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君口述评弹人生

87岁的评弹艺人骑电瓶车玩微信——马小君口述评弹人生

葛华 采访编辑

我是怎么喜欢上评弹的呢，要从我的父亲说起。我的父亲是黄埔军官学校毕业的，因为身体比较瘦弱，所以毕业之后，没有到部队去，分配到铁路局，在苏州边上的浒墅关做火车站的站长。

七•七事变后，铁路局解散，我们全家逃难到上海外婆家投亲。八年抗战期间曾经有日本人请我父亲出去工作，我父亲虽然是国民党党员，但是很爱国，拒绝为日本人工作，整个八年都没有去工作。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我父亲重新到铁路局报到，分配到昆山火车站，当火车站站长。所以我们全家都去了昆山，我就在昆山的玉山中学读书。

对我来说父亲是火车站站长，自己又是在中学读书的学生，怎么会转变成说书先生呢？或许也是天意吧，那时候我的英语不是很好，需要补课，不像现在出五六十块钱，就可以补一课了，我们那时候旧社会是没有的，学校里办了夜自修，每天晚上让跟不上学习进度的学生去补课，有老师来教。这样我每天晚上就去补课了，每天一个小时。每天补课回来总会经过一家书场，昆山的仙缘书场。有一次晚上补课回来路过书场，听见里面的弹唱声，我因为好奇，所以走过去。书场的窗户开着，我走过去靠在窗外听书，名副其实的听“戤壁书”，大概是李仲康的《杨乃武》非常好听，接下来每天都去听。从这以后一直去听“戤壁书”，就慢慢喜欢上了评弹。再后来看到台上演出的女下手，身上穿着旗袍非常的漂亮，更加喜欢评弹，逐渐有了成为评弹演员这样的想法。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就不预备再去读书，想拜先生学说书，但是父母那一关是很难过的。因为旧社会对评弹艺人是看不起的，认为是跑江湖下九流的，更何况我们当时还是这样比较不错的家庭。

但是我还是想下决心去学说书，有一次正好是金月庵和他的妹妹金凤娟来说《玉蜻蜓》，我就去找金月庵先生，想跟他学艺。当时我什么都不会，就给金月庵先生唱了首歌，金先生还是比较满意的，让我回去和家长商量了，再给回音。我回到家，整夜都不能安睡，怎么才能让父母同意我去学艺呢？实在是喜爱评弹，第二天硬着头皮和父母说不准备读书了，要去学说书。父母闻言勃然大怒，拍案而起，痛骂一顿。火车站站长的女儿去跑江湖，万万不可能的。再者金月庵先生提出拜师金要五担大米，当时的米价是一角四分一斤，五担大米还是不小的数目。我父亲虽然是火车站的站长，但是八年抗战期间没有工作，可以说是家破人亡，刚刚恢复工作，家里根本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来让我去拜师。父母是预备让我考大学，然后再去考铁路局，绝对不会让我去学艺的，无奈只得作罢，连金月庵先生那里也没有去给回音。

虽然拜师没有成功，但是我喜爱评弹的心还是火热的。非常巧，对面邻居孙珏亭，当时他和我的年纪差不多，都是十多岁，都很喜欢评弹。斜角对面的邻居是个小道士，二十岁左右会弹弹弦子和琵琶。我们两个小孩就缠着小道士，让他来教我们乐器。小道士说你们这么喜欢评弹，为什么不参加柳社呢？柳社是昆山当地的业余评弹爱好者活动的票房组织。这个票房里有很多票友后来都成为说书先生，有张雪麟、刘宗英、王仲君、傅雪凌（音）、蔡小娟的娘舅马士庵（音）等一批人。小道士领着孙珏亭和我，每天晚上推说是去补习英语，实际上是去票房学习弹唱。就这样开始学起了评弹，当然还要学习苏州话，但是在昆山哪里又能学到苏州话呢？抗战期间一直在上海，后来到的昆山，所以一直到现在我说书的时候还会带着上海音。

我们一直在票房学习，学会了三、四首开篇《小二黑结婚》、《战长沙》、《刀会》等。后来周六、周日不上课的时候，跟着一位双目失明的评话艺人，去昆山乡间的小书场，在评话开讲前免费奉送开篇，作为自己在书坛的实践，就这样一直持续到了解放。

解放后，由于我父亲是国民党党员，就被人民政府清洗出来，这样他就失业了，不再是火车站的站长了。当时的境况，我还想去拜师学艺，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然而机缘巧合，人民政府正好在办培训班——扫盲，小学教师扫盲、工会扫盲、人民公社向农村扫盲。我就去报名了，为什么报名呢？因为办校地点在苏州的苏伦纱厂，而我正好想要学苏州话，今后还是想去学说书，所以就去报名了。录取后我被派遣到苏州苏伦纱厂培训四个月，非常巧遇到了华国荫，当时他还没开始说书，因为他也会弹唱，所以在培训期间的周末，每次搞文娱活动，我都和他一起拼档唱开篇。整个四个月学到了不少苏州话。之后华国荫分配到了工会里，而我分配到太仓浏河小学，成为了一名音乐教师。

到了太仓浏河，我第一个打听的就是当地有没有书场，非常巧，当地有一家茶馆书场。身为人民教师，坐在茶馆书场里听书，似乎不是很适合，影响不好，所以我还是继续听“戤壁书”。每天晚上备课之后都会去听书，茶馆的老板就此认识了我。他知道我非常喜爱评弹，有一次给我一张纸，仔细一看是徐丽仙先生《罗汉钱》，上面有曲谱的，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礼物。有了这张曲谱，我就在风琴上练习弹唱，这样我又多学会了一段《罗汉钱》。当时我在做音乐老师，每次上课的时候，总会夹杂着一些苏州话来锻炼自己，一直没有放弃自己学评弹的梦想。

机缘巧合，袁逸良放单档到浏河来说书，茶馆书场的老板问他为什么单档演出，怎么不找一个下手来拼双档。袁逸良说合适的下手不容易找到，书场老板就给他介绍说“本地小学有位姓马的音乐教师，很喜欢评弹，每天都来听书的，是否让她来唱给你听听？”就此我去唱给袁逸良听，他还是很满意的，问我是否决定要学评弹？我说我下定决心要学评弹，他同意带我一起拼双档，教我学评弹。这个时候我已经独立工作，不怕父母再反对我去学说书了。但是有一个现实问题存在，我的父亲失业，全靠我当教师赚钱寄回去赡养父母。我当时每月收入24元，14元寄回家，自己留10元。如果我跟袁逸良去说书，这每月寄给父母的14元就没着落了。袁逸良非常好，他承诺每月负担我寄回家的14元，我出码头的一切开销，全部由他承担。这一年暑假，我就去当地的教育局辞职，从此开始了评弹演出生涯。

我从22岁开始跟袁逸良一起拼档说书，之后结婚生子，一直都没有分开过。我们当时说的是长篇弹词《林子文》，脚本是问“张调”创始人张鉴庭的儿子张剑琳那里要来的。和袁逸良拼裆正式上台说书后，我才发现这碗饭不容易吃，说书的道路不容易走。从五二年到文革前的十几年里，评弹界的竞争是少有的，人才辈出，名家林立。单单评弹团就有不少，每个评弹团都有自己的尖子、人才，尤其是上海评弹团，拥有众多的名家。当时每个码头都有几家书场，都有敌档，竞争激烈，在书台如果没有扎实的功底，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艺术，今天上台有听客，明天就可能一个听客也没有，被“漂”掉，甚至于连回家的盘缠都没有，没有办法回家。那个时候说书是很艰苦的，不像现在这么有保障，有包场的，全部靠自己的实力来吃饭的。所以作为下手上台之后，我觉得这条路真的很难走。

这条路要走下去，吃好这碗饭，是必要在书坛上立稳脚跟。经过几次失败之后，我悟出一个道理，非但要学说书，还要学好心理学。谁的心理学，当然是听客的心理学。听客喜欢什么，对说书先生有什么要求，只有满足了听客的要求，他们才会继续来听你的书，心甘情愿的掏出钱来每天来捧场。我懂得这个道理之后，每到一个码头，就和当地的听客打成一片，和他们谈心，了解听客的需求，了解每一档先生的优缺点，最终我总结出三点经验。第一点，听客喜欢听各种流派，单一流派的表演时间长了听客会腻味，各种不同的什锦唱腔、流派更能满足听客的需求。第二点，有些说书先生的书路太慢，唱一遍、说一遍、表一遍，这个书就没味道了，不讨听客喜欢，书路要快点，要浓缩点。第三点，下手的书很少，在当时我们的时代，下手基本上只有唱个开篇，几句对白，几句唱片。

我和袁逸良说，我们只有克服这三点，才能在书坛上生存下去，所以以这三点为目标，我们逐条来攻克。

第一点要去学流派，我把生意停下来，让袁逸良放单档。因为他的嗓子好，张鉴庭的张调、徐天翔的翔调、老陈调都很不错，所以就让他唱这三种流派唱腔。而我专门出空身子，去听各位老先生的流派，挑选流派唱腔中最精华的部分、现场效果最好的部分、最最突出的部分来学习。当时是很艰苦的，不像现在有录音设备，只能带着笔和本子去记录。比如去学琴调，《潇湘夜雨》中的“冷清清两个小梅香”，旋律的幅度很大，现场效果很好，听到之后不能在书场里跟唱，只能匆匆跑到洗手间里，用笔在本子上记录下来，“嗦咪哆啦嗦咪瑞哆”，用拍子把它译下来。再回到书场听，听到一句再跑到洗手间把它记录下来，就这样来一点一点的学习流派唱腔。之后学会了徐云志的徐调、徐天翔的翔调、徐丽仙的丽调等，再加上本来会的蒋调和薛调，大概学会了七八种流派。学习的时候非常艰苦，每天晚上都不能很好的入睡，满脑子都是各种流派。虽然不是很像，但是每种流派的要点都学会了，然后再把各种流派的腔化到《林子文》中去，紧张时唱杨振雄的雄调，激昂的时候唱朱雪琴的琴调，夫妻相会缠绵的时候，唱徐云志的徐调，就这样慢慢做到了听客要求的第一点。

第二点书路要快一点，怎么办呢？我们拿到的《林子文》只有十四回半，当时每个码头至少要说十五天，书场都是私人开了，停一天老板就要损失一天，所以书场老板总是说“先生帮帮忙，唱足十五天吧。”我们只能多唱点开篇，把书拉拉长。这样又怎么能把书来浓缩，书路行得快点呢？只有这点书，一浓缩变成十三回更加不够档期了。《林子文》的最后一回是顾鼎臣和莫奈和“双救法场”，把林子文救到相府，张鉴庭老夫子就是说道这里剪书的，我们的书是从他儿子张剑琳那里来的，也只有到这里。如果要把书浓缩，是必要把情节延长，我当时好歹是高一的文化程度，就自己编书。有一条线索，张鉴庭老夫子说过的，林子文吐露真情，他不是农民是常遇春的第七代后代，通过这个情节，我编了五回书。有了这五回书加上原来的十四回，一共有十九回书，再把它浓缩到十五回，这样书路就快很多了，很受听客的欢迎，这样第二点又做到了。后来由于码头上的听客对《林子文》太熟悉了，又从这五回书又编排下去，形成了十五回《血臊图》。

第三点，下手的书少，怎么办呢？我和袁逸良说，起码给我四成半的书说，我起小姐你起小生，我起小生你起老生，我起老生你起武生，我起武生你起莫奈和，总之你一个人不能同时起两个角色。就这样我和他两个人对搭书，到后来蒋月泉先生因为我们生意好，特意来听我们的书，“哦，原来你们两个人，搭书搭得好！”当时我不但说四成半的书，甚至有时候还抢落回，当时这样下手的书落回是不多的，所以现场效果非常，让听客感到很新奇。

就这样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听客希望的三点我们都做到了，所以在码头上的生意越来越好，承蒙老听客的抬爱称我们袁马档是“码头老虎”、“浙江老虎”。那时候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开销很大，但是由于受听客的欢迎，所以生意很好，还有能力在苏州狮子林对面购置了房子。一来二去我们的小名气响到了上海，当时上海书场是不容易进的，但我们还是不敢冒然进上海，只是在浙江一带演出。

说起我们第一次进上海，那是在1958年的6月1日——上海城隍庙群玉楼书场。群玉楼书场是小型书场，远不如西藏书场、东方书场那么大，但是这家书场很难做，因为它是擂台书场。群玉楼位于城隍庙的中心，四周被各家书场包围着，开着窗演出时声音可以穿到对面、隔壁的书场。如果唱得好可以把对面书场的听客都吸引过来，反之唱得不好听客也容易被对面书场吸引过去。

当时我们袁马档在湖州演出，群玉楼书场的老板偷偷到书场来听书不让我们知道，行话叫“把脉”，就是来掂量掂量我们的斤两。等到书场散书后，他到我们的房间来，做了自我介绍并邀请我们去上海，准备订一个月的合同。我们两个听后很紧张，表示不敢进上海，婉言拒绝，“让我们再锻炼锻炼，成熟了再进上海”。书场老板表示，不用担心，他已经在下面听过我们的书了，我们的表演形式肯定会受上海听客欢迎的，放大胆进上海好了，他会包底的，就这样1958年的初夏我们就进上海了。

到了上海群玉楼书场一看，吓一跳，对面东方书场是张鉴庭、张鉴国先生双档的《林子文》，这叫我们袁逸良马小君的《林子文》怎么说呢？怎么可能和老牌《林子文》做“敌档”呢？肯定会“漂”得干干净净！我们两个人整夜都没有合眼，又不能逃回去，只能硬着头皮上。一天听客的反应还不错，第二天变成客满了，是因为我们的书艺比张双档好吗？不是的，是因为张双档的书路慢，我们的书路快；我们还唱唱什锦开篇、流派，听客有些好奇；第三点张双档一直在上海，我们的名字陌生，听客们没有听过，听众有种新鲜感。在台上演出，别人说“大书一股劲，小书一股情”，我们两个既有劲又有情，卖力得不得了，所以又能讨听客的喜欢。再有张双档是真客满，听客多得挤不下了，就去我们书场听书了，这样我们也沾了张双档的光。

下来的半个月时常客满，我们终于在上海站住了脚，其他书场老板纷纷过来和我们签订合同，这样我们就在上海连续演出了一年多。当时是四挡书越档演出，四家书场越做，坐着三轮车在四家书场轮流演出，我们和顾宏伯、金声伯等越做，也同时把我们的名气带响。

我们就这样在上海书坛上生存下来，我们书坛道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很平凡但是又很艰苦。

笔者又和马老师起她的子女时，她显得相当自豪开心，她说我的三个子女，大女儿袁小萍、小女儿袁小芳、儿子袁小良，三个人怎么会去学说书呢？因为我们父母热爱评弹事业，所以三个子女必定让他们去学说书，一个也不参加其他工作。他们都是“小字辈”，这三个孩子是否成才呢？都不错，相当的不错。大女儿袁小萍虽然唱不是很出色，但是说表非常好，好像有一回《三请樊梨花》录音在的。小女儿袁小芳真的很好，聪明得很，琵琶弹得好，说表也好，唱也好，表演也好。记得在浙江省评弹汇演时获得了第一名，演出下台之后，道中们喜欢得她不得了，都热情的抱着她，向她表示祝贺。袁小萍、袁小芳、袁小良三个人拼档在杭州大华书场演出《三请樊梨花》，场场客满，报纸上还专门报道了“袁家三小登台亮相”，当时评价很高，现在这张报纸我还珍藏着。

三个子女能有这样的成绩，对评弹有点贡献，是我们父母把他们培养成才吗？不，不是的，倒不是我们谦虚。实话实说吧，我们都有自知之明，我和袁逸良都没有老师，都是半路出家的。我是二十二岁登台，袁逸良比我还要早三年登台，一直要到后来才拜的名家徐天翔做先生，相当于是拜“过堂”先生。我们两个人的艺术基础，自己知道和名家们相差很大。我们之所以生意好，是因为我们迎合听众的需要，满足了听众的需求，所以才在评弹界立牢脚头。我们两个人的技艺是非常有限的，如果靠我们自己来教育子女，根本是不可能让他们成才的，不可能有前途的。那这三个子女怎么培养呢？当时都是跟着我们夫妻出码头的，根本没有拜过先生，也没有跟我们学习过。不信的话，可以去问下袁小良，“你父母是说《林子文》的，你说一回出来呢”，他肯定说不出来的。因为我们父母说书从来都是不让他们听的，一到码头就让三个孩子去对面书场听别的先生的书，学习其他老师的优点和长处，不管是弹唱，还是说表都让他们去学。上海团所有的老师都让他们听，其他团的老师也是如此，就这样他们凭借这样的机会、自身的智慧和努力，不断学习才取得了现在的成绩。

到后来袁小萍、袁小芳转业后，坚持说书的只有袁小良一个人了。他们的父亲袁逸良伤心了许久，特别不舍得小女儿，小女儿袁小芳是个人才。袁逸良对袁小良说，“两个姐姐都转业了，如果你再要转业就不要认我这个父亲了，不要再进袁家门了，这条评弹的路，你要一直走下去！”所以袁小良就一直坚持下去，一直在外面跑码头、演出。甚至当袁逸良病危的时候，都没有见到儿子。当时袁小良、王瑾夫妻正在北京参加亚运会期间的演出，我问袁逸良是否要拍电报让他们请假回来，袁逸良说“不要，不能让年轻人因为我而失去这样好的演出机会，他们的路还要一直走下去的，回来给我送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到袁逸良闭眼咽下最后一口气时，袁小良和王瑾都没有回来看他最后一眼，那时儿媳俩正在为中央首长万里、胡乔木等领导的演出，并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可见袁逸良对评弹事业是真心的热爱与全力的支持。

袁小良进苏州评弹团后先拜的龚华声，后来因他比较喜欢学唱尤调与小飞调，又分别投拜尤惠秋与薛小飞为师，而我们父母没有传授给他任何技艺，最多会偶尔点拨、纠正他下。他的启蒙老师是谁呢？是一只留声机，一叠评弹唱片，我在杭州买的，买回来之后就扔给了他，让他一面读书一面学评弹。他完全是在留声机和唱片的“指导”下学会的，我做母亲的演员看到成长、成才是靠自己，自学成才的。尤其是袁小良与王瑾拼档成为夫妻档后，更加是珠联璧合，加上三位名师的指点教诲，更上一层楼，作为母亲为他高兴。袁小良为评弹艺术真的是完全都钻了进去了，为评弹事业完全是扑进去了，当然也为儿子今天的艺术完全超过了父母，青出于蓝，令我骄傲的。

后因工作需要，袁小良去评弹博物馆当副馆长了，还是搞得评弹事业这份工作。一方面自己收学生，把评弹艺术传授给学生们；另外一方面还在培养一批听众的接班人。现在听众是青黄不接，没有了听众，评弹也就没有了。袁小良在这方面是努力的，去大学里讲课，去中学演出，教小学生弹琵琶等等。他明白一定要让年轻人对评弹感兴趣，扩大评弹的影响，让年轻一代喜欢听“中国最美的声音”，才能让评弹更好的兴旺起来，这一点他是化了不少心思。

我年龄虽高，但对待评弹创新总是支持、关心、接受的心态，也发现袁小良特别近几年束来他编演的几个节目，很有创意，如短篇《约会》、边唱边舞的《时尚苏州》，最近演出的《新梁祝•两只蝴蝶》，很有特色；男生唱《蝶恋花》过去是没有的，都是他自编、自导、自演，在地方曲艺中是很跟时代潮流的，听上去有一种气势磅礴的感觉，的确很好。作为他的母亲先支持他去闯，如观众听众不接受可去反思再重来，我是比较能接受新事物的老年人。当我看到儿媳家里的奖杯、奖状多了，成名了，成了有影响的名人了，袁逸良你可含笑九泉了。能看到儿子袁小良有这样的成就，我们很有脸面，感到很满足、很欣慰、很幸福。

接着笔者又与马老师聊起她的晚年生活，马老师说，我现在居住的地方是小女儿买的房子，位置很好，有电梯上下楼，很方便；大女儿也搬到附近，时常可以来照顾我；袁小良和王瑾夫妻经常来看看我，对我都非常好。平时我生活很规律，每天六点半起来，晚上看过电视《海峡两岸》后睡觉，基本上九点一刻入睡，晚上八到九小时的睡眠。早上起来，点心吃好后，“买、汰、烧”，一个钟点工一隔一过来打扫卫生，下午一场麻将，都是评弹界的道中，像盛小云的母亲盛玉影、徐慧珠、周玉倩等，每天都这样很自在。

我今年己87岁了，年纪大了买东西拎不动了，所以有时候还要自己开电瓶车出去买买东西，开电瓶车可以把东西放在后面，不会太吃力。我的电瓶车是三个轮盘，所以开起来比较稳，比较安全，我的儿子袁小良还要和我开玩笑，说我“宝马”也买起来了。我现在虽然年纪大，但我性情较好，乐观爽朗，天气好的时候还会出去走走，拍拍照片，连年轻人玩的微信我也会玩，恐怕你们不会相信吧。前年我八十四岁的时候，还放单档在阳澄湖书场演出，为的是把我的长篇《血臊图》传给张家港评弹团殷琴，哈哈也想为评弹做点传承工作。

现在儿子、女儿、媳妇、女婿都很孝顺我，日常照顾有大女儿做孝子，物质支持有小女儿出票子，精神安慰有儿子给面子，哈哈说说笑笑，有人给我“三子老太”外号。我自己的身体也很好，在整个评弹界来说是“最最幸福的老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