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剧名小生：倪建甫

在浙江婺剧团上世纪60至80年代演出的重点剧目中，倪建甫担任了许多主要角色。他和他当时供职的浙江婺剧团一起，见证了半个世纪以来婺剧的发展与变迁。倪建甫说，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是在1962年11月初的一天。当天剧团在北京西单长安大戏院演出《双阳公主》，他扮演男主角——宋朝大元帅狄青。周总理在接见时说： “了不起啊，21岁就当大元帅了，我们这些老帅可都是五六十岁才当元帅。”而最让倪建甫难忘的演出任务是1971年9月10日，在杭州的省府人民大会堂里，当时一个观众都没有，只有几台摄像机在静静地记录着整个演出活动。实情到底如何，至今仍是一个谜。

“呛、呛、呛……”敲锣打鼓，号声长鸣，十里八村的人如潮水般涌来，好戏开场了。上到七八十岁的老爷爷、老奶奶，下到还在妈妈怀里吃奶的婴儿，人人都扬着脸，如痴如醉的望着一人多高的戏台。台上，小姐款移莲步，轻启朱唇，念起唱白，脆生生水灵灵，惹人哀叹，武生卖弄起功夫，一气耍了十几个“小翻”，最后一个腾空后翻出了戏台子，台下观众慌忙用手一顶，武生又稳稳落回了台上……

这样的情景，在倪建甫的记忆中，仍清晰如昨。谈起往事，今年71岁的他脸上即恢复了名角神采，溜圆的眼睛时而上挑，时而斜睨，时而含笑。在浙江婺剧团上世纪60至80年代的重点剧目中，他担任了许多主要角色。《双阳公主》中的狄青、《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平原作战》中的赵永刚，剧照中的他，总是双目炯炯，气度非凡。

他和他当时供职的浙江婺剧团一起，见证了半个世纪以来婺剧的发展与变迁。他说：“那是婺剧的一段黄金岁月。”

不去上海音乐学院 因为我是剧团的人了

60多年前，金华有三个戏院，长乐戏院、金城戏院和群众戏院，是金华最繁华的娱乐场所。还是个小学生的倪建甫，每天上下学都要经过长乐戏院，那是童年记忆中最让他开心的地方。放学了不回家，先跑去看一通“金华戏”，瞧瞧演员的花脸，听听乐队的丝弦，才抄起一根竹棒当马骑，一路“锵才锵才”唱回家去。

当时，婺剧还不叫“婺剧”。金华地区活跃着一批批由高腔、昆腔、乱弹、徽戏、滩簧、时调等六种声腔组成的戏班子，比如，金华戏(徽班)，东阳三合班(徽戏，乱弹，昆腔)。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金华古称婺州，才有了统一的“婺剧”之名。

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婺剧戏班第一次成立国办剧团，哪个戏班子刚好流动到什么地方，就落定形成剧团，以地方命名，比如金华市婺剧团、衢州市婺剧团、义乌市婺剧团……1956年，浙江婺剧团成立，收编了一大批优秀的婺剧艺术人才，如徐东福、徐汝英、周越先、周越桂等当时的名家。

“我的艺术生涯可以说是与浙江婺剧团同龄的。”1955年底，年青的倪建甫，即以出色的嗓音和形象考进了浙江婺剧团的前身训练班，从此与婺剧结下一生缘分。那时他年仅14岁，还是一名初中学生。

当时学校有规定，在校生不能进剧团，为了这事，省教育厅和文化厅还打了一场官司，最后文化厅下了命令，叫他们回去念书。“后来我人是回学校了，但是学费、吃住都由剧团负担，因为团里怕我们走掉。那时候，我就住在长乐戏院，天天看戏。”

考上浙江婺剧团之后的几个月，他还曾被学校选派，代表金华地区参加了浙江省第二届民歌大奖赛。当时他唱了一首《牵牛山歌》，“高高山上一根桑叶藤，一牵牵到兰溪门，兰溪门内灯笼殿，兰溪门外府上街。”比赛之后，《浙江工人报》的一位记者专门到宾馆找到倪建甫，夸他唱得好，问他愿不愿意到上海音乐学院去。倪建甫回答他：“我是剧团的人了，不能到上海去。”

1958年起，剧团开始上山下乡，倪建甫还是个小学徒，也跟着剧团四处流动。腰间左边挂一只蒲包(用来装饭)，右边挂只水壶，背上背一个背包，一领草席，手持一根木棍，一天要跑三四十里山路。那一年多，剧团走过了龙游、遂昌、松阳、宣平、武义、永康、磐安、东阳……倪建甫每天在团里打杂，练功，吊嗓子，有时分配他演个小角色，就兴奋得不得了。

“第一次扮演有台词的角色是祝英台的书童，第一个‘出红台’的戏是《虹霓关》，我扮演王伯当，这个戏是我们向金华婺剧团学的，观众看了反响不错，团里也肯定了我的表现，之后马上就准备‘进京’了。”

周总理说，了不起，21岁就当了大元帅

1962年，浙江婺剧团首次上京汇报演出。当时北京观众许多不识“婺”字，更别说婺剧这一地方剧种了。一观之下，觉得乡土味又鲜又野，首场演出即一鸣惊人，隔天报纸便登出了报道，对婺剧的表演艺术大加赞赏。

在北京的金华老乡更是疯狂捧场，许多人几乎是场场必到。原定二十多天的演出在如潮的好评下延长到四十四天。献演的有《双阳公主》、《三请樊梨花》和折子戏《断桥》、《对课》、《僧尼会》、《米兰敲窗》、《打郎屠》等经典剧目。

倪建甫说，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是在11月初的一天。当天剧团在西单长安大戏院演出《双阳公主》，票子全部售罄。他扮演男主角——宋朝大元帅狄青。虽然那时的倪建甫还是剧团里最年轻的演员之一，但是圆润动听的唱腔，英俊潇洒的扮相，干净利落的身段，已使他从一众表演经验丰富的戏曲前辈中冒出头来。

一开始大家只听说了有中央首长要来，却不知道是谁。后台的气氛显得特别紧张严肃，剧团领导忙前忙后，亲自检查每个演员头上扎好了没有，带子系紧了没有，在台前指挥的也不是舞台监督，而换成了一个不认识的人。

开演时间一到，只听他一声“关灯”，顿时全场漆黑，过了一分钟，陌生人命令开始演出。“演出时我一眼都不敢往台下看，唱完了，才悄悄地躲在幕布边上张望，竟然一下就瞧见了周总理，他就坐在第五排中间的位子。”倪建甫说，他看着周总理时而非常专注地观看台上的表演，时而与身旁的人轻声地交谈着，心里激动得怦怦直跳。

和总理一见之后的若干天，倪建甫激动的心情怎么也无法平复，令他惊喜又意外的是，在北京的演出结束后，他又迎来了第二次见到周总理的机会。那是他们留在北京的最后一天，他至今记得当天的所有细节。

因为第二天就要离京了，领导安排他们自由活动。倪建甫到西单旧货市场买了点小纪念品，刚刚走回招待所门口，就碰到剧团领导着急地喊他上车，说是有文化部的首长要接见。到了文化部后，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夏衍(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接见了剧团的七八名演员。

倪建甫说，当时他就坐在夏衍身边。“我看到茶几上放着蛋糕，想吃又不敢拿，细心的夏部长可能看出了我的犹豫，他伸手拿了一块给我，我才敢吃。”在此之前，他只吃过金华产的鸡蛋糕，这种西式蛋糕还是第一次尝到，算是开了洋荤。

之后，剧团人员并没有立即回到他们住的广渠门招待所，因为接到通知，晚上周总理还要接见他们。倪建甫和同事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惴惴不安地等到晚上十一点多，接着被几辆“伏尔加”送到了中南海。“就在晚上11点52分，我们到了总理住的地方。”那是一幢平房，进门就是客厅，约有30多个平方米，卫生间很小，大概只有4个平方米。

大家在客厅里等了几分钟，总理就从里面出来了。他的记性特别好，对看过戏的演员能够一一报出角色，并一一点评。当看到倪建甫时，周总理带着浓厚的乡音说：“你这个狄青，表演得还嫩了点！”接着他又问倪建甫几岁了，倪建甫连忙答道：“21岁了。”他一听，马上说：“了不起啊，21岁就当大元帅了，我们这些老帅可都是五六十岁才当元帅。”

讲到这次接见，倪建甫还透露了当时他做的一件“糗事”。周总理与浙江婺剧团的演员们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后，接见结束，大家起身准备离开，倪建甫站起后，发现自己的座位上有一把很大的叉子，那是他从商场买的纪念品，因为没有时间回住处放掉，一直带在身边。“我当时极度紧张，马上坐下去，悄悄把叉子塞进裤袋，幸好无人注意。当时局势紧张，如果给我扣个暗杀周总理的罪名，那起码也得判个十年八年的……现在想想真是后怕。”

一次神秘的政治任务

然而最让倪建甫难忘的演出任务却并不是1962年的进京演出。

“1971年9月10日”，今年71岁的倪建甫清楚地报出了这个时间。浙江婺剧团接到一个紧急通知，要求立即赴杭州参加一个重要政治任务的演出。为此铁路部门专门在金华给他们加了一节专列，由当时金华地区革委会文卫办主任亲自带队，到达杭州后，马上被送到省革命委员会米市巷招待所，全团人员一律不准外出，不准通电话。

第二天立即在省府人民大会堂演出《智取威虎山》，领导对他们下要求，绝对要保质保量，不能出一点失误。而更奇怪的是，演出的时候，偌大的大会堂里一个观众都没有，只有几台摄像机在静静地记录着整个演出活动。

演出一结束，所有人当天就被送回金华，谁也不知道这场演出是给谁观看的。直到林彪9.13事件后，才知道9月10日毛泽东主席正在杭州，并于那几天在汪庄看电视直播。将两件事一联系，有人就猜想，莫非是特为毛泽东主席准备的专场演出？

“实情到底如何，至今仍是一个谜。我只能说，这次任务的神秘性和重要性是我所参加的其他演出任务都不能比拟的。”

戏散后，观众的鞋子能捡到几箩筐

离开北京后，浙江婺剧团又去济南、合肥、芜湖、镇江、无锡等地巡回演出，同样受到了各地广大群众的高度赞誉和评价。北至黑龙江南至广州，全国有京剧、粤剧、徽剧、黄梅戏、赣剧、越剧、台州乱弹，鸥剧等许多剧种的文艺团体来浙婺团学戏。“自1962年进京演出载誉归来后，婺剧经历了一个绝无仅有的黄金时期。”

1963年至1966年，按照宣传需要，浙江婺剧团排了许多现代戏，有《朝阳沟》、《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青山誓》、《双红莲》等等。

倪建甫长得浓眉大眼，当时扮演了许多深入人心的正面人物形象。“现代戏与古装戏比较，更加难演。古装戏有很多外在的支撑，化妆浓艳，服装漂亮，提个刀枪，摆个水袖，架势就出来了，现代戏就是穿着普通的衣服，全靠你的表情和唱腔来塑造这个人物，拼的是硬功夫。”

文革期间，全国只有八个样板戏，古装戏不能演，电视没有，电影很少，歌舞只有语录歌、忠字舞，老百姓的业余生活普遍比较单调。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浙江婺剧团的每一场演出，总能得到群众的热烈回应。

倪建甫说起1970年的夏天，浙江婺剧团去浦江、义乌演出六场，“在广场上搭戏台子，演出时观众是人山人海，几万人都是站着看，连篮球架上都爬满了人……演出完第二天清扫场地时，鞋子都能捡到好几箩筐。”

在剧院演出也是场场爆满，那时如果谁能买到一张前排的好票，真是天大的面子。在永康剧院演出时，观众每天凌晨四点钟左右就去排队购票，剧院工作人员为了防止混乱，放票前先在每个人背后用粉笔写上号码，再凭叫号买票。“最容易买票的是卖猪肉的大妈，因为那个年代，买猪肉凭肉票，为了多吃点肉，大家都愿意讨好她。”

1978年，江山婺剧团排了《逼上梁山》，到金华演出时，场场客满。浙江婺剧团也紧随其后，恢复了《僧尼会》、《断桥》、《对课》、《挡马》等折子戏。经历了多年贫瘠的文娱生活后，再看到久违了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群众中可谓是掀起了一场“精神的沸腾”。

三次与拍电影失之交臂，终圆梦《西施泪》

早在1927年，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就推出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电影，自此电影在全世界风靡。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看电影是种幸福和奢侈，而拍摄电影更是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在那段时期，浙江婺剧团曾有三次拍摄电影的机会，但终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婺剧与电影失之交臂。直到改革开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才首次将婺剧这一古老的戏曲形式搬上了银幕。而倪建甫则全程经历了这段历史岁月。

1962年，浙婺剧团在北京演出《三请梨花》，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领导观看后，有意把此戏拍成电影。但当时的华东局宣传部长石西民不同意，他说：“我们上海自己有电影制片厂，何况长影又是黑白片(那个年代彩色电影很少，胶片要从国外进口)，我们回上海拍彩色的。”结果后来石西民调动，没有拍成。

1964年，浙婺剧团的现代戏《双红莲》在上海参加华东会演后，被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看中，确定了曾执导拍摄《故都春梦》、《野草闲花》、《野玫瑰》、《小玩意》、《大路》等著名影片的孙瑜为导演，编剧是双戈(钱法成)、巍峨、方元。当时所有的参演人员都住在杭州省群艺馆，经历了半年的排练和修改，之后还去萧山体验了三个月生活。倪建甫原定为扮演剧中的大牛一角，并参与了试片，后来不知何种原因也是不了了之。

1965年下半年，浙婺剧团排演了现代戏《春到千湖》。这是一个改编戏，讲的是以磷增氮，改造黄土丘陵的农村故事，倪建甫被选中在剧中演一号——大队书记“永昌”。遗憾的是，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次电影梦又落空了。

经过漫长的蛰伏，多年的积淀之后，婺剧终于搬上了电影荧幕。1982年，浙江婺剧团创作演出的《西施泪》，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成戏曲艺术片，成为婺剧第一部电影，在全国上映后又被评为第五届小百花最佳戏曲片。影片讲述了吴越两国交战，越王勾践雪耻灭吴，西施入吴巧事周旋壮烈殉国的故事。片中，倪建甫扮演男主角之一的吴王夫差。

这部影片至今还能在网络上看到。婺剧名花旦郑兰香是眉目如画、柳条细腰的绝色西施，“小和尚”吴光煜是配角伯嚭……一个个婺剧老艺术家的名字，在这部电影中集合，一位位老艺术家年轻灵动的身影，在这部电影中出现。

婺剧的接班人越来越少

1984年，不堪四处奔波唱戏的倪建甫离开了戏曲舞台，到市文化局担任演出管理站站长的职务。那段时间，他的相册里，有许多与明星大腕的合影：刘欢、宋祖英、潘长江、蔡国庆……我问他：“那之后还登台唱过戏吗？”他没出声，只摇了摇头。

郑兰香在武义开办了以培养戏曲艺术演员为主的兰香艺术学校，请他担任常务副校长。本来不同意的倪建甫，推辞不过老朋友的盛情相邀，同意去任职一年。提起这件事，倪建甫又骄傲又忧心。

“这次浙江省婺剧青年演员比赛，前几名基本都是兰香艺校的。浙江婺剧团有三分之二的演员也是出于兰香艺校。大家提起来，都说这个学校多么多么好。但现在也不如以前风光了。”

为什么？“艺校招生难，婺剧的接班人越来越少了。”分析原因，倪建甫说，唱戏太苦，唱念做打十年功；成才几率低，要想真正冒出头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家长观念传统，不愿意放孩子去学婺剧。“报名的人太少，来的还多是农民工的孩子，实在找不到人了，条件很不好的也只好要进来。”

谈来谈去，倪建甫还是愿意回想往事。“想我们当年，几百个人里边挑选十几个，人招进来后还要重重淘汰，最后留下来的那真的都是尖子里的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