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涌咆哮的大凌河，纵横交错在辽西的旷野中，哺育了无数粗犷豪迈的汉子和热情泼辣的姑娘。大凌河畔也是“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作家萧军的故乡。在第十届辽宁省艺术节上，锦州市评剧团排演的《凌河村》就是取材于萧军的代表作《第三代》与《八月的乡村》。剧作家黄伟英于百万字“雄浑、沉毅、庄严的史诗”中，提炼出个性鲜活的艺术形象，结构为精炼紧凑的戏剧情节，在舞台上描绘了质朴雄浑的历史画卷。
“一阵秋风过山岗，割完谷子割高粱……掰下苞米棒，三春不如一秋忙……”评剧《凌河村》具有一股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这首先表现为戏剧文学的质朴流畅、通俗诙谐。唱词就像那大凌河畔的野草，或长或短，恣意生长，自然而然，而其间夹杂着的顺口溜和歇后语，更增添了地域特征与个性色彩。细细品味，从整体布局到字里行间，结构严整、合辙押韵、朗朗上口，尤其是其间饱含着的诗意和激情，令人荡气回肠，回味余音绕梁。
《凌河村》塑造了富于地域特征的凌河人群像，主要人物形成了三角形结构。翠屏是个苦命的孤儿，她爹给财主杨洛中扛活丧命，她娘不忍羞辱投了河，大凌河水就像母亲的乳汁，哺育了她泼辣果敢的性情……刘元与汪诚同是村中的年轻猎手，刘元英俊勇武，枪法精准，可以猎杀狡猾的狐狸；汪诚窝窝囊囊，老实本分，也可靠猎杀野兔糊口度日。由于杨洛中看上了刘元的枪法，将其抓为家丁，翠屏误以为相恋的刘元被仇家收买，激愤地连夜嫁给汪诚为妻……翠屏、刘元、汪诚这三个极具个性的艺术形象，不仅支撑着戏剧的结构与情节的发展，同时也从不同角度构成了东北人的群体性格，赋予了舞台粗犷豪迈的东北性情。刘元凶狠而勇猛、翠屏泼辣且率真、汪诚本分得冒傻气。准确鲜明的艺术形象，合理有趣的人物关系，支撑着戏剧冲突的展开与情节的推进。刘元不甘忍受屈辱，杀了财主的炮手，走投无路投奔了土匪。汪诚由于转交赃物也被抓进县衙。后来，翠屏不忍杨巡长的骚扰也只好上山投奔土匪，而当被接受入伙时，她仰天哈哈大笑，高喊“我是土匪了……”这是为自身生存状态的呐喊，也是对那个时代最具讽刺意味的控诉。作者对于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拿捏得准确到位，虽然并不浓墨重彩，却在转折节点有精确展现。刘元对恋人错嫁由极度激动到逐渐默认，对汪诚的怨恨也顾及到了乡邻的情感。翠屏敢作敢当，但并不挑战嫁鸡随鸡的宿命，相依为命中也沉淀出小两口日渐浓厚的亲情。
“都说是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都说是天底下没有过不去的桥。老百姓就像那乱蓬蓬的草，春夏秋冬任你熬，想死也死不了。”《凌河村》前面的大部分表现了东北人民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敢爱敢恨、爱憎分明、勇猛果敢。在这貌似随意的推进之中，《凌河村》的矛盾冲突极具层次并有条不紊。刘元和汪诚射杀了杨巡长，但苦难的生活并没有结束。日本军攻入了锦州城，汪诚和乡亲们死在了日本人的枪口下，幸存的翠屏投奔了义勇军，战士们击毙了杨洛中……戏剧前半段写的是兄弟乡邻之间的怨，民族各阶层之间的恨，而戏剧后半段与日本侵略者的抗争则将主题升华为国恨家仇的大义。戏剧结尾喻示的是一个民族的觉醒，表现出了东北人民的生死抉择。正是这种清晰的递进，使戏剧主题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但同时，这里也留有比较清晰的衔接痕迹。
《凌河村》的舞台并未着力营造典型的情境，在黑色的天幕上，主题凝练为视觉符号，像波谲云诡的北方天空，又似波光粼粼的大凌河水。留白处，懵懵懂懂、似有若无，是层叠的山脊，或栋栋村屋。两侧盘曲着的几棵古树，是剧中人生命意识的象征，也应和着他们的歌声——“要活就活个人模样，就像山顶上的大青松，不怕那电闪雷劈刮大风。”《凌河村》的舞台空间是空旷的，而戏剧时空却很饱满，这得益于该剧“现代歌舞叙事”的表现手段。传统戏曲强调把环境带在演员身上，现代戏曲舞台表现追求以歌舞形象代替硬景，拓展了传统戏曲的理论内涵。《凌河村》的歌队与舞队合二为一，既是乡邻的群像，也产生了间离的效果，使舞台的时空转换自然流畅、层次丰富、气势厚重。《凌河村》的歌舞手段与地域的歌舞元素高度默契，萨满师祈雨的歌舞极具气势，民歌、秧歌、民族舞，形式与内容浑然一体。《凌河村》的音乐很好地坚守了评剧的本体特征，其在配器上以民族乐器为主辅以西洋乐器，奏响了丰富却极具评剧特色的乐章，响亮并不单调，恢宏却不喧闹。极具韵味的演唱和呼应的重唱及幕间评歌变奏共鸣，板胡、琵琶、唢呐与提琴、圆号、单簧管和谐交响，就像那奔涌不息的凌河水，层次丰富且刚柔并济。
《凌河村》的审美追求并非华丽与时尚，而是糅合着现代意识和乡土气息的“再乡土化”。这表现为文本的通俗与诗意，表现为人物的淳朴与立体，也表现为歌舞叙事的现代探索。跌宕起伏，奔涌咆哮，浊浪排空，大凌河水饱含着东北人的生命激情，评剧《凌河村》也呼应着戏曲现代转化的大潮……
(作者系沈阳市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郑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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