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秦腔艺术,因其浑厚凝重的悠久历史与博大精深的思想蕴涵,素为展现华夏根脉的黄河文化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更因其剧目繁多、内容丰富、行当齐全、表演规范的剧种特色,以及慷慨激昂与委婉缠绵兼备的板腔音乐旋律,而成为大西北人民的精神财富。在时代嬗变发展的漫长进程中,它曾经焕发着自己的光彩和魅力,乃至一定时期在中国剧坛独领风骚。

然而,在当今地方戏曲面对市场化冲击、多元化挑战、趋同化影响、个性化缺失的形势下,如何保护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秦腔艺术,使之在弘扬传统、继承创新中发扬光大、再铸辉煌,不仅至关重要,而且十分紧迫。我作为秦腔代表性传承人之一,对此深感责任重大。虽然个人之力极其有限,但今生命运注定的秦腔之缘,促使我必须做出担当使命的选择,回想起来,这个强烈的愿望已经魂牵梦绕了六十余年……
幼年爱戏 痴迷成瘾

1940年我生于咸阳。回忆儿时往事,印象最深的就是看戏。在我四、五岁时家乡附近过庙会,父亲带着我去看戏,他把我架在脖子上,几个小时我竟然不吃不喝,不拉不尿,完全被戏楼上的表演吸引住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戏,从此上了戏瘾,爱戏如迷,以后只要哪里有戏,就一个人偷偷跑去看。七、八岁时,我已是小学生了,县上但有戏来,每晚必看不误,那时咸阳还没有电灯,戏完了要到半夜,回家路上伸手不见五指,全凭用脚摸着走。母亲放心不下,不许独个出门,我每次都是偷着翻墙出去看戏的。时间长了,父母亲很生气,我看完戏回家不给开门,想着要整治我。后来,我每次出去看戏口袋里都要装一个钉子,回家时好用它拨门。父母见阻止不了我看戏,就采取暴力制服,不是罚跪就是挨打。我当晚回话求饶,第二天照样看戏,我也闹不清,每到天黑的时候就坐立不安,心里毛草的光想看戏,简直就像成了瘾。随着年龄增长,有些戏情我也能看懂了,就模仿台上演员的唱念表演,居然有了一点“样法”。后来由我出头联络了一群小伙伴,成立了一个娃娃剧团,自娱自乐,大戏演不成,就演牛皮灯影。点灯需要用油,各自都从家里偷来;没有牛皮娃娃,就用家里做鞋用的褙子来剪。每到晚上,我们就聚集一块演戏看戏耍热闹,这样时间长了,大人们也都好奇地来看。他们议论:“中汉(我的原名)这娃不但是个戏迷,现在把事干大了,竟然成了娃娃剧团的团长了,说不定长大学戏还是一块料呢”!到十二岁那年小学毕业,因家里生活贫穷,父亲供不起我上中学,曾多方托人,想给我找个出路寻一碗饭。有一天父亲很严肃地对我说:“你现在也长大了,得给你寻一条出路,我托朋友在西安给你寻了个事,你去当学徒,管吃管住,三年出师以后就可以挣钱了”。我问父亲干啥,他说:“到西安骊宫池澡堂子,给人家提水倒茶洗脚擦背”。我听了后不吭声。父亲问:“你愿意不愿意”?我坚定地回答:“不愿意”。“那你到买卖铺子学相公去”。“不去”!“这不去那不去,你要干啥?”“我要学戏!”当时,在我看来唱戏是世界上最好的事。父亲说:“学戏很苦,整天还要挨打,你不怕?”“我不怕,我一定要学戏!”这次谈话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大事,我坚决的态度打消了父亲的种种想法,最后老人家还是开恩了,但他给我提出一个要求:“你要学戏一定要学个把式,千万不能整天吆老鸹(跑龙套)”。我向父亲保证一定要好好学,当一个好演员。

科班学艺 奠定基础

1952年秋,董瑞生老先生带我到西安三意社去考试。主考官姚鼎铭问我会唱啥,我说《折桂斧》(《打柴劝弟》)。当时,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三意社苏育民社长的《打柴劝弟》曾在怀仁堂给毛主席演过,这是苏先生的看家戏,红遍全国。姚老师一听,说道:“崽娃子胆大得很,敢在三意社唱《折桂斧》”!但当我唱完这段戏后,姚老师当场拍板:“嗓子很好,行了”。随后,吩咐旁边的人带我到食堂吃饭。一段《折桂斧》使我进入三意社科班正式学艺,从此奠定了初步的专业基础,迈上了实现秦腔艺术梦想的漫长征程。

解放初的三意社是个民营剧社,一切都要靠自己演出收入来维持。剧团条件很差,没有练功场,没有排练厅,都是在露天地练功、排戏,夏天顶着烈日酷暑,冬天冒着风雪严寒。食宿就更困难了。三十几个学生住一个木板楼,每人睡一绺楼板,挤得连身也翻不过来。冬天挤在一起还暖和,到了夏天就不好熬了,楼上不通风,空气不流畅,又热又臭,啥味都有,哪像现在风扇、空调应有尽有。尽管那时条件很差,但精神却很愉快,劲头也很足,因为我已实现了进剧团学秦腔戏的梦想。我的启蒙老师张朝鉴经常告诫我:“娃呀,学戏是个苦差事,要吃苦,还要多长个心眼,师傅引进门,学艺在个人”。那时三意社每天都演戏,礼拜天还要演两场,我每天都看戏,这真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对前辈老师们的演出很敬佩。常常想:我什么时候能和他们一样站到舞台上演戏呀?在老师的艰辛培养和自己刻苦努力下,三个月后,我第一次登出台演出传统折子戏《苏武庙》,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关注和好评,第一次感受到了当演员唱大戏的乐趣,从而更增加了我勤学苦练的信心。不光每天看秦腔,在师兄的影响下,还经常跑出去看京剧、蒲剧一些名角的演出。那时三意社对学生管得很严,任何人未经批准不许出大门,否则第二天就要挨板子。不管挨板子有多疼,只要能看戏学到东西就行,西安来了名角,我就要翻墙出去看戏。先后看过京剧大师周信芳、马连良、李万春、白云亭、言少朋、奚啸伯和蒲剧名家闫逢春等艺术家的演出,真是大开眼界,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他们的精湛技艺,引导着我成长、成材的道路。

一天晚上,我到南院门新声剧院看京剧名家白云亭的《伐东吴》(即秦腔《大报仇》)全本,先生居然一个人连演四个角色,既有文戏又有武戏,真是文武不挡,堪称全才。第一出《哭灵牌》扮演刘备,是老生戏,以唱为主;第二出《黄忠带箭》有唱,有身段;第三出《关帝庙》扮演关兴,有翻有打;第四出《连营寨》扮演赵云,大靠厚底开打。看完后很激动,也很受启发,我暗下决心,立志要做一个文武全才的演员,从此以后就偷着练翻打。那时秦腔界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演文戏不能练武功,怕把嗓子练坏了。我的嗓子条件很好,老师坚决不让练翻打,为此经常遭到老师的训斥和打骂。但我还是坚持偷着练,决意争做文武兼备的全才演员,为改变秦腔只能唱不能动的局面闯开一条路子。还有一次,在解放剧场看蒲剧名家闫逢春的《周仁献嫂》,这是我第一次看闫先生的戏,早就听说他的帽翅耍绝了,究竟怎样表演,对我来说是个迷。当戏演到《悔路》一场,闫先生根据人物与剧情需要,突然帽翅神奇般地动了起来,忽而左翅闪动右翅一动也不动,忽而右翅闪动而左翅挺立不动,根本看不出头在摆动,神奇自如,游刃有余,精湛技艺,堪称绝活。当时的确把我看呆了,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使我很受感动的是,舞台上竟然还有这么奇妙的绝招!我发誓要下功夫练,非把这门绝技掌握不可。

基层锻炼 强化实践

1956年,我所在的三意社二队全班人马,为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工矿、农村文化建设,被下放到渭北白水县落户。这是一个半山区贫困县,经济和自然条件很差。当时的情况正如大家编的顺口溜所说:“靠天吃水全凭窖,晚上住宿老爷庙;没有电灯点洋蜡,晚上演出汽灯照。全县只有一条街,走开步子二百跷;两个食堂一裁缝,一年四季不洗澡”。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演出和群众见面了,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但由于条件特别差,演职人员今天少一个,明天跑两个,相继跑回西安的有二十多个,好多人心灰意冷思想都动摇了,私下议论纷纷:“难道我们就把一辈子交待给这里了?”当时我很年轻,有股热血之勇,看到山区人民对文化的渴望之情,便下定决心坚持下来。毕竟,这里有我的艺术,有我的事业,这里是我锻炼成长的大舞台。以后相继演出了《通天荡》、《鞭打芦花》、《辕门斩子》、《八件衣》、《白叮本》、《挡将》、《生死牌》、《蝴蝶杯》、《周仁回府》、《刘介梅》、《朝阳沟》、《两颗铃》、《凤仪亭》、《赶坡》、《打镇台》等戏,成了渭北一带小有名气的演员。我心里在想,这是不是像父亲叮嘱的那样成为“把式”了?不是的,离“把式”还差得很远哩!我要坚持苦练,从各方面提高自己,要有绝活,要拿倒人,演出的戏要和别人不一样,并不时想到当初三意社一位带功教练***的话:“要想人前显贵,必先背地受罪”。因此我们下农村演出时,每到一地,铺盖一解,先给自己找练功的地方,在农村最好的练功场就是麦场,地又平,又有麦草,还能练翻跟斗,长时间坚持如一,四、五点钟起床,天不亮背上自己的行头,腿上绑好铁瓦沙袋,悄悄到村外麦场上,生怕被人发现似的偷着练。靴子、口条、纱帽、帽翅是我每早随身之物,有时天好,月光明亮,这就是我最好的监工老师,我的口条、帽翅、跑场、身段都是“月老师”监工练出来的。没有月光时就练踢腿、圆场、虎跳、踺子、跟斗等。等我练完功背上行头回到宿舍时,师兄弟们还在梦里酣睡,又陪他们再躺一会,等起床哨音一响,再和他们集体练一趟功。就这样,为以后扮演翻打带唱的《奇袭白虎团》严伟才和《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等文武兼备的角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坚持不懈、日积月累的刻苦磨砺,终于赢得了艺术人生的新转机。1960年4月,陕西省戏曲青年演员会演大会在西安举行,我们以蒲城县代表团的名义参加,晚会在人民剧院演出,共演出《拾玉镯》、《杀庙》、《打镇台》、《断桥》、《嘉兴府》五个折子戏。我在第三出戏《打镇台》里扮演王震一角,发挥正常,演出成功,赢得了各界观众阵阵掌声。首先嗓子清亮,字正腔圆,身段表演大方潇洒,一招一式遵循规范;口条、帽翅等技巧准确无误,到位自如,得到各位领导及前辈和同行们的一致赞扬。第五出《嘉兴府》是武打戏,我扮演总兵陈殿勇,大靠厚底大刀开打、大刀下场等戏曲技巧,使台下所有观众为之一振:“没想到这小伙唱得那么好,还能演武戏,功夫很扎实,真是个好苗子,了不起”!一出《打镇台》一炮打响,轰动了会演大会,一时间报社记者、广播电台接应不暇,成了被关注的人物。我想,这就是背地里受罪得到的回报吧。

戏曲学府 磨砺精进

1960年6月,我接到去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报到的通知,这是我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当时非常激动,背着铺盖卷走进这所西北秦腔的最高学府,为实现自己艺术征途上的大步前进、再上一个新台阶迎来了历史性的大转折。戏曲研究院是一个组织纪律严明、艺术建设正规的有着革命传统的戏曲团体,起床、练功、吃饭、作息,都是按照时间表执行,没有戏班那种自由散漫的现象,连人与人的称呼都感到很新鲜,没有师兄弟的叫法,相互之间一律同志相称,艺术研究的气氛很浓。进入剧院我排演的第一个戏是马健翎院长编写的《飞虹山》,我在戏中扮演反面人物王鼐,这出戏写的是复明抗清的故事,王鼐原是明朝官员,后投降满清,是一个背叛民族气节的反面角色,服饰和表演全是清朝时风的,没有传统戏提袍、甩袖、亮脚底那一套。该剧由马健翎院长亲自排练,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马院长。原来多次听到苏育民社长谈过马院长,他对中国戏剧,特别是对秦腔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我对马院长很敬佩,也很有些莫名其妙的神秘感、他年过半百,一把美髯,一口陕北语音,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显得格外刚强坚毅,气度不凡。排练中,从唱腔到念白对演员要求都很严格,还不时地舞枪弄棒做表演示范。那种认真的精神和饱满艺术激情,使人忘记了他的年龄。我是第一次与剧院的同志合作排戏,心里非常紧张,生怕有什么做不好被别人耻笑。也有不少人是冲着我来看热闹的。当时我幕后一句[垫板]就吸引他们的注意力,随着表演的展开,人们窃窃私语、交头接耳,从大家的眼神里我能觉察到,那不是耻笑倾轧,而是肯定认可。时间长了,他们给我吐了真言:“你一个外县演员,怎么一下子就能进入状态,和剧院的表演风格融汇在一起?”我想,这可能是应验了老师教导的那句名言:“师傅引进门,学艺在个人”。我不但学习秦腔、京剧、蒲剧等艺术,还经常看电影,如京剧周信芳、盖叫天的舞台艺术片,昆剧《十五贯》以及赵丹主演的《林则徐》等电影,曾连续看过十几遍,学习他们对人物的塑造和表演神态,多方吸取营养,博采众长以丰富自己,从而才提高了自己艺术水平的。

后来,马院长又亲自给我排练了《赵氏孤儿》、《血泪仇》、《一天一夜》等,使我的表演艺术,更上一层。

1963春,随着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发表,一个空前广泛的学雷锋高潮在全国迅速兴起。在马院长的亲自率领下,剧院创作组很快推出了秦腔现代戏《雷锋》剧本。二团排练该剧时,由我担任雷锋一角。要演好战士首先要了解战士,领导上安排剧组人员到陕西军区警卫团三连深入生活,把我们分派到各个班组,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操练。经过半个月的紧张军训,我们同解放军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体会到做一名军人不但需要有铁的纪律和过硬的作战本领,更重要的是砺炼出永远忠于革命、忠于党的赤胆忠心。《雷锋》一剧的排练在紧锣密鼓中拉开帷幕。马院长在动员会上号召大家:“排好《雷锋》是一个政治任务,我们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老王打狗,一齐下手。团部是后勤部,你们这些当干部的要为第一线服务,要为演员服务,剧院是排戏演戏的,排不出好戏,要你们这些当干部的干啥?搞艺术要有豁出去的精神,咱们苦战十昼夜,一定要把戏拿下来,保证按时同观众见面”!

紧张的排练开始了。每天上班前,干部早把练功场打扫得干干净净,还不断地给大家送开水,连炊事班都把饭菜送到了第一线,上下一心,热火朝天,学雷锋,排雷锋,雷锋精神激励着、感动着每个人。白天晚上的紧张排练,累得马院长病倒了,大家劝他休息他不肯,宁是住着拐杖拖着沉重的步子,坚持和大家战斗在一起,有时甚至熬到深更半夜。“雷锋住院”一场戏,排了好几遍,马院长都不满意,他感到关键时刻人物上不去是个大问题。剧情是这样的:雷锋负伤住院,听到窗外消防车警笛长鸣,按捺不住心如火燎的急切之情,一心要冲在保卫国家财产的第一线;但医院有纪律,未经大夫批准,病人不能私自离开。危急时刻,雷锋忍着伤痛,一跃跳出窗外,投入救火战斗。就这跃窗一跳,我接连表演了几次,怎么也过不了关。突然,马院长一个箭步跳出窗外,说道:“就这样跳”!他示范着。全场的人惊呆了,马院长年龄大,又有病,绊上一跤可是不得了的事,几个人赶快扶着院长休息。马院长把我叫到他的跟前说:“会跳了吧,为什么你老是跳不好?是你的心里没戏,只考虑到跳多高,姿势多么优美,根本没有表现出雷锋看到国家财产遭受损失时心急如焚的内在情感,他忍着自己的伤痛,连门都顾不得出,身子一跃夺窗而过,这才能表现雷锋奋不顾身的精神”。这一席话使我明白了怎么演戏,演戏演什么,演戏要演人物,要表现人物内在的思想情绪,不能光追求外化的形式美。

通过连续十昼夜的紧张排练,《雷锋》一剧总算如期完成。化妆彩排那天晚上,马院长动员大家,今晚一定要演好,张书记(张德生,时任省委书记)要来看戏。当戏演到第三场雷锋参军时,开始我感觉还可以,唱到中间突然失声,一个字也唱不出来。马院长只好下令,关大幕卸装休息,我心情很沉重,不由得流下眼泪。稍后有人传话:“赶快洗脸,马院长叫你到他房子去。”我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心惊胆颤地准备挨头子,进了马院长的房子,他半晌没有说话,拿出一个小铁盒往桌上一放,说:“这是我刚才送张书记到大门口时,张书记让交给你,这是他用的进口药,让你吃。”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痛悔自己没有完成任务,省委书记还将他吃的药给了我,可见那个时候领导同志对秦腔事业、对一个演员是多么爱护和关怀。此事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当时马院长还劝慰我:“你也不要太难过,排戏很紧张,你的戏也很重,再好的嗓子也吃不消,你要会唱、巧唱,不能把自己的本钱(嗓子)全部拿出来。”又举例说,过去有个老艺人叫王文鹏,嗓子很好,也很会唱,他演《葫芦峪》时把嗓子压得很低,台下的观众都伸着脖子听,全场一片寂静,戏把人都听迷了,那才叫行家。由此可见,唱有很多技巧,像山西戏的花脸,还有京剧的黑头,他们大都借用鼻腔共鸣,唱起来既省劲又好听。你早上练功时要闭上嘴用鼻子发音,打开鼻腔共鸣,就象牛叫一样,一边说一边示范,他一句我一句地学牛叫,直到凌晨两、三点。最后院长说:“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明天安排你到省医院住院治疗,《雷锋》无论如何要按时与观众见面,这是政治任务。”第二天一大早,马院长带着我坐他的吉普车同去省医院,让医院的院长安排最好的大夫,采取最强有力的措施尽快治好嗓子。

我被安排在耳鼻喉科,由喉科教授高主任负责我,经打针、理疗、喷喉等多方治疗,两天后嗓子稍有好转就投入演出,如期和广大观众见面,受到广泛好评,引起社会反响。演出一个多月来,每天都是上午住院治疗,下午院长的小车接我到剧场,保证了演出顺利进行。可高主任却发了火:“贠宗翰,你干脆出院吧,你这个病人我看不了。白天我给你想办法精心治疗,晚上你又在搞破坏,什么时候才能治好呢?这马健翎怎么送来这么个病人,真是怪事!”

回首往昔,有马院长这样的好领导关心秦腔、爱护演员,我们的秦腔怎么能不兴旺发达,演员怎么能不敬业奋进?
1965年我院移植排练现代戏《向阳川》,为了解决秦腔男女声同调演唱的问题,我被确定为秦腔改革男声新唱法的实验人,院里专门请来歌舞剧院的乐声老师上课,一切按照歌剧发声的要求练声,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喉腔、胸腔共鸣的浑厚,气息的通畅与音色的优美,都有了明显的变化。但这个戏演出后观众却很失望,纷纷议论把戏唱成歌了,中音区很好,高音没有了,连传统的唱腔也不会唱了,实践证明是失败了。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我没有因此而灰心。客观地说,通过科学发声训练,掌握运用了共鸣,解放了声带,唱起来很轻松;但如何与秦腔传统唱法相结合,还需要反复摸索实践,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在在秦腔传统唱法的吐字韵味基础上,吸收运用科学发声方法,同时又借鉴京剧黑头的鼻腔共鸣,三者结合,融为一体,反复实践,终于获得成功,为秦腔男声创出了一条新路。这种唱法在以后的现代戏《红灯记》声腔中发挥运用尤为明显,其核心与重点唱段被中央广播电台、中国唱片社录音并灌制唱片传播全国及海外,并被作为专业文艺团体教学资料推广。这一可喜的飞跃,也算自己对秦腔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些贡献。《红灯记》不但唱腔成功了,在人物塑造方面也同样成功,曾三次进京演出,受到高度关注和欢迎。

多年来,我一直回忆这段历史。那是1974年现代剧《红灯记》在北京汇演,同时演出的有河南豫剧《红灯记》,新疆维吾尔族歌剧《红灯记》和陕西秦腔《红灯记》。而秦腔被安排在护国寺人民剧场演出,似乎别有一种意义。这是中国京剧院的专用剧场,京剧《红灯记》就是在这个剧场演红的。剧场工作人员大多是由中国京剧院退下来的,他们看戏的眼头都很高,常以挑剔的目光对待外省剧目。他们对秦腔不太了解,也有些瞧不起。有人曾问我:“你们演的啥”?我说是秦腔。他们很诧异:“秦腔是什么玩艺?你们是哪里的”?我说西安。“西安在哪儿”?我很吃惊,天哪!他们连西安都不知道,秦腔要在这个剧场还怎么演?我们的舞美工作人员紧张地在装台,不但舞台无人招呼,就连一口开水也没有,真好象外县剧团进了西安一样,遭人冷落。

第二天晚上正式演出,每个人都很紧张,尤其是我特别紧张,自己扮演一号人物李玉和,这一场戏演出的好坏,关系陕西和秦腔在京的声誉,因之感到肩上的担子特别重,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演出前,手里提着红灯来回走动,坐立不安。突然我想到,这样的情绪怎么能把戏演好?心想,京剧《红灯记》演出再好,那毕竟是京剧;我们唱的是秦腔,自有秦腔的特点。只要能发挥我们的地域特色和专长,兴许还会叫好的!有了这种思想支撑,我的情绪慢慢镇静下来,投入人物情绪状态。出场第一个亮相就把观众征服了,台下的秩序很静,高亢优美的秦腔唱腔完全吸引了首都的观众!演出结束后,观众掌声如雷。他们评价我的表演说:“说这小子真棒,就是个子矮了点,真是一个“小浩亮(中国京剧院扮演李玉和的名演员)”!从此我的外号就传出去了。第二天后台工作人员很热情,主动招呼我们,有一位40岁左右的女同志站在上场口,每当我上场时,都捧着一杯热茶招呼我喝两口,并主动介绍她原是中国京剧院的演员,因血压高转行到剧场搞服务。她说:“做演员很不容易,特别是主要演员,唱腔多,上场时这一两口水很重要。”从无人理睬到主动倒茶送水,这是多么大的变化!我体会到,这不只是一杯茶水,这是北京观众、特别是人民剧场的内行对秦腔的欢迎和认可!三个剧种三台《红灯记》同时汇报演出,但大会简报唯一对陕西秦腔《红灯记》作了评论,而且赞誉很高,认为三代人的扮演者很称职,这是汇演大会在当时的最高赞誉!我们为陕西、为秦腔争了光,创出了牌子,做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真可惜,太遗憾,那个时候为啥没有“梅花奖”?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是名副其实的秦腔最高学府,云集了一大批专家名人,如马健翎、封至模、袁多寿、李正敏、韩盛岫、李文宇等,他们对秦腔事业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我成长的道路上,都付出了很大心血。马院长亲自给我排练了《飞虹山》、《赵氏孤儿》、《血泪仇》、《雷锋》、《一天一夜》等戏;封至模先生不仅给我排练了《卖酒》,还给我讲戏曲表演和化妆课。他对艺术要求很严格,曾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艺术是美的集中表现,一切都要美化,一个手指、一个眼神都要讲究,并以马连良先生为例,每场演出他都要做到三白,即搭领白、水袖白、靴底白。这么好的舞台作风,我一直坚持几十年,并把他传承给自己的学生。就连我的名字封先生都很留意,他曾问我:“贠中汉(我的原名),你叫这名字啥意思?”我说:“不知道,这是父母给我起的”。“我给你把名字改一下,叫‘贠宗翰’”。这样就赋予了一种文化蕴涵。又如剧作家袁多寿先生,经常教导我要好好学文学、学历史,要背诵唐诗、宋词;许多青年人一到晚上就围集到袁先生的房子,听他宣讲历史知识,解读古典文学。

总之,在众多专家、名人的精心栽培下,我的艺术素养一天天得到提高,逐渐从“唱戏”达到了“演戏”的高度境界,先后塑造了千姿百态、性格各异的舞台艺术形象,深得观众喜爱,如《赵氏孤儿》的程婴、《血泪仇》的王仁厚、《红灯记》的李玉和、《十五贯》的况钟、《海瑞驯虎》的海瑞等,成为我在秦腔艺术道路上所获成果的代表作。

弘扬传统 继承创新

继承发展与弘扬传承之间的关系,继承是根本,传承是目的,只有做好继承工作,才能发展、提高、弘扬、传承。对此,我们必须提到新的高度,充分引起重视,夯实牢固基础,吸收新鲜血液,丰满提升传统,以期秦腔艺术实实在在的繁荣。这就如同盖房子一样,第一步首先备料,砖瓦木材钢筋水泥等,有了这些材料,通过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才能盖好坚实美观漂亮的房子。我们的舞台演出,只有认真继承传统,打下坚实的基础,使唱念做打、戏曲程式要求的手眼身法步都达到十分精湛的水平,才能塑造出各种鲜活的艺术形象来。

比如我演《打镇台》,在踢腿、跑场、耍髯口、踏三锤、使摩棰等古典程式的基础上,通过长期舞台实践,研究刻画人物,慢慢融化、逐步提高,才有了推陈出新的面貌。毕竟,传统的演法和人物情绪有不相吻合的地方。拿开场戏说,大都是唱[垫板]擂棰送上,踢官衣、踏三锤、转身倒地,吹髯口、使摩棰、[倒四棰]亮相。王震是一个公正廉洁与民作主的清官,尽管这件案子比较棘手,原告八台总镇,被告户部尚书,两家官高位显,比自己一个七品县令的身份要大得多,但还未开庭,听到堂鼓响先吓得倒地爬下,这怎么断案,怎么还能怒打镇台呢?我演出时作了修改:王震听到堂鼓急响,不知发生什么事件,情绪急促,但不是胆怕,内唱[垫板]后,[擂棰]送上亮相,观望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右手挽水袖,左手提官衣,踏三锤转身,决不能倒地爬下,撂髯使[摩棰]观望查看,[倒四棰]亮相。一个出场改动,把人物形象树起来了,不是惊慌失措连滚带爬地升堂,而是神情紧张中带有镇静。

我把王震的情绪转化分成了五个阶段来处理:一、接到棘手的案子要将思想压力和斗争情绪贯穿到怎样审问案件上来。二、听到阵阵击鼓声,紧张的情绪要和表演程式紧密配合。三、看到气势汹汹的总镇随带领人役如狼似虎,混闹公堂,尽管怒火胸中烧得难以自制,但又不能让满腔气愤直接爆发,自己还要委屈陪笑,表现出非常矛盾的心情。四、总兵不但蛮横痛打被告,就连自己这个亲受王命的主审官也要遭到鞭打,想起先朝包文正铁面无私秉公办案的光辉榜样,对照自己下定决心,依照国法秉公而断,情绪激昂振奋,理直气壮地坐堂审案,这是全剧人物性格的最大亮点。其中一板激昂慷慨的传统唱段,又有一组戏曲程式动作配合,把剧情和人物推向高潮。这其间,继承运用了苏育民在《激友》中的水袖技巧。苏唱道:“把你的万言书用火焚葬”,一个小水袖花,然后两个水袖搭肩,再猛然打开双袖,唱腔情绪和水袖技巧配合得恰到好处,天衣无缝。在《打镇台》中,当王震唱到“怒而不息公堂坐”这一句时,为了表现人物激昂愤怒的情绪,在[倒脱靴]打击乐中,用了一个情绪激愤的快速亮相,表现出王震怒不可遏,伸张正义,舍死审案的决心。在此,我继承借鉴了传统戏《梅伯闯宫》舍命面见纣王,上奏妲姬祸国殃民的罪状所采用的翻蟒亮相一组动作:当王震唱完“怒而不息公堂坐”一句后,捋须上步怒指,右手撂口条,左手翻腕,捋中间一绺口条,右脚踢官衣,右手抓官衣,“小趱子”转身,左手大幅度撂官衣,右手翻水袖后背、摆口条亮相。这些动作在其它剧种中是没有的,是秦腔的特色,表现了秦腔激昂慷慨的个性,我们自然要继承,弘扬,传承。五、当人役禀报总镇“绝气”时,王震的情绪出现了大幅度的跌宕。尽管下令怒打总镇,不过煞其威风而已,叫他知道国家法律,但万万没有想到竟把总镇打死,这真的吓坏了王震,急促地亲自反复查验,当确认绝气死亡时,王震霎时浑身冷汗,当即昏倒在地。这个倒地,是合乎人物情绪需要的,必须把它保留下来。

形式服从于内容,技巧为人物服务,而舞台技巧又是多样的。须生多半是运用口条、帽翅、稍子,《打镇台》运用口条打帽翅,有单打、双打、左右打、交叉打等;帽翅的摇法,有滚翅、单翅左右摇,双翅同时摇等。这都要根据人物情绪需要,如思考、斗争、激昂、兴奋等,不能单纯卖弄技巧,脱离人物情绪,讨得观众掌声。其次,技巧要求娴熟自如、准确无误,不能拖泥带水,要少而精,不宜重复使用。一切技巧都是以塑造人物为最高目的,否则不能称其为艺术,而是杂技表演。当王震唱到“这一案官司怎结果,思前想后怎发落”时,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正是运用帽翅技巧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地方。先是左右帽翅单摇,最后看见圣旨精神振奋,转为双翅同时闪动,既符合人物情绪,又发挥了戏曲技巧,展示了秦腔传统艺术的魅力。

《杀庙》一出戏,韩琦也耍口条,但怎么运用,以利于揭示人物内心活动,却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一般的处理是,韩琦出场,击乐[摩棰]送上,摆腿、撂髯、抖口条,再后退扎坐马势,抖口条的时间很长,这一组程式动作完全是老传统。我们常讲,形式要服从内容,必须达到统一。也就是说,外在的行动是揭示内在心里活动的。那么当韩琦接到杀人的命令后,他的思想矛盾斗争必然相当激烈:杀人?杀什么人?被杀的人和驸马有什么仇怨?是杀还是不杀?处于一种困惑、犹郁、徘徊的境地。因之,我在演出中采用了背身慢步低头思考,当走到台口猛抬头望见秦氏母子时,突然一个停顿,是追还是不追,用右手颤抖观望前方后退亮相,在下定决心要杀秦氏母子时,改变了老戏不断颤抖口条,观众不拍手便不收场的错误表演。此时的韩琦,既有对秦氏母子的同情之心,又慑于陈附马的淫威所逼,两难之中举刀不定,内心痛苦的斗争最为激烈。我们说,没有矛盾就没有戏,这个地方正是出戏出情的时候,如何用身段技巧塑造人物,我采用了小蹉步上前,然后两手拉开口条两绺,用食指将口条挽转两圈的技巧,把韩琦思想斗争、左右为难的心理活动推向高潮,收到很好的效果。

人物化妆、服饰也是塑造角色的一个组成部分,对韩琦的装束我大胆借鉴了京剧谭元寿先生的服饰,戴小福字盔,穿蓝团花箭衣,勒紫色板带,衬以大红彩裤;改变了秦腔传统装扮的一身黑、软将巾、青袍黑彩裤、外套龙褂的老规矩,经过一番改造,舞台色彩的调济鲜亮了许多,韩琦英毅威武的壮士形象丰满了。这个变化,曾遭到个别同行的反对,但大多数同行是认可的。后来竟相仿效而成风气,直至现在秦腔舞台韩琦的扮相都以此为标准。

戏曲是门综合艺术,体现着高度的美学原则,一招一式一指一看,都要给人以美感。梅兰芳先生演《贵妃醉酒》,不但唱好身段好,就连摘花的手势、闻花的姿态都很美,很讲究。我们秦腔的风格激昂慷慨,有其内在的刚健美,但也有粗糙的一面,比如手势的动作就不太讲究。过去的秦腔须生,捋髯大都是用满把,我看昆剧《十五贯》的况钟表演,在手的指法上就很有一些学问,把旦角的兰花手也用上了,便大胆学习吸收到秦腔舞台上。捋髯有单指、双指捋、反正捋和兰花手捋,在这方面封至模先生要求很严。他给我和马兰鱼排《卖酒》时,毫不客气地批评我说:“你演的是皇帝,可你的手指出来,粗笨地能抓蒸馍,哪象个皇帝!把你的手每天用热水泡一泡,然后在砖墙上用力按、压,舞台上的一招一式都是艺术,都要美。”老一辈的教诲和严格要求,我在演出中都认真地付诸实践,同时在教学中也这样要求我的学生,把好的作风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赵氏孤儿》,是马健翎根据元杂剧并参照秦腔《八义图》改编而成。剧情描写了春秋晋国时期的一个悲剧性故事:晋灵公荒淫无道残害百姓,上卿赵盾公忠体国犯颜直谏,图谋篡权的奸贼屠岸贾乘机设陷,剿杀赵氏满门,又要杀死仅存的赵氏孤儿。程婴与杵臼商议,一人舍子一人舍命,历经十五年艰辛,将孤儿抚养成人,终于除奸报仇,挽救了晋国命运。

我在剧中扮演主人公程婴,以四个字作为人物的贯穿线,即:忠、义、坚、忍。忠于国家和百姓,关心生死存亡的命运,忠于忧国忧民的赵盾,为保赵家骨血而大义舍子,当卜凤、杵臼和自己亲生之子一个个惨遭杀害,在万分悲痛中程婴决不屈服,坚强挺立,忍辱负重,有话不能说,有泪暗自流,在漫长的痛苦中将孤儿抚养成人,以为国除奸、为民除害的大结局而夙愿以偿。在拯救国家命运的同时,也还了程婴自己的历史清白。“死节”一场戏作为全剧的高潮,是揭示人物内心最复杂最激烈的场面。为了舍子救孤,程婴眼看着屠岸贾杀死了杵臼,剑劈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心如刀绞,但为了取得奸贼的信任,还要忍着悲痛强装笑颜。在这段表演中,我改变了已往比较平淡的表演,从唱到表演以及技巧运用做了细致的调整,最后下场一句唱道:“仇中仇”三个字悲愤高亢,转身凝望倒在血泊中的杵臼;“冤上冤”声腔压低,眼眶含泪,悲痛难忍,看着自己腰断两节的孩子,唱腔中带有哭腔;“怎能”二字出口,稍加停顿,托须于胸前,挺胸直立;“心甘”二字从牙缝里挤出,把唱腔压到最低音,随之由弱转强,拖腔引出冷笑,先看杵臼示意英魂安息吧;再看儿子,暗暗嘱咐此仇一定要报。冷笑到高潮,双手翻水袖,用食指弹胡须两绺上肩,手挽口条转两圈,抓水袖、翻水袖、背身摆口条,再转身而坚挺背立。这组表演展现了程婴在万分悲痛中坚韧的性格,让观众透过程婴的背身看到他定能挑起抚孤成长、报仇雪恨这付重担的内在力量,从而激起人们的肃然起敬之情。

舞台艺术要给人以美的享受,留下回味无穷的韵致,演员对人物理解刻画是很重要的,要仔细揣摩研究,而不能千人一面。一度时间曾有很多观众打电话,批评我演戏偷懒舍不得出力。但在我看来,秦腔激昂慷慨,能给人奋进的力量,这是我们的特点;但不能什么戏什么人物都要用一个模式来表演。比如《打镇台》之王震和《十五贯》之况钟就完全不同,王震一怒之下打了总镇,情绪若不激昂,怎能有此决心?而况钟审案时发现,即将被斩首的两个犯人案情有很大出入,人命关天决不能草率从事,所以况钟在全剧中始终贯穿着调查研究的精神,以冷静的观察分析思考为主,不可能扯开嗓子去蛮唱,同样一个语气一个手势的表演,揭示人物内心活动就不同。因之我们的表演要追求细致高雅,一定要从人物、事件与环境的具体情况出发,而不能用使劲大小作为衡量标准。只有努力做到尽善尽美,才能给观众带来美的艺术享受。

回顾总结我几十年的艺术生涯,可以用迈了三大步、奏响三步曲来概括:

三大步即:1、从热爱痴迷戏曲到进入秦腔艺术殿堂,在三意社学戏时打下了坚实基础,唱、念、做、打文武兼备;2、白水剧团为我提供了展示艺术才华的大舞台,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实践;3、进入戏曲研究院,全方位地得到营养补充,多层次地提高了艺术综合素质,历经数十年的熏陶、渗透与千锤百炼,把一个普通的秦腔演员一步步打造成享有较高声誉的专业行家。

三步曲:1、打破了秦腔舞台上能唱不能动的被动局面,用实践证明了一个好的演员,能够全面发展、文武兼备;2、改变秦腔挣破头的传统唱法,继承传统韵味,运用科学发声,吸收兄弟剧种之长,使三者有机地融为一体,为秦腔男声唱法探索出一条新路子;3、在前辈艺人的教导和传承下,通过锲而不舍地刻苦磨砺,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即文武兼备,潇洒大方,字正腔圆,韵味浓郁,以情带声,声情并茂,一些舞台艺术形象深入人心,成为有代表性的经典之作。

秦腔艺术的传承在当前是一个严肃、重要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老一辈艺术家的队伍不断减员,随着时光流失而相继离去,这对秦腔的继往开来无疑是很大的损失。秦腔艺术的根脉相续,只能是一代一代口传心授,手把手一字一板、一招一式地传承,除此再无捷径,这是一项光荣的使命,也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我作为一个秦腔人,只图奉献不求索取,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把自己几十年学到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下一代,我相继收了一批专业和业余学生,其中有丁良生、谭建勋、刘随社、王小弟、毋永安、雷涛、杨运虎、崔火炎、包东东、谭东生、黄毅涛、王亚洲等,先后为他们传授了《赵氏孤儿》、《血泪仇》、《打镇台》、《杀庙》、《十五贯》、《海瑞驯虎》、《苏武牧羊》、《放饭》、《二进宫》等剧目。他们现在大都成为所在单位的中坚骨干,其中有一级演员、艺术指导,更有荣获中国戏剧最高奖项“梅花奖”的领军人物。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令人十分欣慰而倍受鼓舞。2009年我有幸被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腔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荣誉很高,责任重大。我决心不负时代和人民的厚望,在古稀之年发挥余热,以坚持不懈的努力,把自己毕生追求的“贠派”艺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使他们成为德艺双馨的艺术人才。同时,还要把已故老艺术家的拿手绝活挖掘继承下来,竭尽心力为秦腔宝库增添弥足珍贵的典藏。藉此圆我秦腔梦,以了平生不解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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