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弹艺术大师刘天韵

用吴侬软语说唱评弹的并不都是苏州籍人，苏州弹词名家刘天韵便是出生在吴江盛泽的山东籍人。

刘天韵的父亲是山东人，在山东当兵后，调到江苏吴江县盛泽镇，后又转到了水警队，并在那里落户，和当地的小家女儿结婚，生了两个儿子。刘天韵便是他的小儿子。

刘天韵，作为北方人的孩子，秉性爽直热情，自幼好动，五六岁时，喜欢在街上跑跳游逛。刘天韵父亲当个水警，收入很少，靠他母亲替人家缝洗衣裳，贴补家用，也无钱送他上学。盛泽地处江南水乡，蚕茧丝绸业兴旺，地方富庶，是评弹流行的“书码头”。全镇有多家书场，就在刘天韵家的前街上，有一家门面宽敞的大书场叫“畅乐苑”，常有名家响档到场演出。刘天韵七岁那年，正逢擅说《三笑》的弹词名家夏莲生到场演出，生意兴隆，刘天韵父亲觉得评弹是一门好生意，便托人说情，要将刘天韵拜他为师。起初夏莲生没有接受，后经多次恳求，夏莲生见小刘天韵活泼伶俐，嗓子脆亮，便答应了。不过根据当时惯例，在“关书”上写明，要“跟三年，帮三年”，就是说跟师傅学了三年后，还要帮师傅白做三年，是分文不取的。这样，才七岁的刘天韵便拜了夏莲生为师，开始学习评弹了。

那时，师傅是不教的，所谓“跟师”就是跟了师傅到书场听师傅演出，回来还要承担师傅家中的家务活并服侍师傅。但是夏莲生的妻子会唱开篇，可以教他，而且教起来还很严格，每天要背一只开篇。这样，夏天刘天韵要在闷热的小房间里练习弹唱，数九寒天要把手指在冰水里泡得通红，然后练琵琶，把手指弹热，嘴里还要高声吟唱，把开篇唱熟。这样苦练了不到一年，小刘天韵已经能唱上百支开篇，可以登台“插边花”演出了。

原来夏莲生是和他的儿子夏小莲拼双档演出的，没有多久，夏小莲不幸罹病夭折，夏莲生无奈，就把徒弟刘天韵拖上台，做下手，给他起了个艺名“拾龄童”，其实那年刘天韵是十二虚岁。

小刘天韵穿了长袍马甲，抱了琵琶上台，稚气可掬，而且童音清脆，俗称“童子戳”，很受听众欢迎。夏莲生带了这个徒弟，生意越来越好，在江浙各大码头演出之后，又进入上海，还去了天津。刘天韵跟了师傅演出，同时还要承担服侍师傅的家务。一次，在去天津的海轮上，替师傅倒洗脚水，人小力弱，站立不稳，差点连盆带人跌进大海。在上海、天津，夏莲生都是做的游乐场。像上海，他们进的是新世界、大世界里的书场，游乐场里还有许多演出戏曲、曲艺的场子，刘天韵得空便去观看，既开了眼界，也培养了自己对各种民族民间艺术的兴趣，吸取了滋养。少年人摹学得快，不久就学会了许多戏曲曲艺的唱腔和表演。

夏莲生得了这个受人欢迎的下手，舍不得放他走，原来“关书”上写的是“帮师三年”，后来却足足帮了五年，直到刘天韵十七岁，成了年，才被允许离师出道。经过七年打熬，终于要与老师分手，可以独立演出，收入养家了。可是，面临竞争剧烈的书坛，刘天韵当时的心情是既兴奋，又惴惴不安，初出茅庐，能不能站得住脚，多少感到有些迷惘。那时，学说书，主要为了取得一部作为表演载体的长篇书目演唱本（脚本）。告别师傅时，师傅授与他一个纸包。他战战兢兢地接下来，心中充满了期望。在回家的路上，走过一顶大石桥，他在桥栏上坐下来，急于要看看纸包里的内容，谁知打开纸包一看，却大失所望。纸包里的一叠纸片上记的是他早已背熟的老开篇和一些零星的书中唱篇。他希望得到的记述书目情节和刻画人物的“说表”和道白等，却全部缺如。他失望之极，一气之下，随手就把那个纸包丢进了桥下河里。

这件事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从此，他决心转益多师，要把自己的演出本和书艺充实起来求得更大的丰富提高。这样他又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他先与师叔郁莲卿、潘莲艇拼档当下手，在实践中，研学书艺。有了机会，还去听擅说《三笑》的大响档夏荷生的演出，研习揣摩，虚心求教。之后，又与资历较深的唐竹坪、王似泉，拼“三个档”。在上海赢得了一定声誉，人称他们为书坛上的“金吒、木吒、哪吒”。后来，他又向唐竹坪、潘莲艇补学了一部传统书《落金扇》。经过勤奋磨砺，渐渐成为了上海书坛上的新锐力量。其间，他还曾参加了名为“南方歌剧”的化装书戏的演出，在演出实践中又锻炼和发挥了表演艺术的才能。

可是在艺术和声誉上有了进展的同时，他却经受不住十里洋场、五光十色、声色犬马对一个年青艺人的诱惑，从酒色开始，又从“尝味道”“提精神”开始，染上了鸦片的毒瘾。这是个无底的黑洞，从此他经济日益拮据，又逢日寇侵华，江南沦陷，百业凋敝，刘天韵更为潦倒，买不起鸦片，甚至搭用红丸白粉，饭食不继，除了吃陈谷霉米之外，便以羌饼充饥。

但是热爱艺术事业的刘天韵并没沉沦下去，他深知一个艺人有了毒瘾是不能在事业上有所作为的。不久，抗战胜利，给了步入中年的刘天韵以鼓励和激励。他要为国家社会作出贡献，于是他决心解除毒瘾。戒毒他是下了决心，用了最大的毅力的，他并不依靠医务工作者等任何外力，只是把自己关在一个小亭子间里，除了供应饮食外，不允许家人进入，凭着他预先置备的药物等必需用品，他独自一人与毒瘾相抗争。当毒瘾发作时，他喘着粗气，浑身大汗淋漓，满床翻滚，甚至用牙齿撕咬床单，直至一星期后，他终于战胜了毒瘾，脸色苍白，像个大病初愈的病人，打开房门，走出亭子间来，从此，又开始了新的人生。

从此，他的生活开始稳定。他与徒弟谢毓菁拼档演出《三笑》和《落金扇》，成为了上海评弹界的中坚力量。可是，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动荡，评弹也受到影响，加上演唱的书目陈旧，而好莱坞电影又大量涌入，书场营业不振。刘天韵已年过四十，到了评弹艺人走向下坡的年龄，拼的又是男双档，更乏竞争力。1949年春，上海实行宵禁，影响夜场演出。刘天韵住在沧州书场，楼上正好有一家民营电台，可以足不出户，演唱一档晚间节目，勉力维档。就在这样的困境和对前途的迷惘中，他和评弹界的道中们一起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解放之后，新社会的各种光明气象，使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刘天韵大受鼓舞，满怀激情，积极参加学习和劳军义演等活动。在军管会文艺处的推动下，评弹协会组织劳军义演书戏《小二黑结婚》，他饰演的三仙姑角色，收到很好的效果。由此，他发现其中的三仙姑、二孔明等人物正是自己擅长的彩旦、副末一类角色，而内容又接近自己熟悉的江南农村生活。在党号召评弹界编说新书目时，他就将《小二黑结婚》改编为长篇书目，带头在上海书场演出，这是第一批在上海书场演唱的反映老区生活的现代题材的新的长篇。由于演出发挥了他善于说唱表演的优长，受到了听众的欢迎与好评。1951年，上海市举行春节戏曲竞赛，他和谢毓菁演唱的《小二黑结婚》被评选为评弹节目的一等奖。之后，他更热情地参加了新书演出和多次义演的书戏，会书活动。不久，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

1951年11月，上海市文化局决定建立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上海评弹团），刘天韵自愿放弃较高的收入，争取加入这一由党直接领导的国家剧团，成为了第一批的建团骨干，并被任命为团长。上海评弹团一成立，文化局领导即决定他们参加上海文艺界的治淮宣传工作。刘天韵和全团演员一起，深入到安徽治淮工地，与工人、民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三个多月内，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有了强烈的感受，他就和全团同志一起编演了第一部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工农英雄人物的中篇评弹《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在沧州书场破天荒地连演一百多场，扩大了评弹的听众面，也扩大了评弹在文艺界的影响，周扬和张光年听了演出，给予了称扬。

过去评弹是从来没有建立过团的，作为演员他更不熟悉剧团的经营管理工作，依靠文化局派来的干部的帮助，他热情地把积极性全部发挥于演出新书目中。到1954年，正式任命了专职的团长，他卸下了事务管理的担子，将全部精力投注于书目建设和艺术的传承发展。几年来，他受了党的文艺方针和新文艺思想的教育，大大调动了他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焕发了他的激情和灵感。在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发挥了才华、功力和潜能，不论是创新、整旧，长篇、中篇、短篇书目，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为评弹艺术的发展繁荣，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在演出了反映现实生活的中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之后，他继续参加了《海上英雄》《罗汉钱》《雪里红梅》等现代中篇，以及《猎虎记》等新改编的历史书目的演出，发挥了他杰出的表演才能。这可以说是他磨砺自己创新能力的开拓阶段。

1954年，团里实施优化拼档组合，他与徐丽仙拼成双档，从事长篇书目建设，团里约请了平襟亚改编《杜十娘》和《王魁负桂英》，供他们演唱。对这两部戏剧冲突并不剧烈，缺乏曲折复杂的情节的书目，刘天韵注力于人物性格及内心的刻画并辅助徐丽仙发挥了她说唱的特长，使书中的《梳妆》《沉箱》《阳告》《活捉》等成为了精品性的选回，尤其是在《王魁负桂英》中，他创意发展了“义责”一回，表现了义仆王忠的正义感，受到了文艺界的称扬，京剧大师周信芳将其改编为京剧，后来也成为了他的保留剧目。

接着上海人民评弹团开始了对传统书目“推陈出新”的整理工作，根据“发扬民主性菁华”的方针，由姚荫梅将《描金凤》中钱志节玄都观揭皇榜求雨的一段“关子书”整理编写成选回《玄都求雨》，刘天韵原本不是说《描金凤》的，但是副末、丑角、彩旦一类角色是他的擅长，因此，就将《玄都求雨》交由他和苏似荫来演。刘天韵过去听过“描王”夏荷生的演唱，他又向姚荫梅、杨斌奎等团里多位说过《描金凤》的老艺人请教，并在讨论整理这一回目时，对书的主题、人物有了较深的认识，演出时，以他精湛的说功和演技，使这一选回成了好评如潮的精品，其中尤以钱志节被逼上台求雨，得知求不下雨，要用火烧死时，却强作镇静的“以笑代哭”，和酒醒时，佯装祝祷神仙却呼唤家中亲人的两段表演，真使听众又心酸又发噱，含着热泪，放声大笑，这在过去评弹演出中是少有的。

由于他演《玄都求雨》获得的成功，几年后，将《描金凤》中“洪奎良讲冤枉”一段整理为中篇《老地保》时，刘天韵当仁不让地担当起了书中的主要角色地保洪奎良。刘天韵将洪奎良刻画表演得栩栩如生，他创造性地为人物设计了充满激情的道白。在钦差白溪答应为书生许惠兰雪冤平反时，他呼出的一声“头上毕竟是天啊”震撼全场，使听众久久难忘。

刘天韵与青年演员说戏

1959年，整理传统书目《三笑》时，刘天韵不但整理演出了《追舟》《姜拜》《小厨房》《面试文章》等多个选曲，并且与严雪亭、陈灵犀等合作整理改编了中篇《三约牡丹亭》，并和严雪亭等领衔演出。这一表演生动，弹唱精彩的喜剧型的中篇，受到了听众极大的欢迎，被选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节目。

在演出这些长篇、中篇书目的同时，刘天韵还利用空余时间改编了反映现实生活的短篇《孟广泰老头》《营业时间》《学旺似旺》等。这不属于团里的计划，也不是领导布置的任务，而是他为了宣扬社会主义思想和先进人物，自发进行的创作。日常演出的日夜场并不演短篇，刘天韵便在工矿、街道演出并在节假日的早场演出。这也是他为了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使自己演唱的书目更贴近人民、贴近时代所作的努力。

就是在演出各类创新整旧书目的实践中，刘天韵促进了评弹艺术的发展，提高了艺术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并形成了他现实主义的表演风格。

刘天韵原就是熟练地运用评弹艺术的各种手段的高手。他和书台几乎已化为一体，上了台就能得心应手地表现他要表现的一切。他的表述绘声绘色，引人入胜，他表演的角色真气内充，形神兼备，满怀激情，直抒胸臆地抒发出强烈的爱憎。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他发展了融说演于一体，用人物口吻来表叙的主观性说表，，使说也如演，演也如说，增强了表演的感染力。

刘天韵对评弹艺术的发展和提高作出了贡献，而他的艺术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赢得了广大听众的热爱。当时的文化局领导称他为艺术大师，也得到了文艺界的公认。1962年上海市第二届文代会，他与丰子恺、贺绿汀、周信芳、袁雪芬等一起当选为上海市文联副主席。

在1960年代初，一天，我陪京剧大师周信芳一同听刘天韵的演出，称赏之余，他在散场时，感叹地说了两个字“衰了”。

确实，未满花甲，刘天韵就渐渐显露了衰老的迹象。1962年，上海评弹团赴香港演出，刘天韵除了演出他的拿手杰作《玄都求雨》外，还与严雪亭拼档演出了《面试文章》《三约牡丹亭》，又与蒋月泉拼档演出《义责王魁》，最后一场在九龙新光剧场，安排的是他与蒋月泉、杨振言三个档的《厅堂夺子》。那时，香港还没有过海隧道。在去九龙的渡轮上，刘天韵忽然感觉两腿麻木，出现了小中风的症状。当晚的《厅堂夺子》只得改由蒋月泉、杨振言双档演出。当台上紧锣密鼓、紧张热烈地演唱着时，刘天韵却坐在后台默默地流下了热泪。他既是懊疚未能完成这次演出任务，又是担忧自己的身体，今后还能不能为热爱的艺术事业继续积极工作。

从香港演出归来，领导上为他的健康考虑，就要他在家中长期修养了。热情好动的刘天韵脱离了演出生活，开始很不适应，后来又出现了血管硬化的病状，不得不静下心来，买了十几本大的中式账簿，戴了花镜，用毛笔一字一句地记下自己的《三笑》演出本。刘天韵的《三笑》演出本积数十年心血，博采众长，是丰富充实的，又经过认真整理，可说是难得的完本。后来交给团里保存，“文革”时，被“工宣队”作为“毒草”废纸，和不少传统书的脚本一起销毁了。

《义责王魁》戏中，刘天韵饰演老家人，蒋月泉饰演王魁

不久，刘天韵又出现了手脚不听使唤，吃饭时筷子夹不到菜，洗脚时连袜浸进盆里等现象。1964年冬，人就开始重度昏迷，1965年9月，就与世长辞了。

刘天韵去世，团里人人哀恸。资深的阅历丰富的评话大家张鸿声悲叹说：“再要出刘天韵这样的（评弹）演员是很难很难了。”刘天韵谈创作时，往往激情洋溢，灵感汹涌，他曾经想编演《阿Q正传》，又曾想编演《刘姥姥进大观园》，如果实现，评弹又将多两部经典性的保留节目的。

2002年9月，他的家乡吴江盛泽为他在木兰洲公园，树了纪念铜像，雕塑家章永浩制作了塑像，国画大家程十发题写了“评弹艺术大师刘天韵”，供人们缅怀纪念，这是评弹艺术家树碑造像的第一人。

（本文原载于2017年第5期《上海采风》杂志）

1962年，刘天韵、刘韵若赴香港演出《三笑追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