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民间艺术、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得不提到鬼神，鬼神的问题是不可回避的，不研究神就无法认识到民间艺术的精神内涵与中国人的心理归宿。据笔者了解，现在很少有人涉及地狱影戏这一方面的内容，一是由于地狱涉及到封建迷信的内容，不可否认它有很多不科学和未经证实的成分包含在内，二是文革除四旧，许多这方面的内容已经消失了。但是，从文化的角度看，我们却不能忽视这一重要的皮影题材，因为皮影戏是来源于神戏的，不论是唱本、皮影件、还是环县皮影的发源地都与宗教有很密切的联系，过去百分之八十的皮影戏箱都是神怪皮影箱。演神戏与地狱戏其实是一种教化民众的方式，通过鬼怪的威慑力来约束民众的行为。
中国是一个多神的国家，民间信仰的神的数量是惊人的，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明确的、固定的宗教信仰，在中国的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某个统治者像罗马教皇那样通过残暴的方式推广宗教的强制性行为。中国有两句俗话很能代表中国民间神仙信仰的特点，第一句是“见佛就烧香，是庙便磕头”，第二句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这正好体现了中国人对待神灵信仰宽泛、包容、实用的表现。许多民间艺术的内容都通过娱神而达到祈子延寿、纳福招财、驱邪禳灾的目的，戏曲也好，民间美术也好，崇拜与鬼神、需要与意愿、阴阳与太极成为了艺术的核心观念与内涵。可以说，如果去掉民间鬼神信仰，那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所剩无几。
阴府地狱类的传统皮影戏文化，一直暗暗流传在民间，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环县合道川老艺人马占川、敬廷玺讲过，“不管谁家的影戏班都要会演地狱戏，要是没有神戏是不受群众欢迎的。”地狱戏主要包括《包公三下阴》、《刘全游地狱》、《烟鬼显魂》、《目连救母》、《游西湖》、《葵花镜》等，由于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于文化的摧毁，神戏和地狱戏不能公开演出，受到很大破坏，但它们犹如一股暗流，一直流传于民间，民间的百姓把它们当作劝人为善的律条来教育后代。乡土社会是“生于斯，死于斯”的熟人社会，人们的生存经验和是非判断的准则都依靠老一代人传承下来的传统，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更为重要，拥有更强的效力。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对乡土社会的特性做过详细的分析，对于乡土中国的礼治形社会，礼与经验的效力是大过法律本身的，他说“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1]地狱戏其实就是一种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教育方式，虽然“地狱”、“阎王”是来源于印度佛教，但它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相结合，宣传轮回转世，因果报应，和“孝”、“信”、“义”、“公”、“礼”、“约”、“恕”等思想来达到寓教于乐，无为而治的目的。
自古以来，“戏台与庙宇共生，戏曲与祭神同舞”，戏曲、民间美术乃至整个民俗活动，其实都沉浸在一种巫术的热情和宗教般的虔诚之中。皮影戏最初也是从神戏开始的，早在汉代就有通过皮影来招魂的弄影术，此外，纵观环县道情影戏的剧目，可以发现道情剧目的显著特点就是“内容是宗教的，形式是文学的”。环县道情剧目始终贯穿着一种教化意识，以因果报应为主线，反映了惩恶扬善的主题。不仅是甘肃环县皮影，山西孝义皮影也是从演神戏开始的。现在由于工业化文明的发展对农业文明产生巨大地冲击，许多高科技的产品替代了古老的娱乐教化形式，现在会演《封神演义》的艺人寥寥无几，许多传统神戏剧目、地狱戏剧目和皮影件消失，会唱神戏的艺人越来越少。“传统，是任何一代人及文化生长的摇篮。文化，又在不断地重塑和积累中延续着传统。”[2]为了抢救这一传统文化，笔者翻出王光普先生从1962年开始收藏的地狱皮影景片，翻阅有关地狱皮影件的野外调查笔记，并且亲自去环县采访当地皮影戏表演艺术家史呈林、韩志林、高清旺等，探究地狱皮影戏的文化意义。
第一节 地狱的由来及构成
原始人不像现在的人类一样拥有科学技术知识，他们是凭借直观感觉和切身体验去理解自然，他们相信自然世界都具有某种神秘性，万物都有生命和灵魂，而这种神秘的力量决定生死祸福、阴晴雪雨、继嗣断后。对于做梦与死亡的问题，原始人无法进行正确的认识，他们以为做梦是由于“魂”暂时离开了身体，进行各种活动，等“魂”回到身体，人自然就醒了，当“魂”离开身体不再回来时，人就死了，那么他的“魂”也就成为了“鬼魂”。所以在原始社会就有了鬼神崇拜的信仰。
古希腊、古罗马人相信人死后灵魂并未消失，但他们不相信灵魂转世，也不相信灵魂升天，他们认为灵魂就居住在地上，在希腊神话和诗歌中，经常可以看到灵魂信仰的痕迹。古希腊人非常重视葬礼，他们认为没有坟墓的灵魂就意味着无居所可住，所以人死后一定得入土为安，只有重罪者死后才不被埋葬，这种观念在《安提戈涅》，阿里斯托芬的《蛙》中都有所体现，后来由灵魂崇拜发展到圣火崇拜。希腊、罗马人家内部都有一个祭坛，上面燃烧着火，火代表着家庭祖先，火燃烧家族会绵延不绝，火熄灭则家族会遭遇不幸，据说在祭坛下面就是祖先的坟墓，这种崇拜所崇拜的就是人生中的精神力量。
在中国，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为死者放置赤铁矿粉末和随葬品，有兽牙、石珠、骨坠等，这些也是鬼神崇拜的具体表现。奴隶社会中的人殉、马殉就是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享用，这另一个世界就是所谓的阴间。中国古人由鬼神崇拜信仰衍生出了一套生死观，即人死后，肉体与魂魄分离，灵魂去西天阴府报到，到了阴府的魂魄都要听从阴府阎王的发落，阎王按照此人生前的善恶，将他们一一分配，恶人要分配到到地狱里，这些是一般人死后的必经过程。还有一些世俗传统观念认为，人要成佛、成仙、成神，必须先得“道”，要得“道”必须要修炼做善事，这样死后才能升入天堂。现在看来，地狱是古人虚构的，是人们依照现实世界创造出来的另一个假想社会世界，无非是教育活人怎样做人，以及对正义和公平的精神诉求，在无情惩罚作恶多端的人的同时又对善人给予特别的关照，这关照首先表现在他对诚心修行弘扬佛法者的保护上，以教育人们弘扬佛法。比如，世间的人们，能在二月初一日秦广王神诞日，清净持斋，诚心诚意的发誓“诸恶不作，行善积德”，可因这一善念而免入地狱。
阎王和地狱的信仰来自外来的佛教，地狱是梵文Naraka（那洛迦）的意译，就是指阴间的监狱，又译作“不乐”、“可厌”、“苦具”、“苦器”等。地狱是佛门“十界”中最恶者。“十界”依次为佛、菩萨、缘觉、声闻、夫、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前四者为“四圣”，即已脱离生死轮回之苦，超凡入圣的“圣者”，诸佛、众菩萨，缘觉（辟支佛）、声闻（阿罗汉）们在“净土乐园”中逍遥享乐。后六者称“六凡”、“六道”，“六凡”在“秽土”中轮回往复，没完没了。“六道”中的三道即畜生、恶鬼、地狱，又称“三恶道”或“三恶趣”，而地狱则为恶道之最。它们传入中国后，之所以很快地被中国民众接受，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的鬼神信仰与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转生观念相结合，用来教导人们积善行德，因而它很快被中国民众接纳并产生巨大影响，这些在小说、皮影戏、木偶戏、民间小曲、壁画等艺术形式中都有所体现。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它与道教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进入中国自然有了中国化的过程，在佛教中国化的同时，道教吸收了佛教的生死轮回、善恶报应、天堂地狱说，在佛教宇宙观的影响下丰富了其内容。在魏晋、隋唐、宋元时期由于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的不同，使得这一宗教、神鬼题材的艺术有着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尤其在壁画、雕塑上有着突出的体现。
第二节 地狱皮影戏的文化意义
地狱皮影戏的文化意义何在？笔者认为，不仅在于它奇特夸张的造型与幽默惊悚的剧本故事，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与百姓精神世界的体现。首先，鬼神与地狱世界寄托了中国人的精神，体现了人们对惩恶扬善的公正精神和对正义世界的向往。
其次，神怪地狱及轮换转化的观念是我国阴阳哲学观念的一种朴素而形象地反映。在中国传统哲学观念中，阴阳是宇宙最基本的构成，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可以分为阴阳。《易·系辞上》所言“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系辞下》说：“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先秦诸子百家，阴阳家是其中一家。阴阳家认为：万物相生相克，有正就有反，有得必有失。这就是事务的两面性。阴阳家还将《尚书》中五行概念发挥为五行相生相克学说，阴阳五行观念对后世中国天文、地理、兵法、医学、巫术、方术皆有影响。《易经》中就有一个观念，就是事物走向至高点的时候一定会走向它的反面，海德格尔讲“生命是向死之生”，生死也是阴阳，无论做什么事都要适可而止，儒家讲“过犹不及”，过和不及是一样的，因而谦虚、中和这样的思维在《易经》里也是特别强调的。在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中，天为阳，地为阴；男为阳，女为阴；人世为阳，地府为阴，犹如春种夏耕为阳，秋收冬藏为阴，并反复循环，认为人类与自然界的生物一样也存在一种死而复生的转化现象，并且，无论是好与坏，美与丑，快乐和痛苦，生与死都只是同一实在或整体的两个方面。地狱影戏的这种阴间与阳间的区分，今生与来世的转化，也无疑是对传统阴阳观念的进一步强化。
“五行相生相克，天人相通相感，人神鬼怪相处相往……中国百姓的空间世界被视为是由许多诸如‘道’、‘气’、‘神’、‘理’之类的纽带而与宇宙的普遍秩序紧密联系，彼此可以互相转化变通、互相制约影响的空间世界。因此，现实的空间世界被赋予了人间的秩序和生命性质，‘鬼神’成了使宇宙充满人生意义的普遍心理表象。民间美术中大量出现的绚丽、奇幻、玄妙甚或怪异的形象，正是中国百姓重视生命本体的认知模式的智能性产物。它的底蕴来自热切的生命感和那些激荡在人们心灵世界里的求易意向……人们相信死是另一种方式的生，是永恒生命运动的循环。故中国百姓总是事死如事生，重视丧葬，使死者所归。这也是那些围绕生命礼俗展开的民间美术意义所在。”[3]
再次，神怪皮影中的阎王、小鬼、判官以及十殿阎王与十八层地狱惩处恶人的种种恐怖场景，则是通过影戏演出对阳世人们的一种训诫和教化，这些通过想象构建的故事与场景对人们的感情和心理具有极大地威慑力和震撼力，教导人们与人为善的同时顺从天命与统治，地狱的戒律与内容与儒家的治国思想和做人准则有紧密的联系，譬如做人要“信”、“义”、“恭”、“礼”、“孝”，等。总之，教育人们对自己要懂得约束，对他人要给予宽恕，对待物质要节俭，对待神灵要敬重。这些都是儒家伦理观念的体现，也是对宗法社会的维护，稳定社会秩序与帝国的统治。
在中国，上层文化通常就是以两种方式来实现“礼俗以驭其民”，一种为“礼乐教化”，一种就是“神道社教”了。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再好的制度也要靠良好风俗的支撑，礼乐教化就是通过礼乐来引导风俗教化，引导政治文化。“‘礼乐教化’，是儒家倡导的以礼乐形式的上层文化规范来教化、疏导民性的礼教方式。它不是诉诸政治强力的‘刑教’，而是孔子所主张的那种‘先富后教’。自‘至圣先师’孔子以来，儒家一贯主张‘礼乐教化’，力图‘以此道觉此民’，强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在历史上，对百姓礼乐教化的显著成效首先在汉儒那里取得。‘事实上，孝悌观念之深入中国通俗文化主要是由于汉儒的长期宣扬。汉儒用阴阳五行的通俗观念取代了先秦儒家的精微的哲学论证，但儒教的基本教义也许正因此才冲破了大传统的樊篱，成为一般人都可以接受的道理。’”
“‘神道社教’是儒家施行教化的另一种方式。它利用民间百姓崇拜鬼神的普遍心理和信仰习俗，借助宗教的力量来贯彻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这使得老百姓慑于鬼神‘惩恶扬善’之威力，而自觉自愿地服从封建道德的要求和约束。儒家所谓的神道便是‘天地君亲师’，其中根本的意蕴便是‘礼’。佛教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使人相信：‘恶’者来世变牛马，死后下地狱；行‘善’者死后升天堂，来世投好胎。道教的鬼神世界则让人相信：‘鬼神’在监视着他们的言行意念，‘善’者‘天必将之福’，‘恶’者‘天必将之祸’。这里的‘善’与‘恶’均来自儒家提供的标准。”[4]
近代以来对儒家思想的反对从本质上说是因为自汉武帝时实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与封建王权结合，并逐渐成为王权的庇护，这使得人们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后将儒家思想归罪为愚弄百姓的罪魁祸首。其实真正的儒家思想是百家争鸣时期的孔孟思想，体现了人文主义的关怀与注重人的德行的培养，对自己要“约”，即约束自己的行为和欲望，比如“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对他人要“恕”，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对物质生活要“俭”；对神灵要“敬”。到了宋代，孔孟思想被发展为程朱理学，尤其是朱熹为儒家经典“四书”作注，元仁宗于1313年发布命令，以《四书》为国家考试的主课，以朱注为官方解释，凡是希望考试能成功的人，都参考朱注来解释经典，明清也采取这种做法，所以儒学成为统治者的庇护。在新文化运动中儒家思想受到抨击这一方面也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的民族自卑心理的反映，同时又是在当时的历史现状下，那些怀有千年之忧的知识分子眼看着自己的国家面临着亡国亡种的危机，痛不欲生的选择放弃传统文化，跟着西方走，学习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制度。文化问题十分复杂的，往往“糟粕”与“精华”互现，长处与短处相连。现在，经常有人把一些传统文化归为“糟粕”或“精华”，田青先生曾说，“仅仅用‘精华糟粕二元论’来审视我们有着几千年历史和56个民族的无比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是远远不够的，在所谓的‘精华’与‘糟粕’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精华’与‘糟粕’共存共生的文化，存在着大量在一个文化体系里被视为‘糟粕’而在另一个文化体系里被视为‘精华’的文化。更重要的是，人类的认识总是在不断进步、更新的，人们的审美标准也在不断变化。”[5]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价值，产生不同的效应，难以简单地分别，也难以笼统地说好与坏，也就要把它放到它所处的时代去考虑。现在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偏差，但无可厚非的是他们是民族英雄，正是对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情感和忧患意识才使他们选择了舍弃。偏差是可以理解的，但失去的东西却永远不能挽回。在地狱影戏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人对惩恶扬善、公平正义的追求，“仁、义、礼智、信”的精神品格，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的生死观念，阴阳五行的哲学思维，也可以看到中国艺术程式化、意象化的表现手法。
当然，作为一个80后，我相信科学，从小的教育也使我不相信所谓的神鬼地狱之说，但依托它而存在的艺术却使我震惊，不论是皮影戏也好，还是其他的民间戏剧，民间美术，民间舞蹈乃至于整个民俗活动其实都沉浸在一种巫术的热情和宗教般的虔诚之中，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在宗教思想下渗透的艺术总是充满着无限的想象力和高度的震撼力，希腊神话、雕塑的高贵静穆，巴赫、亨德尔宗教音乐的恢弘神圣，佛教音乐的禅意悠远，西斯廷教堂《创世纪》的瑰丽宏伟，从古至今，从西到东，任何与宗教信仰相联系的艺术，都有着特殊的魅力和强烈的感染力。地狱是不科学的，但依托它而产生、存在的艺术却不容忽视。
（作者2011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田青先生。）
1]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2.73
[2]萧梅.田野的回音：音乐人类学笔记.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1.172
[3]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5.102
[4]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5.170
[5] 田青.捡起金叶：田青“非物质”·“原生态”文论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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