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私塾公益讲座： 评弹名家周红的“说噱弹唱”

西周私塾公益讲座： 评弹名家周红的“说噱弹唱”

3月5日21点，评弹名家周红老师作客“西周私塾大家庭”微信群，与喜欢传统文化的朋友总计500人进行了一场生动热烈在线公益讲座与交流。

周红简介：国家一级演员，上海评弹团演员

多次获得评弹比赛优秀表演奖、一等奖，获得评弹新作演唱比赛第一名

获得上海市优秀文艺家奖，上海市优秀中青年艺术家奖，苏州评弹艺术节优秀表演奖、优秀节目奖，全国少儿曲艺大赛园丁奖。

多次出访美国、加拿大、瑞典、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演出、讲学，曾被聘为台湾佛光大学驻校艺术家，是上海第一位获得获得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表演奖”的评弹演员。周红功底深厚，端庄大方，说、表极富特色，角色塑造分寸感强，唱腔韵味醇厚，个人风格独树一帜。

先后出版《绕梁——周红个人演唱集》、《周红作品集》、《评弹名家周红专辑》。

2008年成功举办《绕梁丽音誉江南——周红评弹艺术个人专场》

2012年和2013年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成功举办了《香远益清——周红文化评弹鉴赏会》和《相思一水遥——徐惠新、周红文化评弹鉴赏会》。

代表作品有：《莺莺操琴》《黛玉葬花》《红叶题诗》《听雨楼》《枫桥夜泊》《紫鹃夜叹》《桃花扇•寄扇》《蝶恋花》；

擅长长篇弹词：《双珠凤》《描金凤》《秋海棠》等。

以下即是周红老师现场讲座的部分内容回顾整理稿：

什么是评弹？

评弹又称苏州评弹、说书或南词，是苏州评话和弹词的总称。是一门古老、优美的汉族说唱艺术。

评话通常一人登台开讲，内容多为金戈铁马的历史演义和叱咤风云的侠义豪杰。

弹词一般两人说唱，上手持三弦，下手抱琵琶，自弹自唱，内容多为儿女情长的传奇小说和民间故事。

起源
评弹起源于山明水秀的江南水乡——苏州，流行于富饶美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四百多年前的明代，苏州地区已经有说书活动。据吴县志记载：“明清两朝盛行弹词、评话，二者绝然不同，而总名皆曰说书，发源于吴中。”潘心伊在《书坛话堕》一文中介绍，清朝乾隆皇帝到苏州时，曾把当地一位姓王的说书艺人召来，弹唱一段《游龙传》。此人叫王周士，他晚年创立了评弹历史上第一个行会组织——光裕公所（后称光裕社）。

发展
光裕社成立后，评弹艺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陈遇乾、俞秀山、毛菖佩、陆世珍前四大名家。前四大名家的高超技艺，提高了评弹艺术的总体水平，也扩大了评弹的影响。

到了清同治、光绪年间，评弹（当时又称为苏州说书）演出已经不局限于苏州地区。1846年，上海开阜以后，经济和文化都以很快的速度发展起来，人口也日益膨胀。虽说这里五方杂处，但以江浙人为多，其中苏州地区人氏所占比例尤高，上海呈现“街头巷尾尽吴语”的情景。评弹进入上海以后，落地生根，向艺术的深度、广度和高度发展，受到了上海人的厚爱。

这时，在苏沪地区又出现了以马如飞、姚时章、赵湘洲、王石泉后四大名家为代表的一大批评弹艺术家，这是评弹艺术成熟的标志，并为以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评弹活动的中心，已经从苏州转移到了上海，再以上海为中心，向长江三角洲地区辐射，几乎涵盖了整个江浙水乡，还远达北京、天津、武汉等地。

苏州弹词：苏州弹词又称“小书”，是一种散韵文体结合，以叙事为主，代言为辅，苏州方言的汉族说唱艺术。发源并流行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苏东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等吴语方言区，大约形成于明末清初。由于和苏州评话同属说书行业，曾经拥有共同的行会组织，民间即习惯性地将其与苏州评话合称之为“苏州评弹”。

历史溯源

“弹词”一词，始见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其中记载杭州八月观潮：“其时优人百戏，击球、关扑、渔鼓、弹词，声音鼎沸。”

陈汝衡《弹词溯源和它的艺术形式》(1983年)一文认为是“远出陶真，近源词话”。关于“陶真”，《西湖游览志余》记：“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

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1952年)考证：“陶真和弹词同是用七言诗赞的讲唱文学，两者只有名称差异。”他认为，“就历史的发展说，元明的陶真是弹词的前身，而明清的弹词又是陶真的绵延，两者发展的历史是分不开的”。

清代初年，随着江苏城市经济的繁荣，弹词在苏州已经盛行。康熙末年定居于苏州的浙江吴兴人董说在他的《西游补》小说中，就描写了盲女弹词使用苏州方言演出的情况。

至乾隆年间，关于苏州弹词形成的记载日益增多。知名的代表人物有外号“紫癞痢”的王周士。王周士擅唱《游龙传》，吸收昆曲、吴歌的声腔，滩簧的表演，以单档起“十门角色”而闻名。清《吴县志》记载，乾隆南巡，在苏州行宫召王周士御前弹唱，赐七品冠带，随驾回京。

当时的史学家赵翼在《瓯北诗钞·赠说书紫癞痢》中对其说书的“噱”、“说”、“弹”、“唱”因素都作了评价：“恃滑稽一尺口”，“但闻喷饭轰满堂”；“妙拨丝擅说书”，“自演俚词弹脱手”；“优孟能会故相生”，“绝技俳优侍至尊”。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王周士于苏州宫巷第一天门创立包括评话艺人在内的行会组织光裕公所，以示评弹艺术“光前裕后”之意。他从正反两方面总结自己说书艺术经验的《书品》和《书忌》，被后来的弹词艺人奉为说书的信条。

嘉庆时(1796--1820年)，苏州弹词迅速发展，此时刻印传世的书目有《三笑》、《倭袍》、《义妖传》、《双金锭》等；知名的弹词艺人增多，弹词发展史上的“前四名家”(具体说法不一)即于此时出现。他们发展了王周士的书艺，丰富了上演书目，创造了流派唱腔，拓宽了技巧思路，奠定了今天苏州弹词的基本形式。

道光、咸丰时期(1821-1861年)，苏州出现的女子弹词以常熟人为多数，弹唱的开篇、书目、曲调和当时流传的大体相同，但多数不会说唱整部，只会说“书中的一段”。苏州弹词艺人马如飞在开篇《阴盛阳衰》中有较为具体的反映：“苏州花样年年换，书场都用女先生”。《瀛孺杂志》记当时弹词女子弹唱“其声如百转春莺，醉心荡魄，曲终人远，犹觉余音绕梁”，因而“每一登场，满座倾倒”。

民国时期，苏州弹词的从艺人员激增。据民国16年(1927年)统计，当时光裕社拥有社员200人，而未人光裕社的艺人有近2000人，艺术竞争十分激烈。表现在书目上求新，唱腔上创新，表演上革新，演出场所上要标新。

这一时期涌现的弹词新书目有《杨乃武》、《秋海棠》、《啼笑姻缘》等。艺人所创新腔有：魏钰卿的[魏调]，杨筱亭、杨仁麟父子的[小杨调]，夏荷生的[夏调]，周玉泉的[周调]，徐云志的[徐调]，祁莲芳的[祁调]，蒋月泉的[蒋调]，薛筱卿的[薛调]，张鉴庭的[张调]等等，流派纷呈。

这一时期弹词的演出形式，也起了很大变化。随着女子弹词的重新兴起，双档已成为主要的演出形式。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又出现了三个档、四个档的演出。此时供苏州评弹演出的场所很多，装潢华丽、场子宽大的称“新式书场”，在游艺场占一席之地的称"游艺书场"，每场演出两档弹词、一档评话的称“花色书场”，由商业电台播放评弹的称“空中书场”。

1956年时，参加登记的苏州弹词艺人有600人，其中苏州市区480人

艺术特色

苏州弹词的演出地域，南不出浙江嘉兴，西不过常州，北不越常熟，东也超不过上海松江。地域小，艺人多，听众要求不一，迫使艺人在创新书、新腔、新的表演风格等方面去作各种探索。

同治、光绪年间，苏州评弹发展史中的“后四名家”。这四名家中，三家为弹词艺人，他们使苏州弹词确立了自己的艺术体制：

书词中的散文部分，用“说”来表现；

叙述和描写故事中人物的行为、思想和活动环境，称为“表”；

人物语言叫“白”；

书词中以七字句为主的韵文，用三弦、琵琶自弹自唱，相互伴奏，称“唱”和“弹”；

在故事中穿插喜剧因素，称作“噱”；

演员模仿故事中人物的表情、语言、语调及某些动作称“演”或“学”，也称“做"。

苏州弹词的表演通常以说为主，说中夹唱。唱时多用三弦或琵琶伴奏，说时也有采用醒木作为道具击节拢神的情形。

演唱采用的音乐曲调为板腔体的说书调，即所谓“书调”。因流传中形成了诸多的音乐流派，故“书调”又被称之为“基本调”。

早期演出多为一个男艺人弹拨三弦“单档"说唱，后来出现了两个人搭档的“双档”和三人搭档的“三个档”表演。

苏州弹词的汉族艺术传统非常深厚，技艺十分发达。讲究“说噱弹唱”。

“说”指叙说；

“噱”指“放噱”即逗人发笑；

“弹”指使用三弦或琵琶进行伴奏，既可自弹自唱，又可相互伴奏和烘托；

“唱”指演唱。

其中“说”的手段非常丰富，有叙述，有代言，也有说明与议论。艺人在长期的说唱表演中形成了诸如官白、私白、咕白、表白、衬白、托白等等功能各不相同的说表手法与技巧，既可表现人物的思想活动、内心独白和相互间的对话，又可以说书人的口吻进行叙述、解释和评议。艺人还借鉴昆曲和京剧等的科白手法，运用嗓音变化和形体动作及面部表情等来“说法中现身”，表情达意并塑造人物。

在审美追求上，苏州弹词讲求“理、味、趣、细、技”。

“理者，贯通也。味者，耐思也。趣者，解颐也。细者，典雅也。技者，工夫也”。

苏州弹词的节目以长篇为主，传统的代表性节目有《三笑》、《倭袍传》、《描金凤》、《白蛇传》、《玉蜻蜓》、《珍珠塔》等几十部。早期的著名艺人有清代的王周士、陈遇乾、毛菖佩、俞秀山、陆瑞廷、姚豫章、马如飞、赵湘舟和王石泉等。

清末民初出现了大批女演员。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广播电台的兴起，苏州弹词进入鼎盛期，节目丰富，流派纷呈，以演唱的音乐风格区分，就有“沈（俭安）调”、“薛(筱卿)调”、“魏（钰卿）调”、“夏（荷生）调”、“周（玉泉）调”、“徐(云志)调”、“蒋(月泉)调”等十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