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国文学对易卜生戏剧创作的影响

内容提要：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人生和创作道路与德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戏剧创作的内容、文体及创作方法等均受到德国文学的影响。易卜生从小就接受了德国文学的熏陶，17年侨居德国的生活更使他对德国文学有较深入的涉猎。从易卜生戏剧的内容看，在题材、情节、构思、主题等方面都留下了德国文学的烙印，其中受歌德、席勒的影响十分显著；从戏剧文体看，德国不仅是易卜生戏剧文体由诗体向散文体过渡的诱发者，而且也是其促成者；从戏剧创作方法看，易卜生的浪漫主义戏剧和现实主义戏剧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德国文学的影响。

　　关 键 词：易卜生/德国文学/戏剧创作/浪漫主义/现实主义

　　作者简介：苏晖，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副主编，主要从事欧美文学、比较文学和喜剧美学的教学和研究，Email：suhuichina@163.com，Tel：13554205898（430079）；李银波，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历史学博士，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传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新闻传播史、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教学与研究，Email：yinbo163cn@163.com，Tel：027-67863641。

　　亨利克·J·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1906)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挪威剧作家，被认为是现代现实主义戏剧的创始人。易卜生的人生和创作道路与德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德国文学对他的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学者目前尚未涉及这一问题的研究。国外学者尤其是德国学者虽然已经关注到该问题，但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具体作品的比较，即将德国作家的作品与易卜生的作品逐一进行比照，以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及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缺乏整体性的研究。本文拟从宏观角度探讨易卜生戏剧在内容、文体及创作方法等方面所受到的德国文学的影响。

　　一、易卜生与德国文学的接触

　　易卜生的戏剧创作之所以受到德国文学的影响，是由于他与德国文学有着长期而亲密的接触。

　　易卜生对德国文学的接触可以说早在童年时代就开始了。易卜生的家族与德意志民族却有很亲密的血缘关系。易卜生在挪威的始祖彼得·易卜生(Peter Ibsen)本是丹麦的航海家，他于1726年来到挪威的卑尔根市定居，并娶了一位德国妻子。易卜生的祖父也叫亨利克·易卜生，他从卑尔根迁居斯基恩市，并于1787年娶了一位17岁的德国女子约翰娜·K·普勒斯纳(Johanna Katharina Plesner)，即戏剧家易卜生的祖母。易卜生的母亲玛丽·C·M·阿尔腾堡(Marie C.M.Altenburg，婚前名)也是一位德国人[1](P.7)。因此易卜生在德国祖母和母亲的抚养下，对德国文学和文化从小就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易卜生自幼就学会了德语。他后来为考大学还学过拉丁语、英语、法语和希腊语等外语，但他的考成绩中只有德语是优秀，他在以后的生活中会用的也只有德语[2](P.192)。他的祖母和母亲还从他小时起就对他进行德国文学的熏陶。祖母和母亲自然会给童年的易卜生讲一些德国的童话或传说。易卜生的母亲还喜欢看戏，经常带着儿时的易卜生去看戏，其中不乏源自德国的戏。这些德国文化的熏陶对易卜生走上戏剧创作道路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对易卜生后来选择德国为长期侨居国也有重要影响。

　　德国文学对易卜生的影响还与他长期侨居德国有关。易卜生侨居德国的时间长达17年。他第一次到德国是1852年六七月，当时他受挪威卑尔根剧院派遣到德国的德累斯顿市短期学习戏剧业务，为期只有2个月。他之所以到德累斯顿，主要是因为“德累斯顿剧院是德国最好的剧院之一”[3](P.69)。他在德累斯顿期间，不仅在德累斯顿剧院实地访问学习，而且也阅读有关戏剧理论的书籍，其中包括德国有现实主义倾向的戏剧理论家赫尔曼·黑特勒(Hermann Hettner)于1852年刚刚出版的《现代戏剧》(Das moderne Drama)一书[2](P.48)。1968年9月，易卜生由意大利的罗马迁居德国时再次来到德累斯顿并在此居住了7年。期间他深居简出，交游很少，却定期参加德累斯顿“文学社”，在此他不仅结识了赫尔曼·黑特勒(Hermann Hettner)，也结识了莫里茨·海德里希(Moritz Heydrich)和阿道夫·施特恩(Adolf Stern)，这些德国文人或直接或间接地对易卜生产生了影响[2](P.130)。

　　易卜生于1875年迁居慕尼黑并在此住了3年。在1878-1885年迁居意大利的罗马期间，他又回慕尼黑住了一年(1879年秋至1880年秋)。1885年秋之后，他从罗马再次迁居慕尼黑，一直住到1891年7月返回挪威首都定居为止①。易卜生在慕尼黑侨居期间，他在德国的声名鹊起，其交游也变得频繁和广泛。他在慕尼黑参加了一个被称为“鳄鱼”的诗人协会每周一次的集会，并在此结识了保尔·海泽(Paul Heyse，1830-1914)、赫尔曼·林格(Hermann Lingg)、亨里希·莱乌托尔德(Heinrich Leuthold)等人，其中保尔·海泽当时是“鳄鱼”诗人协会的会长，他后来于191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2](PP.196-197)。

　　易卜生的一些书信和文章显示出他对德国文学有较深入的涉猎。如他在1867年3月8日致弗雷德里克·海格尔的信中说，他读过德国著名诗人海涅的一卷游记和他的《歌集》”[3](P.52)他在1867年12月28日致比昂松的信中说：“以歌德的《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为例，让葛兹自己代表这个民族的自由理念的萌芽……”[3](P.62)；他在1872年3月21日致弗雷德里克·杰特森的信中说：“在《赫尔曼和多罗西来》里，无论是人物还是场景，在一定程度上都通过韵律显示出了鲜明的歌德特色”[3](P.117)；他1883年于罗马写的《〈苏尔豪格的宴会〉第二版前言》中则写道：“赫兹(丹麦作家)在他的《斯文德·达瑞营之家》中借鉴了不少亨利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德国戏剧家和小说家)写于本世纪初的戏剧《凯特岑·冯·海尔布伦》”，并分析了两者的相似之处[3](P.403)等等。由此可见，易卜生不仅对德国的文学巨匠歌德、海涅等很熟悉，而且对当时还不十分著名的作家如克莱斯特也有研究；对德国作家不仅仅是一般的了解，而且还阅读了其作品，对有的作家和作品还有较深入的研究。

　　由于易卜生对德国文学有长期而深入的接触，因此德国文学自然会对他的戏剧创作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他戏剧的内容、文体、创作方法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