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剧历史上，同时拥有“电影明星”和“评剧皇后”头衔的大概只有白玉霜一个，说她是电影明星可能有些牵强，但评剧皇后之说却是名副其实。20世纪30年代，白玉霜与爱莲君、李金顺、刘翠霞并称为评剧“四大名旦”，她所创立的“白派”艺术已成为评剧表演的重要流派之一。
“有伤风化”被逐出京城
白玉霜原名李桂珍，小名慧敏。关于她的身世，有人说她是莲花落艺人李景春和妻子卞氏买来的养女，但她的养女小白玉霜却在回忆文章中说母亲是李景春的亲生女儿，究竟如何，姑且不考。初时白玉霜学的是大鼓戏，后被孙凤鸣收为徒弟，改学评戏。白玉霜嗓音低，鼻音重，不太适合当时盛行的大口落子的唱法，有人说她“从鼻子里走音，调不准确”，所以初期演出并不受欢迎，差一点被卞氏送入妓院。后来白玉霜根据自己的嗓音特点大胆革新，创造了低弦低唱的演唱方法，形成了低回婉转、韵味淳厚的白派表演艺术，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为了招揽观众，当时的评戏多在剧本和表演中加一些“花”的内容，如《枪毙小老妈》、《马寡妇开店》等就有不少荤戏，这在当时的地方戏中是个比较普遍的现象，白玉霜自然也不能免俗，但此举却招来了风骚、淫荡之名。其实这倒有点冤枉她，白玉霜也常想改革太“粉”的唱词。
她把庸俗的“粉词儿”删改了，并且改得还颇有水平，但是社会风气不支持她的改进，所以不久在舞台上她又恢复了旧唱词。对于此事，小白玉霜后为其正名说：“她的文化不高，有时想把戏演活泼点，就不免出了轨道。和她同过台的演员说，她也不是轻易谑笑到戏以外去的。”
即便如此，社会上的一些所谓“正人君子”却仍然对她百般刁难，最轰动的是1934年被北平市长袁良驱逐出京一事。那时白玉霜正在演出《贫女泪》，忽然来了几名背枪的警察，说是市长不让白玉霜在北平演戏了，因为她的戏演得“有伤风化”，不容分说就把白玉霜等人押上火车，赶出京城。她在戏里经常饰演女犯人，不料在现实生活中又真正体验了一回。关于袁良驱逐白玉霜的真相，后来根据知情人透露，原来是袁良手下一个科长想打她的主意，没有如愿，便向袁良说了坏话，这才上演了这出现实版的“苏三起解”。
“养病半年”实是为爱私奔
离开北京后，白玉霜应恩派亚大戏院的邀请来到了上海。当时评剧名伶朱定霞正在上海演出，这个北方地方小戏在上海滩已有了一定的“人气”，兼之白玉霜又博采百家之长，根据南方观众的欣赏习惯将评剧的唱腔、表演做了有益的改革，故一登台便引起轰动。白玉霜幽咽婉转的抒情风格不仅折服了上海的观众，也使文艺界对她刮目相看，《时事新报》上刊登了著名戏剧家洪深、田汉等人的文章，盛誉她为“评剧皇后”。
1936年，明星公司又推出了白玉霜主演的电影《海棠红》，一夜之间她又成为红遍大江南北的电影明星。
上海时期堪称是白玉霜演艺事业的巅峰，据说那时她唱戏挣的钱都是用麻袋来装的，她手下的主要演员每天也都有20元的分红，而那时国民政府部长和大学教授的月薪也不过几百元而已。从一个走街串巷的江湖艺人到一名红遍上海滩的“大腕”明星，白玉霜靠的全是自己的手艺和真本事。
但就在白玉霜大红大紫的时候，这位评剧名角儿却突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1937年大年初一晚，剧团在恩派亚大戏院上演《马寡妇开店》，这可是白玉霜的拿手好戏，可戏一开场，台下的观众就觉得有点不对劲，怎么唱腔和做派都不像白老板了呢？后来，人们突然发现：台上的角儿不是白玉霜而是小白玉霜！于是，观众们都急了，有的喊着倒好，有的嚷嚷着要退票，乱作一团。
原来白玉霜的母亲卞氏见她越唱越红，就害怕她结婚嫁人，说：“你可别结婚，一个唱戏的嫁了人，就没有人来捧场了。”她把女儿当成了摇钱树。但白玉霜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也渴望一份真情，也需要爱情的滋润，为了这份真情，她就像戏里的杜十娘一样，与心爱的男人李长生一起离开了剧团，跑到李长生的老家过起了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世外桃源生活。
半年后，白玉霜被卞氏找回，重返评剧舞台。这六个月的时光大概是白玉霜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了。为了生存，白玉霜曾经和许多男人打过交道，但真正让她动情的却只有李长生一个，从此以后白玉霜再未谈及婚嫁。
与汉奸周旋却险些丧命
抗战期间，正在北平演出的白玉霜因没疏通好与汉奸报纸《新民报》主编吴菊痴的关系，吴菊痴便指使手下无中生有在报上造谣生事，无奈之下白玉霜只好请吴菊痴吃饭，并在席上递上了准备好的红包。谁知吴菊痴刚吃完饭走出门便被抗日锄奸分子一枪毙命，白玉霜祸从天降，被日本人投进监狱，惨无人道的日本宪兵将她的衣服扒光，用棕毛绳子拉磨她的下身，从此白玉霜落下致命的病根。后来花了一大笔钱托人活动，白玉霜才被释放。
1942年，白玉霜被诊断患子宫癌，但她仍然坚持上台演出。据和她同台演出的演员说，来戏院演出时都是别人搀她下车，可是一登台她便精神抖擞，如同换了一个人。有一次由于病变处破裂，鲜血竟然流了一腿。
1942年8月10日，白玉霜孤独地离开了这个她亦恨亦爱的世界，“天尽头，何处有香丘，一抔净土掩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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