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评剧音乐的时代性

前者我在博客中针对沈阳评剧院冯玉萍女士关于评剧时代性问题的看法所谈观点，引起宇扬评剧苑论坛上一些议论。这些论者大多从剧目的内容上来讨论评剧的时代性，而我提出评剧的时代性是从艺术形式上来看的。今天我对这个问题再谈一点看法。探讨艺术的时代性当然离不开内容，不过不同艺术种类也会有不同的侧重。比如谈文学、话剧、影视剧等，当然离不开内容。而戏曲剧目却不然，戏曲剧目当然都有故事内容，但是内容一般决定不了戏曲剧目的时代性。当然现在我们如果写一个古代的故事，会有当代的视角、观念、方法、文学形式等等，从文学形式上看会有时代的特征。然而我们讨论的不是文学性的戏剧，不是话剧和影视剧，而是戏曲。戏曲是一种歌舞性艺术，其文学内容要靠歌舞形式去表现。戏曲就是一种以歌舞表演形式为中心的艺术。我们欣赏戏曲时，一般更多关注它的歌舞艺术形式。比如，同样一出《秦香莲》，故事内容是相同的，但是有人爱看评剧，有人就爱看京剧。这说明人们在戏曲审美中是以歌舞形式来加以选择的，而非以故事内容来选择。因此戏曲审美更偏重于形式的审美，戏曲艺术的时代性主要表现在它的歌舞表演形式上。

我们再说时代性。时代性对于评剧来说有着多种内涵，我所谓评剧的时代性更多地着眼于评剧声腔音乐而言，因为对于戏曲艺术来说它本身就是一种声腔艺术。一个剧种的历史也就是一部声腔史。我以为对于戏曲艺术审美来说，一般注重的是形式的审美（形式当然负载着内容）。人们关注的是评剧艺术形式美的时代性，评剧音乐形式美的时代性。我所强调的是，艺术的时代性不可能摆脱与传统的联系。评剧《呼兰河》的唱腔音乐脱离评剧传统较远，虽然在南方受到不了解评剧的年轻观众欢迎，但是这并不标志着《呼兰河》作为评剧的创新剧目具有了时代性。任何事物的时代性都不可能与其传统和本质规律相背离，评剧音乐的时代性必须是评剧音乐的时代性，而不可能是非评剧音乐的时代性。没有了真正的评剧音乐就不可能存在评剧音乐的时代性。时代性不是我们主观上的好恶，不是我们主观给予艺术的标签，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评剧剧种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编写、排演了大量配合政策宣传的剧目，今天大多不适宜上演了，这些主要是由于文学剧本的原因。反映在声腔音乐上，就是否定传统，认为传统唱腔不能表现当代生活和英雄人物，因此必须改革，而这种改革对于传统大多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评剧音乐的改革发展从这时起就摆脱了观众审美情趣的引导，而只以符合剧本内容和人物为改革依据对传统声腔音乐加以取舍，较少顾及剧种音乐规律。近二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评剧音乐的发展仍然没有从艺术市场出发，把观众的审美情趣作为艺术创新和发展的导向，却以各种大奖作为了艺术发展的基本导向。比如，某剧目获奖以后，许多剧团就以获奖剧目的样式来创作新戏，以求得获奖的机会。在这种环境和心态下，大制作、大排场的剧目竞相出台。这样的评剧剧目音乐大多离评剧传统较远，成为了我所谓的“评剧风格式新歌剧”，这也反映出一种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戏曲改革运动中，在极“左”思潮下，由于对剧种艺术规律不尊重所造成的极不正常现象的延伸。这样的剧目不能体现评剧音乐真正的时代性，而是一种为那个时代所扭曲的、激进的、带有庸俗进化论观点的审美观所造成的“以新为美”、“以新为时代感”或“时代性”的认识误区。这些剧目音乐与传统的关系决定了它们无法代表评剧音乐的发展，因为它们缺少自然的、健康的、合乎规律的创作思想、创作方式、和创作方法。因此我以为，真正具有时代性的评剧音乐必然是真正评剧音乐时代性的展现，不是真正的评剧音乐就不可能具有评剧音乐的时代性。不是表面上为年轻观众欢迎的剧目音乐就当然具有了时代性，不是在戏曲剧目中间加入了话剧、舞剧、流行音乐、音乐剧等人们认为当下时髦的东西就当然具有了时代性。显然，这样的时代性也不免被庸俗化了。我以为“新”不是时代性的代名词，艺术的时代性应当是一种由形式所反映出来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不是外在地、人为地强加于艺术的，而是由艺术自身在时代的发展变化中自然地生发出来的。艺术的时代性不是以牺牲传统为代价换取的，相反它却应当是传统形式在时代中合乎逻辑发展的结果。因此，缺少发展的逻辑性评剧音乐就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时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