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秦腔唱片的灌制

近日，借着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的东风，易俗社展陈馆开馆了。其中大量珍贵的具有很高历史价值的资料首度与广大市民见面，可喜，可赞！

展陈馆展出了几张上世纪百代公司录制的《蝴蝶杯》《藏舟》秦腔唱片，但见其展板上的说明文字写道：“1937年7月和1935年春，上海百代公司两次邀请易俗社演员灌制唱片。有王天民的《得意郎君》……等。还特意灌制了老教练陈雨农的《断桥》，赵杰民的《铁兽图》……”看后，感觉语焉不详，且有疏漏，特补正之。

1934年春，为了了解全国戏剧发展的趋势，封至模先生（1931年加入易俗社，任评议、训育主任等职）重游了平津等大城市，又到上海约见了老朋友周伯勋等。封至模和周伯勋——他们二位，一位是戏剧家，一位是中国早期的电影明星，怎样成为老朋友的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二位先生相识很早。上世纪20年代，陕西“文化巨子”阎甘园先生等创办了以演京剧为主的“广益娱乐社”（1924年8月成立）和以演“新剧”（话剧）为主的“红芽社”(1927年3月成立)，封至模和周伯勋（1911年-1987年）二人同在剧社演出京剧、话剧、秦腔等，并相互切磋演技（因周当时才十几岁，多数情况下是周向封学习），逐渐成为了志同道合的艺术挚友。

1925年，周伯勋考入西安省立一中，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共产党人魏野畴等在一中任教，受其革命影响，周伯勋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加入了共青团，并被选为学生会主席。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省立一中的进步力量受到迫害，周伯勋转移到上海，先后进入上海艺华大学、持志大学、复旦大学学习。此间，通过同乡郑伯奇（左翼作家，曾是阎甘园先生的学生）介绍，周结识了著名戏剧家田汉、以及著名艺术家周扬、郑君里等，参加了许多进步剧目的演出。1931年，周伯勋参加了无声片《玉堂春》的拍摄，这是他从事电影艺术的开始。1934年春，电通影片公司成立，周伯勋在田汉、夏衍的主持下工作，并成为业务骨干。由于工作关系，他与百代唱片公司很熟识。

1932年，周伯勋从上海回到西安，与戏剧界好友封至模、刘尚达等人，在竹笆市26号创办了西安市第一家合股经营的新型电影院，取名“阿房宫大戏院”，由武少文担任经理，封至模担任股东代表，周伯勋任驻上海代表，负责租片。

1934年封至模到上海，除了观剧看画，还通过周伯勋了解了电影的拍摄情况，并到摄影棚参观了电影明星陈玉梅的拍片。在为易俗社露天剧场联系影片的同时，封至模先生还通过周伯勋与百代公司接洽，商量为易俗社演员灌制唱片事宜，并初步达成协议。

据《陕西戏剧志·西安市卷》记载：“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7月，上海百代公司为易俗社演员灌制唱片。计有王天民的《得意郎君》，雒秉华、王月华的《走雪》，刘迪民的《庚娘传》，耿善民的《谢安游山》，耿善民、高符中的《四郎探母》，王月华的《绿波传书》，黄执中的《杨氏碑》，赵杰民、雒秉华的《五典坡》，陈雨农的《断桥》等。”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上海百代公司第二次来陕给易俗社灌制唱片。计有王天民的《杨贵妃》《宫锦袍》，杨令俗的《关中书院》，李可易的《绑子上殿》，米钟华的《杀驿》，肖润华的《打架劝弟》等。”此外，还为易俗社教练陈雨农、党甘亭等也灌制了唱片。

上海百代公司这两次共为易俗社演员、教练10余人灌制了唱片30余张，习惯上统称为第一批秦腔唱片。灌制地点在阿房宫电影院，俱由封至模先生主持，并亲自担任片头说明人，封至模先生给王天民冠以“花衫泰斗”、给杨令俗冠以“第一小生”称号等。这批唱片当时在全国发行，反响良好，对秦腔的宣传普及起到了极大作用。

顺便指出，在为易俗社灌制唱片后不久，“由秦腔大师封至模先生组织和推荐，李正敏先生接受了上海百代公司的邀请，赴沪灌制了《探窑》《赶坡》等8张唱片。”李正敏先生成为当时灌制唱片最多的秦腔演员。

1994年1月，陕西省文联前主席李若冰先生在“封至模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及学术研讨会”上作了题为《学习封至模先生治学敬业精神》的讲话，他指出“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他（指封至模先生）邀请上海百代公司两次来西安为易俗社灌制唱片，共录制唱片30余张，成为秦腔最早的音乐唱腔珍贵资料。如果不是他有这种时代意识，我们秦腔音乐资料的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此次会上，西安市文化局前副局长王保易先生，以及时任陕西省戏剧研究院院长的秦天行同志等都有类似讲话（以上俱见《西安戏剧》1994年第二期）。另外，《西安晚报》资深文艺记者、已故著名戏剧评论家张静波先生在其遗著《秦腔旧事》中对录制秦腔唱片一事也有记述，认为这是封至模先生为秦腔艺术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