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迁安“皮影抗战”那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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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影是一门古老的民间艺术。河北迁安皮影，曾经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最古老的皮影流派之一，是中国皮影祖宗级的珍贵遗存。

迁安地处长城脚下，冀东腹地，也是历史上北方皮影流传区域的中心枢纽位置。迁安皮影史上有众多杰出影人，像“箭杆王”赵紫阳、“簧腔圭臬”李秀、“影界金少山”历景阳等。而在70年前，一批艺人们以唱影的形式走街串巷、宣传抗日、诱敌伏击，为抗战宣传，吸引人们加入抗战队伍,成为迁安皮影史和中国抗战史册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人民网“我的家乡，我的好儿郎”主题采访组记者一行近日来到迁安，走访这些老艺人及他们的后代，听他们讲述七十年前那些有关皮影抗日的故事。

诱敌伏击，药捻子影社唱影抗日

说到皮影，在迁安，郭宝皮影传承馆家喻户晓。馆长郭宝是位皮影制艺人，2001年师从有“一代宗师”之称的刻影艺人王珍，2003年成立了郭宝皮影传承工作室。2014年，郭宝皮影传承馆在迁安落成。

郭宝皮影传承馆作为冀东最大的皮影艺术个人展馆，有很多介绍迁安皮影的历史故事，其中最引记者注意的要数名震冀东的”药捻子影社”了，郭宝跟记者介绍 :“药捻子影社可以说是真正利用皮影在抗战中打了一场胜仗。”

药捻子影社其实原名是抗联会影社。1944年6月，迁卢青联合县为配合抗日宣传，成立了抗联会影社。影社当时演出过《火烧潘家峪》、《张国安反正》、《张悦刺特》等剧目配合抗日主题。

有一天，影社在迁安城外三里地的胡各庄唱影，演出剧目《枪毙王朋》，演员在戏中大骂汉奸特务，诱敌出城，事先埋伏好的战士打了伏击，共计死伤俘虏敌军170多名。此次皮影演出是诱敌导火索，因此抗联会影社在冀东地区留下了“药捻子影社”的美誉。

八旬老伯安凤来为在皮影传承馆表演皮影戏

曾担任抗日通讯员的叶建国是活跃在药捻子影社的一员。

“当时他们就跟着八路军走，利用皮影戏来发动群众，经常到敌人据点附近唱影，敌人出来了他们就走。” 叶建国的老搭档、迁安市政府原副市长徐春瑞说，他经常听到叶建国提起当时在部队利用皮影抗击日寇的故事。

解放后，为传承皮影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叶建国还和老搭档徐春瑞、赵田三人一起创作了《战蚩尤》、《劫灵车》等新影戏，成立了皮影协会。

皮影协会成立的那天，叶建国深情地道出了自己的三个愿望：“让皮影歌迁安、唱迁安，打出迁安品牌；让皮影走出迁安，走出国门；培养新人，让皮影艺术不断传承下去。”2014年，叶建国老人带着这三个愿望去了另一个世界。

开明士绅刘老恩捐献影箱支援抗日

郑昆对记者说，刘老恩当时开药铺，在他的药铺里，富人花钱，穷人治病

在冀东，刘老恩献影箱支援抗日已成为人人传颂的佳话。

从迁安蓄牧局离休的90岁老先生郑昆，曾参加过抗战，满头白发，精神甚好。

他告诉记者，刘老恩原名刘恩波，外号刘老恩，也称恩老爷，迁安县城东毕新庄人。郑昆说：“刘老恩当时开药铺，在他的药铺里，富人花钱，穷人治病。可以说是行医济贫。”

抗战期间，社会动荡，皮影行业不景气，因为刘老恩走街串巷地行医，人脉广，消息通，谁能唱影哪家需要唱影他都知道，所以有影人就把皮影箱卖给了他，刘老恩召集了一些影匠，成立了一个皮影社。郑昆说：“他家就有皮影棚，为村民演抗日剧，有时候也去周边村子演，大家都去看。”

刘老恩有四个儿子，老大刘梦舟在家里会演皮影，老二刘汝辑是教书先生，老三刘汝林和老五刘汝维都参加了抗战，老四幼年去世。其中，老三刘汝林曾在日本留学，会说日语，在抗战期间表现突出。

1938年，一场抗日武装大暴动席卷了整个冀东大地。刘老恩的三儿子刘汝林参加了此次暴动。1940年，为激起群众的抗日热情，十二军分区想要成立一个皮影队宣传抗日，但资金匮乏。刘汝林知道父亲有一个皮影箱，就说服父亲把皮影箱捐给军区。

刘老恩起初并不愿意，刘汝林劝说父亲：“大敌当前，各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咱家可不得做点贡献么?”最终，刘老恩同意了捐献影箱。

影匠们跟刘汝林说，其实恩老爷早就想通了，就是舍不得我们这些影匠。捐献了影箱，刘老恩对跟着自己的这些皮影艺人说：“去吧，到部队演出，照样有你们用武之地。” 于是，这些皮影艺人们开始“用毛驴驮着影箱宣传抗日”。

当时，郑昆经常去刘老恩家看皮影戏，结识了思想进步的刘汝林。他回忆起当时返乡探家的刘汝林，穿着西装革履，非常气派。

刘汝林撩起自己的西装，腰里别着两把崭新的手枪。

“这是干啥的？”刘汝林问这个小弟弟郑昆。

“打鬼子的。”郑昆说。

“怕不怕？”

“不怕！我也要像你一样当八路，打鬼子。“

这次见面，坚定了郑昆从军的信念。

之后，曾任迁卢抗日联合县县长的李焕章带郑昆参加了八路军，并介绍其入党。

迁安“洋八路”献身天津地下党工作

提起劝父捐影箱的刘汝林，迁安当地的老百姓人无人不晓：“刘汝林，就是那个‘洋八路’呗！”

李焕章在《历史在闪光——迁安革命故事》中这样描写刘汝林的形象：“西装革履，梳着大背头，拄着文明棍儿。”但就是这样一位和传统八路形象格格不入的“洋学生”，作为地下党在天津潜伏多年，往返于天津和迁安之间为部队置办急需物品，摸进敌占区整宿截听鬼子的电话线路，最终在日本投降前夕英勇就义。

行医的家庭背景和留学日本的经历影响着刘汝林，革命热情和救国理想在胸中升腾。1942年，受抗日民族英雄杨十三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的影响，刘汝林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地下党潜伏天津，截听敌方电台，成为天津一个重要联络点，并为部队供应电池、枪弹等物资。

听说刘汝林在天津结识的妻子邢少华还在世，记者来到了刘汝林的家乡迁安扣庄乡毕新庄。

刘汝林的儿子刘孟庚，带领记者来到他们家的小平房，据他讲这是政府资助2万加盖的。家里光线有些暗，桌子上还摆着几张黑白老照片，其中一张是一位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鼻梁高挺的“帅小伙”，刘孟庚说，这就是他的父亲刘汝林。旁边照片上那张眉清目秀、端庄娴静的女子，就是自己的母亲邢少华。

刘孟庚老母邢少华，九十六岁，腿脚不好，但头脑清楚。老人坐在轮椅上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何时和刘汝林结婚，老人拨弄着手指，已经有些记不清楚了。

儿子在旁边一起帮助她回忆。“1940年，父母在天津相识，是一个拉洋车的给介绍的，”对于父亲母亲的相知相许，怕是母亲年轻的时候不止一次地谈起过，“当时我娘还不知道我爹是地下党，她在铁路后勤部门工作，家里虽然很穷但是也是个文化人。“

刘孟庚说，当时父亲母亲在天津生活两年后，父亲身份暴露，天津已无法继续待下去。当时母亲已经怀孕，为保证母亲的安全，父亲就把她们母子俩转移到自己的老家迁安。

“我爹一共被捕了两次，”刘孟庚说，“第一次被捕后，其他地下党同志给营救出来了，救出来后浑身是伤，我爷（刘老恩）给他上药，说你这是硬伤啊，我爹搪塞说不是，就是长的疮，时间长了变成这样了。”

被救出来以后，刘汝林继续在天津从事革命工作。邢少华被转移到迁安后，刘汝林仅回家过两次。邢少华在老家过得也很忐忑，当时经常有日本兵到家里来查人，邢少华怕自己的外地口音暴露了自己，就把泥巴往脸上一抹，装傻子装哑巴。

刘孟庚讲述，母亲曾对自己说过，自从离开天津回到迁安，黑夜白夜加起来跟丈夫刘汝林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24个小时。

而父亲最后一次离家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刘孟庚回忆：“1944年正月的一天，那时我五岁，父亲回来看我们，当时他跟家里人说，这次出去任务难完成，怕是十年八年也回不了家。父亲离开的那天早上，母亲给丈夫炒了一盘鸡蛋，但父亲却没吃上。当时我还小，看着那一盘鸡蛋我说我要吃，我娘说你别吃，让你爹吃。我夺过来我爹手里的筷子就扔地下了，我爹饿着肚子就走了，”刘孟庚眼圈红了，声音哽咽，他擦了擦眼泪，继续讲。“我爹就这样饿着肚子离开了家，走出了村庄，又折回来抱了抱我，跟我娘说，如果我爷爷去世，你们先别发丧，等我回来。”但是，刘汝林再也没有回来。1944年，刘汝林在天津被捕，1945年在唐山日本宪兵队威逼折磨下牺牲。临终前最后一句话，刘汝林说：“家里一棵大树还好么？”

据刘孟庚讲，他爷爷刘老恩是在他爹刘汝林牺牲后的第二年去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