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与评剧奉天落子

评剧的前身奉天落（lao）子是关内落子传入辽沈地区后的新称谓，历史上被称为奉天的辽沈广大地域是评剧发展的重要基地。1908年，营口出现了奉天落子第一个大班社，它也是我国最早的、为数不多的评剧创始班社之一。恰在奉天落子开始走俏辽南时，张作霖的队伍也活跃在辽南。所以，有人说，奉天落子是与张作霖的奉军同时、同地并同步地壮大起来的。

奉天落子在张作霖的眼底下成型

上世纪初，关外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落子班。他们走村串巷演唱，演完了向老乡要点吃的、用的，或者卖些针头线脑给老百姓，从中谋点蝇头小利。这比起纯粹要饭的也强不了多少，人们就称他们为“叫街的”，“叫花子的”。因为他们用艺术手段要饭，所以他们的演唱又被称为“乞食艺术”。那时农村没有舞台，落子艺人就在大粪堆上或场院里、集市上搭的席棚子里表演他们的“乞食艺术”，没有扩音设备，就靠大嗓喊着他们的“乞食艺术”。因而又被人们称之为“大口落子”，也慢慢形成了高亢、粗犷、豪放、大喊大叫的风格，很带有东北人说起话来快言快语、连吼带喊的特点。这些人粗粗拙拙，什么都能唱，什么都敢演，“荤的素的生冷不忌”。要饭不容易嘛！讨看客欢心，把吃喝赚到嘴里才是真格儿的。如此，演出中难免有插科打诨，或“黄”、或“粉”、或“污”、或“浊”，随行就市罢了。正因此，当局屡屡以“有伤风化”为由下禁演令。但农村的“青纱帐”保护着他们。他们怕啥?禁得严了，便到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去喊去叫。反正走江湖嘛，为了口饭，怕他何来！

就在落子还处于要饭的“乞食艺术”时期，张作霖在乡间纠集起人马，成立了保险队。闲得无聊时，张作霖与他的队员也常常去听落子，而这些怀里抱着枪来听落子戏的兵不兵、匪不匪、民不民的人，日后恰恰都成为奉系军阀集团的骨干。

张作霖的保险队被清廷收编后，最初的活动区域仍在家乡海城一带，而这一带最重要的城镇——营口，恰恰是关外评剧的发祥地。

评剧史上被称为奉天落子最早的大班社——营口李子祥共和班，便是1908年在营口大官塘的一个四合院里出现的，营口的小红楼剧场便是他们排练和演出的基地。李子祥原籍冀东，20世纪初来营口经商，卖海货发了大财，在大官塘置了块地圈院盖房。因天生好乐，便出资招募天下唱“莲花落”的高手，组成戏班，其中不少艺人来自冀东的昌黎、滦县、乐亭、迁安等地。

这由许多冀东人组成的班社演唱的落子为什么不叫冀东落子，或唐山落子，而被称为奉天落子呢?

这要从落子在李子祥班发生的变化说起。李子祥班在营口演出的是戏曲，而不是冀东莲花落艺人演唱的被称为落子的曲艺。曲艺是说唱艺术，或一个人单说单唱，或两个人对说对唱，或几个人联说联唱，而且说唱者一个人可以叙述众多人物的故事。戏曲却不同，它是表演艺术，要根据剧中人物的多少，分出行当、角色。每个艺人原则上只能演一个人物。李子祥共和班之所以称为大戏班，就是因为它演的不再是冀东莲花落艺人说唱的曲艺了，而是由莲花落艺人把原有的莲花落曲目拆开——拆出场次，拆出人物，变成了戏曲。随着莲花落变为戏曲，艺人们也由莲花落艺人变成了戏曲艺人。这个变化是在营口完成的，因而营口成了奉天落子的主要发祥地。

李子祥不仅使莲花落从形式上变为了戏曲，还对剧目进行了改革，加强人物动作，加强戏剧性，去掉了污词秽语，加强演员和乐队建制。李子祥班的出现，引起落子全景式的变化，为评剧的发展积蓄了实力，特别是为评剧培养和锻炼出一批有名的女旦角。像李金顺、碧莲花、金灵芝、刘鸿霞、芙蓉花等一些评剧史上有影响的女艺人都是从李子祥班驻地大官塘四合院的门槛里迈出的。这些人的艺术经历和成就足以构成评剧的半部历史。

落子在营口的发展变化吸引了广泛的注意，全国的莲花落艺人、落子班社纷纷出关。成兆才的警世戏社、孙凤鸣的南孙家班、孙洪魁的北孙家班都先后落脚奉天。与此同时，奉天亦土生土长出许多落子小班社。这些戏班得以适合的土壤，便如同张作霖的队伍一般飞快地壮大起来，并且“鸟枪换炮”，越来越趋近于“正规军”——向京剧、梆子大戏靠拢。

自此，奉天落子正式成型，而它成型的地方，正好又是张作霖的家乡。所以，人们就把奉天落子当成了张作霖的家乡戏。

落子艺人救了张作霖的命

在赵家庙干保险队时，张作霖因扩充势力，惹怒了当地的大匪首冯德麟。冯德麟串通俄国“花膀子队”（当地人对俄国军队的称呼）来打张作霖。张作霖寡不敌众，吃了败仗，队伍在中安堡一带溃散。张作霖见势不妙，只身落荒而走。花膀子队一心生擒张作霖，便穷追不舍。张作霖慌不择路，一头扎进中安堡。

这天，中安堡正逢大集，集上有一个落子班在演出，赶集看戏的人特别多。张作霖情急中钻进人群，直奔后台。一位叫朱进才的看衣箱的箱倌儿见闯进一个生人，忙问他是干什么的。张作霖哀求说：“大哥，快救救我！俄国兵在后边追我呢！”

江湖人讲够意思，岂能见危不救？朱进才二话没说，就帮张作霖把匣枪和帽子藏好，又拿起笔在他脸上抹画起来，几笔就把张作霖画成了黑包公。接着，取出一件紫色蟒袍、一顶乌纱帽和一副髯口给张作霖穿戴上，然后让他坐在大衣箱旁边的木凳上，好像是等待上场的演员一样。就在这时，后台的门被拉开，闯进来五六个俄国兵和一个中国翻译。翻译问道：“方才进来的那个小个子哪里去了？”朱进才说：“什么小个子?没看见！”那个翻译说：“眼看着他进来了，你怎么没看见呢？”“不信你就找嘛，这巴掌大的小棚子，还能藏住个大活人！”朱进才说罢走近炉子旁，拿起炉钩子捅起炉子来，捅得满屋是烟，熏得翻译和俄国兵直捂鼻子，他们也顾不得再去找人，在屋里转了转便匆匆离去。

俄国兵走远后，朱进才为张作霖摘下乌纱帽，脱下戏衣，打来一盆洗脸水，让他把脸洗净。又把匣枪和帽子还给他，还取出两个苞米面饼子，交给他说：“穷唱落子的，没别的好吃的，这两个饼子带着路上吃吧！”

张作霖十分感动，问知姓名后，双拳一抱说了声：“朱大哥，后会有期。”便出了后门，一猫腰钻进了人群。
光阴似箭，17年后的一天，朱进才和往常一样正在辽阳一个戏园子后台忙着给演员换服装时，前台老板领着两个当兵的找他。

两个当兵的进来就对朱进才说；“跟我们到奉天走一趟，大帅找你！”

朱进才听说大帅找他，有些紧张，还有些莫名其妙。朱进才被带到奉天，见了面才知道，大名鼎鼎的张作霖就是17年前他救过的“小个子”。为了感恩，专程派人把他接到奉天。从此，朱进才成了大帅府的上宾。

开始时，朱进才还觉得清闲自在。但时间长了，待着没事干，又觉得闷得慌，便对张作霖说：“不行啊，大帅，我总在这儿待着算啥事呀!还是让我回落子班去吧！”张作霖见留不住他，就赠与重金，让副官送他回辽阳。临走时对他说：“以后什么时候愿意来就来，谁要欺负你们唱落子的，就来找我。”

张作霖赠匾：当仁不让

1920年冬，张作霖给岳母王老太太做寿，派沈阳卿鸣大舞台（现沈阳刘老根大舞台）经理袁绶卿邀梅兰芳、程砚秋等名角来帅府唱三天大戏。

袁绶卿入行前在铁路上扛脚行。由于膂力过人，又好交际，便被推举为齐齐哈尔至北京这段铁路线上的脚行总头目。他常帮张作霖运送军火，很得张作霖赏识。张作霖当上“东北王”后，他便成了大帅府的常客。袁绶卿见张大帅喜欢听戏，为投其所好，便改行经营剧场，并组建了沈阳第一个梆子科班——卿鸣小科班。这次给王老太太做寿，为讨王老太太欢心，袁绶卿先把戏单呈交她过目。

王老太太是张作霖五姨太寿懿的生母，名曰王松岩。她是张作霖的同乡，出生于海城，后来被黑龙江将军寿山纳为妾室。寿山去世后，她携女儿来沈阳大南门老妈店胡同与一位郎中同居。如今女儿嫁给了张作霖，日益得宠，她也荣耀起来。

王老太太正在看戏单，袁绶卿说：“警世戏社的月明珠、金开芳演出的落子戏可精彩啦，轰动了东北。这个堂会不请他们来热闹热闹真有点遗憾！”王老太太从小喜欢家乡的落子，年轻时当过艺人，唱过落子，也算得上同道之人。她当然愿意把月明珠、金开芳邀来唱落子，但当时官方对落子有一种成见，认为“鄙俗不堪，有伤风化”，是不可与京剧、梆子戏同登大雅之堂的“下九流”玩艺儿。那时落子连进城里的大剧场演出都不允许，何谈进帅府唱堂会呢！

袁绶卿知道，要请月明珠、金开芳非得张作霖发话才行。于是，袁绶卿便请王老太太直接向张作霖提出，请落子班进府。张作霖一听，毫不犹豫便答应了。当然，这一方面是王老太太的面子，一方面，也与张作霖不忘落子艺人对他的救命之恩有关。

于是，袁绶卿带着帅府公函去哈尔滨，邀正在那儿演出的月明珠、金开芳所在的警世戏社来沈。

本来警世戏社在哈尔滨庆丰茶园演出，上座率一直很好。不想，一天晚场戏刚刚开演，一队军警突然闯入，不由分说拥上舞台。一个个手持枪械，面带杀气。正当观众乱作一团时，一位身高体壮、穿着阔绰的先生走出来。此人正是袁绶卿。

金开芳曾回忆说：“那位先生向士兵挥了挥手，然后对观众说：“大家别怕，张大帅岳母王老太太做寿，请戏班唱一出。今天的戏就不演了。散场！”观众只好吵吵嚷嚷地散去。”

警世戏社的艺人们听说是帅府请唱贺寿戏，只好连夜打起软包，奔往奉天。

寿戏在大帅府东院帅府苑内演唱，戏台便搭在假山上，柱脚、围棚全扎红、黄布活，十分好看。张作霖的家眷和贺寿的官绅名流便坐在花园空地间看戏。开戏时先是落子班打通儿，喇叭浪吹，锣鼓欢打，气氛火爆，喜得王老太太眉开眼笑。打通完了，著名男旦月明珠出场演王老太太点的《马寡妇开店》。月明珠身材匀称，扮相俊美，台步走得袅袅婷婷，如风摆杨柳，活脱脱是位年轻美貌的少妇。这一出场便令看惯了京梆大戏的官绅、太太们惊叹不已。《马寡妇开店》本是月明珠的拿手戏，他演唱颇有绝活，嗓音圆润洪亮，腔调通俗新颖，与莲花落大不一样，很注重表现人物个性。特别是让孩子吃奶的那段戏，采用了莲花落中少有的慢板抒发情感，且唱中有说，造成优美、朴实的戏剧效果，博得了满堂彩。月明珠、金开芳来至帅府一唱，可把王老太太乐坏了。张作霖见落子戏引起王老太太欢欣，便让人以王老太太的名义做了一块匾，上面镌刻着“当仁不让”四字，赠与戏班，以示对落子戏的推崇。

张作霖把奉天落子请到帅府，使落子名声大振。从此，奉天落子掀开了历史新篇章，与京、梆大戏一样，成为城市剧场演出的大戏之一。

市长批复：既不伤风化，故准试演

演完寿戏后，袁绶卿向戏社宣布：“张大帅做了东北巡阅使，要举办慈善事业，赈济灾民，请戏社在卿鸣大舞台唱40天义务戏。”警世戏社只好从命。

警世戏社以精湛的技艺，向人们展示了奉天落子特有的通俗、从众的魅力。他们的戏演一出红一出，竟引起京、梆大戏的某些艺人的妒忌。评剧创始人之一的孙凤岗曾回忆说：“月明珠他们在卿鸣大舞台唱戏，当时梆子、二黄（京剧）不如他们叫座，气的梆子班直骂街，后来他们带着一帮武行，拿着家伙到月明珠戏班闹事。”另据一些老艺人们讲，一次演出前，梆子艺人前来捣乱，竟抢走了戏班在后台供奉的戏剧祖师爷唐明皇的画像和乐队用的大锣。这种行为，在当时是对戏班极大的不尊重，所以警世戏社与他们大打起来，竟影响了开戏。也巧，那天正赶上王老太太带女儿寿懿来看戏。王老太太闻知此事，非常气愤，派了一个副官带着兵弁到梆子戏班去讨要。派去的人进门就骂：“王八羔子，你们不要命了！老太太等着看戏呢，赶紧把东西送回去。”梆子班领着闹事的人赶忙赔不是，并乖乖地把抢去的东西送回来。

此后，沈阳的各大剧场都仿效卿鸣大舞台开始接纳奉天落子，而且奉天落子也给剧场带来了经济效益。那时戏班为了把他们演出的落子与旧时称呼有所区别，常改称为“文明新戏”。1924年7月，会仙大舞台老板于德宝向当局呈请改演文明新戏。当时的奉天市市长曾有翼在批复中说：“文明新戏是否落子应禀明。”于德宝再次呈文，其中写道：“文明新戏应以大戏为本，中间择具优良者数出，虽系落子，有变形作法，迥与前异。”曾有翼这次的批复是：“呈悉，既不伤风化，故准试演。”这应当是奉天当局仰承张作霖面子，首次以政令形式对奉天落子开了“绿灯”。于是落子戏迅速地占领了一些大剧场的舞台。

那时，张作霖为“开通地面”，在沈阳辟出北市场，为繁华市井，还建起了关外第一座以演奉天落子为主的大剧场——大观茶园（新中国成立后改为辽宁青年剧场）。它的建成，如同为落子立起了一座擂台，吸引着关内外的落子高手登台献艺。那年头，落子艺人要想成名，必在大观茶园亮相，如立住了脚，便有戏饭可吃，否则别想在奉天的舞台混迹。因而落子艺人又称大观茶园为“龙门”。艺人们只有像鲤鱼跳龙门那样闯过大观茶园这个关口，才可行风行雨，通行天下了。于是奉天有了落子艺人仰慕的艺术圣地。

落子从张作霖家乡发祥，又随张作霖进了奉天城，并被正名为奉天落子，奉天落子一度成为张作霖家乡戏的代名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北方大剧种评剧发展的主体和主流。1929年，张学良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身份进驻北平时，奉天落子著名女旦角芙蓉花带戏班去北平演出。在这以前，北平绝对禁演落子，但芙蓉花打出奉天落子的旗号，北平的官僚们皆以奉天落子是少帅的家乡戏而对其刮目相看，并为之大开绿灯。于是奉天落子在北平大红特红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