢于辞表。看来西方人士也很讲究师承和尊师。看看他标准的“洋人”长相，听听他流利的汉语谈吐，揣摩他有关中国的渊博学识，再观察他家中有这么一位相敬如宾的中国太太，在我的感觉中，杜教授是一位完全被“中国化”了的英籍学者。
与龙宅的古雅风格不同，杜宅则显富丽，略呈现代气息。大客厅悬灯结彩，灯光通亮。
地毯花团锦簇，天花板下亮着一对球形大红灯笼，十分耀眼——这些都出自中国太太的精心布局。客厅的钢琴正敞开琴门，可以推测主人在我到来之前，还在弹琴。杜教授打趣说，他和太太原是同学，都酷爱音乐，他们的结合，是“弹琴（谈情）说爱”的结果。我想，除此一层之外，更重要的因素 还是由于二人共同牵系着东方文化的情结。
与龙彼得（左）与杜德桥（右）两教授合影
在我结束牛津访问，将去伦敦大学的前夕，中国研究所的几位主要同事，包括晁时杰（Robert L.Chard ，美裔）、刘陶陶（华裔）等，由杜德桥教授率领，一起去牛津一家名叫“腾凰阁”的广东餐馆给我饯行。牛津教授请客吃饭不讲排场和客套。菜谱到手，各人轮流点一二个自己喜欢的菜，决不推三让四。举杯敬酒是少不了的礼节，但从不劝酒哄酒，喝多少，喝什么，都听便随意。不会喝酒的，可以用别的饮料或矿泉水代替，别人毫不介意。酒席将罢，主人便吩咐服务员，把残羹剩菜分装在不同塑料袋内，请我先挑。对此“小气”的举动，我感到很不自在，便推说自己什么都不需要。他们各人则大大方方地拎走了自己想要的包子。在“吃”的观念上，我感到东、西方人士真有天渊之别。
（原载《温州日报》1995年2月11日、《北京青年》月刊1995年第9期，详略不同）
补记：以上是我近20年前的记录。好友龙彼得教授于2002年5月间逝世，杜德桥教授也退休多年。据悉，龙教授去世的讣告，系由杜教授亲自执笔撰写，发表于著名的伦敦《泰晤士报》2002年5月28日。学生饱含深情地向世人报道自己老师一生不平凡的经历和成就，这是杜教授终生难以忘怀的记忆和感念。于我来说，牛津情谊永存吾心，今日录改这篇旧文，心情也与杜教授相似，就以本文作为我对逝去的龙彼得教授迟到的悼念和追思。（2013/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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