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剧《花为媒》,名剧也!其中的“报花名”一折,更是脍炙人口,被众多戏迷喜爱而赞叹不绝。这段戏好在哪里?余反复盘算琢磨,感到真是“天生地造”的精品。平实中不乏优雅的唱词,配合以评剧那独特的音乐旋律,结合得严丝合缝,加上新凤霞与赵丽蓉的个性化和创造性表演,使这出戏玉成精美绝伦一版,为后来的评剧艺人们效法之模,而盖莫能超也。

性格倔犟可人的闺中女张五可,爱慕公子王俊卿,但王俊卿心媛表妹李月娥,媒婆阮妈为串合姻缘,使双双成其好事,欲把五可介绍于贾生,将其骗至花园相见,而贾生迟迟未至,阮妈为拖延时间,缠着五可让其报花名,这段美妙的戏剧便由此开始。

张五可哪有心思报什么花名啊,“你想听报花名?姑娘今日不高兴!”这句话从新凤霞口中出来,嗲中带快脆,娇中含决绝,活,美,鲜明,贴切人物,是他人所难以模仿。而赵丽蓉饰的阮妈,也冒出了富于特色的一句:“别看我活了这么大岁数,啥时开啥花,我愣是不知道。”苍苍的嗓音,丑丑的容貌,持一杆长长的旱烟锅,将一个“愣”字突出强调,顿生喜剧效果。拗不过阮妈纠缠,当然也想显一显姑娘的本事能耐,于是就报开了花名。先来两句白口:“花开四季皆应景,均是天生地造成。”这是引子,也是传统戏剧中的常用手法和程式,但这里用得活而不僵,突出了姑娘的柔美与雅兴,不比花脸式的愣倔。接下来呼唱:“阮妈妈呀......”,就此正式叫板。然弦索刚刚响动,妙的是阮妈抢先见缝插针嵌入一句:“他怎么还不来呀......”。显然,阮妈也不想听什么报花名,她的心思在于等人。也为后边的插唱埋下伏笔,预定基调。

张五可从春季开唱:

春季里风吹万物生,

花红叶绿草青青。

桃花艳,李花浓,杏花茂盛,

扑人面的杨花飞满城。

阮妈插唱:你再报夏季给我听。

张五可又唱:

夏季里端阳五月天,

火红的石榴白玉簪。

爱它一阵黄呀黄昏雨,

出水的荷花,亭亭玉立在晚风前。

阮妈总结一句:都是那个并蒂莲!(寓意,双关,暗示,言外之意,也尽含其中)

五可再唱:

秋季里天高气转凉,

登高赏菊过重阳。

枫叶流丹就在那秋山上,

丹桂飘飘分外香。

阮妈用自己的见解概括:朵朵都是黄啊!

张五可唱到了冬季:

冬季里,雪纷纷,

梅花雪里显精神。

水仙在案头添风韵,

迎春花开一片金。

冬去春自来,阮妈唱出大实话:转眼是新春。

五可将春夏秋冬的花儿唱完了,忽然感慨良多,猛想起自身遭遇,话锋一转:

我一言说不尽,

春夏秋冬花似锦。

叫阮妈,

却怎么还有不爱花的人?

阮妈故作不知,挑逗,反问:能有这样的人?

张五可发牢骚了,埋怨的自然是不解她心的王俊卿,姑娘我如此姣好,你有什么弹嫌?她语速入泻,不吐不快:

爱花的人,惜花护花把花养,

恨花的人,厌花骂花把花伤!

牡丹本是花中王,

花中的仙子压群芳。

百花相比无颜色,

他偏说牡丹虽美花不香。

玫瑰花开香又美,

他又说玫瑰有刺扎得慌。

好花哪怕众人讲,

经风经雨分外香。

大风吹倒了梧桐树,

自有旁人论短长。

虽然是满园花好无心赏,

阮妈你带路我要回绣房。

五可燥了,没心情了,阮妈赶紧阻拦。她再想不出什么主意来打岔,提出自己也要报花名。五可笑了,轻视中略带鄙睨与疑惑:你也会报花名?但阮妈按照自己的见识与生活经验,癞蛤蟆支桌子,硬是就报开了。于是接下来的风趣幽默,如薛蟠作诗,自然便有了另一番喜剧效果。

阮妈唱:正月里开迎春十四五六。五可插问:正月里哪来的六啊?阮妈说有,却想不出来,一急,冒出一句:六月六看谷秀,春打的六九头。她乱绕圈子,绕到了六月,可是终于又回到正月了,观众刚刚为之小忧,紧接着就释怀,于是生会心一笑。这里也有“弄险”手法时时暗埋。如接着唱道:二月里开杏花,杏子如豆。怎么又出了个“豆”呢?五可说错了,连着反驳,阮妈坚持说没错,又急忙反不上来,终于“急中生智”: 豆腐脑就切糕还有两个大馒头。再听接下来的唱:

三月里开桃花清明以后,后甥子去上坟哭他的舅舅。

四月里开梨花大雨没下透,下不透种高粱尽出些稔头。

五月里开石榴,锅底漏,漏了锅洒了米没有法子熬粥。

六月里开荷花,荷莲生藕,藕坑里去摸鱼.......(五可连问阮妈你摸什么呀?)阮妈忙着应对那个迟来的相亲人贾生,慌乱中接唱:摸了一个大泥鳅。(这里又能引发观众的诸多联想)。

那个贾生终于来了,因阮妈并未说明让五可会见的是贾公子,贾公子也只知要来相亲,又不晓五可的内情。阮妈还得周旋。她既要藏掖贾生,又得应对五可,还要想着报花名,于是就笑料百出。

阮妈的报花名,用陕西话说就是“胡然面馆子”。但这种“胡然”里,又充满了生活气息,反应的尽是劳苦人的生活际遇,如“看谷秀”、“种高粱”、“锅底漏”、“摸泥鳅”等,均为农村生活场景,与赏花观花似不搭界,其认知和所见,在情急中、在规定情境中或有机或无机地串接在一起,既有智慧,又有憨朴,表层混乱,内里合情,便有笑料叠出。媒婆,历来是戏剧中的喜剧人物,但阮妈这个人物,作者并未赋予贬意,而是增加了其可爱成分。如果说张五可的报花名中具有雅的意味,那么阮妈的报花名中就极具俗的色彩。雅俗并陈,鲜明对比,既从人物性格出发,又符合人物塑造之需,且收雅俗共赏之效,是谓完美的艺术创造格局。

《花为媒》是评剧创始人、评剧表演艺术家成兆才的代表作之一。其名作还有《杨三姐告状》等等。成兆才(1874——1929),滦州(今唐山滦县一带)人,苦出身,没上过学,只靠在私塾窗外偷窥而认得些字,后自学成才。他自幼聪慧,艺赋天成,童年即学唱莲花落,后入艺班游走江湖,在坎坷多难、流离颠沛的演艺生涯中,是他把原属民间曲艺形式的地方说唱,演义为评剧这一剧种的。他能演戏,通音律,会多种乐器演奏。一身艺术细胞的他,加上苦难遭遇纷至沓来、生死离别应接不暇的生活经历,练就了他的顽忍与达观,他将复杂而多元的人生感悟注入戏剧,虽只活了55岁,一生却留下了上百出戏剧作品,成就了评剧这一艺术形式,为中国戏剧舞台留下一份不动产。知其身世后,我对其敬仰迭迭。

由于身世所致,你看成先生的作品,在雅与俗的比例分布方面,通俗总是居多。而且写到通俗处,似乎更显得心应手。比如张五可的报花名,他是极力想雅的,虽也入情入理,情景交融,但细究起来,还不纯属“雅”的玩法。在韵脚使用上,并未一韵到底;在字词使用上,也并非十分准确周密。如“丹桂飘飘分外香”一句,“飘飘”就不算十分妥帖。“大风吹倒了梧桐树,自有别人论短长”一句,也属随意拈来的句子,合了辄韵之需,少了意义涵盖,不能说是精雕细刻。再明白地说吧,若把成兆才的剧词与田汉的剧词相比,田汉是绝不会那样去写的。田汉为《关汉卿》写的“将碧血,写忠烈,做厉鬼,除逆贼,这血儿阿,化作黄河扬子浪千叠。常与英雄共魂魄,强似写佳人绣户描花叶,学士锦袍趋殿阙,浪子朱窗弄风月......行时节共戴半窗云,坐时节相应一身铁,我与你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床死同穴......”。此类词语组合,又用了仄声韵,成先生显然写不出来。再比如李少春在京剧《野猪林》里的那段唱:“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彤云底锁山河暗,疏林冷落倍凋残。望家乡,去路远,别妻千里音书断,关山阻隔两心悬......”这类唱词,成先生也许更是不易涉足。一句话,好的、大雅的、有气势的戏剧唱词,更多地是沿用了古词牌的风格,作者的古诗词功力必须深厚。是的,想象成先生也绝然写不出《西厢记》和《牡丹亭》那样的剧词,但阮妈的那段唱,却又是其他任何人也难以创造出来的。因为成先生吸收的,多为民间艺术,是底层老百姓的表述方式。比如他的报花名,就偏重于民歌体。唱四句,让另一角色插一句,有点象“三句半”,也有二人转的一些味道融入。这种创造,亦可谓自成一家。所以,我要表达的意思,首先是深深感到:具体的人,所处的时代,其文化背景、出身、性格、修养等一切因素,会决定一个成功艺术家的艺术创造轨迹,造就该艺术家的创作风格,影响该艺术家的创作成就。正应了马克思所言:人,是环境和条件的产物。

我还想表达一个意思,那就是戏剧艺术在生产过程中有一种独特现象,这便是:假如能集编、导、演于一身,方能更有益于优秀作品的诞生。比如元杂剧里的许多优秀剧本,只合案头阅读,舞台演出困难多多,因那多是未能中举、没做成官的落魄文人,借助此种形式的自我抒发。唯关汉卿不同,他是“浪子班头,梨园领袖”,在勾栏里生活着,并培养了象珠帘秀那样的表演艺术家,所以他的剧本,就更能适合舞台演出,其生命力也更显强盛。成兆才也生活在艺班里,他也培养了艺人月明珠,这显然为他的艺术实践提供了便利。我想,成兆才实际上就是不同时代的、缩小版的、评剧界的关汉卿,所以他有他的成功。引申到陕西戏剧,当年易俗社的孙仁玉,能有那么多剧本至今活在舞台,因了他就是易俗社的创办人之一,就生活在班社里;省戏曲研究院能出《梁秋燕》、《两颗铃》等作品,编剧马健翎、黄俊耀分别就是先后的院长身份;如今研究院有《迟开的玫瑰》、《西京故事》等优秀剧作,编剧陈彦就是演员出身的现任院长;商洛的《屠夫状元》、《六斤县长》等戏的成功,也因了陈正庆、田井制、冀福记、刘安民等人皆为演员和导演出身,有的还当过多年团长。我们可以试想,成兆才在写《花为媒》那些精彩片段时,首先自己就熟悉着评剧的唱腔旋律,落笔不是写,而是在心中唱出来的。到了排练时,又根据演员的特点和条件,添枝加叶,取长补短,那一句长了,那一句短了,那个字放在此处不便唱出来,随时调整。你一言,我一语,集体打磨。到了演出实践,也还在不断修正,是在漫长的戏剧生产中日渐精进的。比如张五可后边在洞房唱的数数套路:“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心中没有那样的旋律,就生不出那样的词,也无法卯榫严接而恰如其分。故而,也常有了十年磨一戏之说。所以我认为,对于戏曲艺术的创作者而言,不在戏曲团队里生活,成功者难。这是戏曲艺术的极大综合性决定了的,话剧和电影电视,也是综合艺术,但较之戏曲,编剧的介入程度,其要求还可稍低一些。江青当年打造样板戏,那是倾权力之威,强行捏合了各门类艺术家,集思广益的共同创造。

说到这里,我想起我的苦衷。我本是学写戏剧的,但一生都游离于演出团体之外,写了剧本,常在抽屉里藏着,偶尔有人发现,在排练结合时又困难重重,常因见解不合,有许多纠纷,许多伤心事,让我备受困扰而终生难忘。《天狗》的舞台排练和电视拍摄,都曾与导演起过冲突,好朋友也落得不快。

前不久帮人写了一剧,在讨论剧本时就与一资深导演闹得不悦。因我对在场的作曲提出,最好在谱曲时也让我随时参与,起码常能听一听合适否。但那导演仁兄不高兴了,他说,剧本出来,编剧的任务就完成了,下来是作曲的事,再下来是导演和演员的事,这是戏剧生产的流程和规矩,你做编剧的有什么权利干涉作曲?我当时愣了,真不知该怎么反驳。是的,一些戏曲院团的戏曲生产流程确是他说的那般模样,但他忘了,或者根本不懂,一出好的戏曲作品的诞生,戏和曲,那天衣无缝的结合,是首先要完成的创作,是剧本创作的一部分。词曲不分家。京剧《某某某》,绝不是秦腔《某某某》,更不会是黄梅戏《某某某》。一个剧种,自有这个剧种的特点和适宜表现的内容。剧本的打印稿上标上了剧种,编剧和作曲就应有共同的责任,最少编剧要熟悉该剧种独有的表现特征,以便于字、词的使用和巧妙填充、镶嵌。我不懂某些剧种的特色,要求现学,该是不过分的要求吧!矛盾闹了就闹了,不为钱财,为了艺术,我不在意。我伤心的是一些号称权威的艺术家,却并无大家肚量和大家见解,其威望,是否靠欺世盗名得来呢?这里不牵涉人品,我常说,艺术无对错之分,只有高下之别。我更为艺术追求上的高矮见解之争而痛心,什么是最佳,这常是永远也说不清的事。尤其在艺术作品尚未面世的生产过程中,因为此时还未得到广大观众或读者的票数,高下之争,无法判定,最易被庸者拖拽而误入歧途。真知灼见在早期常被视为谬误。啥时我当了官,当了某一艺术部门的决策者,我才能说了算。即便说错,别人也得顺着听。

这是戏曲艺术生产中的悲哀。算了,我还是写一点小说、散文、诗歌吧,不说愉悦别人了,起码能愉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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