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剧行会组织八和会馆变革历程考略

内容提要：作为粤剧的行会组织和管理机构，八和会馆伴随着时代的风云变幻，经历了多次历史性的变革。行会名称除八和会馆外，还有八和公会、广东优界八和剧员工会、八和粤剧协进会、广东省八和粤剧职工大会等不同称谓；管理体制也经历了行长制、委员制、理事制等不同的管理模式。战后八和会馆出现了干部队伍年轻化、爱国艺人受重用、女艺人进入领导层等新的变革。八和会馆的变革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粤剧与时代的紧密联系。

　　关 键 词：粤剧/行会组织/八和会馆/变革历程

　　作者简介：黄伟，肇庆学院文学院。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明清岭南外江班研究”(项目编号：12YJA760023)的阶段性成果。

　　八和会馆是粤剧的行会组织和管理机构，是粤剧艺人的大本营，是粤剧戏班与各地前来买戏的主会洽谈业务、签订合同的中介机构，也是各伶人散班期间或未搭班之前临时居住的场所。旧八和会馆兴建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于1938年8月26日被日本飞机炸毁。抗战胜利后，在海内外粤剧艺人的共同努力下，新会馆于1947年2月正式启用，直到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八和会馆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前进，经历了从封建王朝到民国政府，从内乱纷争到抵御外侮，可谓历尽沧桑。伴随着时代的风云变幻，八和会馆从行会名称到组织机构，也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行会名称的变更

　　1、八和会馆(1889-1914年)

　　在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沿用具有封建行会性质的“会馆”名称，一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清朝政府被推翻，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才开启了新的篇章。

　　2、八和公会(1915-1927年)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八和会馆于1915年更名为“八和公会”，但仍不脱封建行会的色彩。当时不称“工会”，而称“公会”，原因是一部分上层艺人，自视甚高，不愿置身于“工人”的行列。一般艺人，又自恃身怀技艺，不愁没有饭吃，认为无须依赖工会来保护自身的利益，故八和公会的成员对组织工会，初时多不感兴趣。

　　3、广东优界八和剧员工会(1928-1936年)

　　进入1924年以后，工人运动开始蓬勃发展，工会组织风起云涌，以“工代会”(即广州市工人代表会)为一方及以“广东总工会”为另一方的工会组织，都在积极争取工人。广东乐行中的“普贤堂”率先于1925年改组为工会，称为“普贤工会”。1926年，粤剧棚面(音乐员)也正式成立了“广东优界普福工会”。普贤工会和普福工会都是隶属于广东总工会系统的。在八和内部，此时也出现了分化，1925年底，一部分中下层演员宣布脱离八和公会，另组“广东优伶工会”，接受工代会的领导。八和公会一时陷入四面楚歌的尴尬境地。八和公会因不是正式的工人组织，深感在与优伶工会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如不迅速改变这种不利局面，恐优伶工会继续壮大，夺去八和公会在粤剧界中的领导地位。故原来反对组织工会的八和公会的当权派，在声势浩大的革命潮流的激荡之下，也迫不及待地想把“公会”改组为“工会”了。

　　但在整个大革命期间，八和公会都一直未能如愿以偿地改组为“工会”。其原因固然很多，但大概不出乎“权”与“利”的斗争。当时八和的当权派在向农工厅申请立案时，一心想把“八和公会”改为“八和戏剧总工会”，以便把粤剧界内的各个行业都包括在这个“总工会”内。而在此之前，已经成立了由粤剧音乐员组成的“广东优界普福工会”和由下层粤剧演员组成的“广东优伶工会”两个工会组织。由于同一个行业中不能有多个工会组织同时并存，因而“八和戏剧总工会”一旦成立，此前成立的两个工会组织势必就得取消，加入到这个“总工会”中来，即使不取消，亦须作为八和总工会的会员单位向八和缴纳会费。如此一来，此前成立的两个工会组织不但将失去工会的领导权，而且还得缴纳双重的会费，这自然会遭至他们的一致反对。“故普福工会在答复八和公会时，只同意它成立演员工会，不同意它成立总工会，八和公会改组为总工会一事，即因此搁浅。此事引起八和公会当权派的极大不满。”[1]P167

　　此后，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便日趋白热化。以袁德墀(番禺人，丑角出身，戏名蛇仔秋)为首的八和公会当权派恼羞成怒，他们联合省港班各大班主及国民党右派势力，采取种种卑劣手段，硬是将这两个工会活活扼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优伶工会马上被封禁，组织被勒令解散，工会负责人之一的小武一枝梅被逮捕，并惨遭杀害。之后不久，普福工会也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行解散，会址被查封，工会领导人沈南、张肖文及工会工作人员乐工等13人被逮捕。1928年初，“公安局长邓彦华快将调职往海陆丰时，袁德墀深惧邓走了之后沈、张等会翻案，追迫邓将沈南和张肖文枪决了，其余的人(包括张肖文老婆)交保出外候审。”[2]P153以袁德墀为首的八和当权派就是以这样残忍的手段，剪除了异己，独霸了戏行的领导地位。并于1928年正式改组为“广东优界八和剧员工会”。

　　4、八和粤剧协进会(1937-1947年)

　　“广东优界八和剧员工会”自1928年起用以后，一直使用了8年之久，到1936年底，广州正式解除了男女同班的禁令，粤剧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就在该年阴历十二月底小散班期间举行的全体会员大会上，实现了八和领导层的大换血，薛觉先等一批有名望的少壮派当选。同时一致决定将使用了8年之久的“广东优界八和剧员总工会”改名为“广东省八和粤剧协进会”。

　　此前，关于“广东优界八和剧员总工会”改名为“八和粤剧协进会”的具体时间，有多种说法，陈卓莹在《有关“八和会馆”的史料》一文中称：“大革命时期改名为‘广东八和粤剧总工会’，大革命失败后又改名为‘广东省八和粤剧协进会’，一直到抗战期间，会址被日寇敌机炸毁。”[3]P62将改名时间笼统地定为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到抗战期间，时限过于宽泛。刘国兴《八和会馆回忆》一文则称：“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八和会馆改名为八和总工会；霍广河主持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时(林翼中任广东省民政厅长)，又改为八和协进会。”[4]P171具体改名时间仍然不详。赖伯疆、黄镜明著的《粤剧史》则称：“四十年代，八和剧员总工会改名为八和戏剧协进会”[5]P325，竟把改名时间向后挪至上世纪40年代，与前面两种说法相比，时间相差十余年之久。到底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历史事实呢?此处不妨借助一些历史记载来略作分析。

　　当年出版的戏剧刊物《伶星》，对粤剧界每年召开的全体会员大会都有详细报道，现还能查到的报道至少有三次之多，即1931年、1934年、1937年。前两次都是在阴历六月初戏行大散班期间召开的，最后一次是在1936年农历12月24至25日(公元1937年2月5-6日)戏行小散班期间召开的。这三次全体会员大会所打出的招牌都是“八和剧员总工会”。说明直到1937年2月，戏行组织的名称依然为“八和剧员总工会”，没有更改。可就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7月12日，粤剧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劳军义演，此时打出的名称则变成了“广东八和粤剧协进会”。[6]P486由此可知，“八和剧员总工会”更名为“广东八和粤剧协进会”的具体时间，应在1937年初这次全体会员大会之后，即1937年2月。

　　5、广东省八和粤剧职工大会(1948-1949年)

　　历经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之后，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抗战期间四处逃难的粤剧艺人，重新聚集到了一起，重建家园，粤剧的演出也逐渐兴盛起来，一切似乎又恢复到了战前的旧貌。战前使用的“八和戏剧协进会”的名字，在战后一段时间里也依然沿用着。1947年新会馆建成之后，打出的招牌依然是“广东省八和粤剧协进会”，直到1948年才改为“广东省八和粤剧职工大会”。

　　为什么要改名为“广东省八和粤剧职工大会”?又是何时改为现名的?黄君武《八和会馆馆史》称：“初时全称是‘广东省八和粤剧协进会’，而市警察局探长李彦良、机器工会李德轩及社会局都来干预，认为不能称协进会，因为‘协进’不突出是工人组织，所以在一九四八年改成为‘广东省八和粤剧职工大会’，归社会局管。”[7]P224但这只是原因之一。黄素民《论八和粤剧协进会》称：

　　本来，以这样一个具有庞大力量的社团，现在却冠上一个“八和粤剧协进会”的名义，以性质而论，既非商会，又非工会，亦非公会。名称上似属研究学术团体，而实质又绝对不然。真有点四不象的样子。去年国大代表立监委选举，八和虽然拥有大量的会员，不失为本市重要社团之一。卒被摒诸工、商、文化、自由职业等团体之外。欲投一选票也不可能，连选举的资格也没有，皆因会的名称错了。实可痛惜。[8]P4-5

　　作为广东戏剧界拥有数千名会员的总集团，却仅仅因为取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字，就被剥夺了作为合法公民的选举权，实在是可笑而又可悲。“协进会”名称的被更改，其直接的诱因正在于此。而改名时间，很有可能是在1948年底。

　　二、八和领导体制的变革

　　成立于清光绪年间的八和会馆，是一个封建色彩很浓的粤剧行会组织，在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实行封建家长式的行长制。但八和会馆也并不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封建堡垒，在民国风云激荡的年代里，八和会馆领导体制的变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1、行长制(或称“董事制”)

　　八和会馆在成立之初，实行的是行长制，或称董事制。按八和规例，凡年薪在一千元以上的艺人，即可取得会馆的董事资格，也就是说，公会的董事(或称理事)，只有年薪在千元以上的大老倌才有资格充任。董事会每年在六月及年尾各开一次会，讨论会内事务。八和会馆的行长、副行长人选，就由董事会公推产生，一般都是由德高望重的退休名艺人担任。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当时戏班的演出阵地主要是在四乡，当红的大老倌常年都在各乡演出，难得回广州一次，故八和会馆的业务，就非得由退休的大老倌主持不可。到了后来，这种情况有了改变。尤其是省港班产生之后，各大戏班常年都集中在广州、香港、澳门、东莞、深圳等几个大中城市演出，交通方便，故八和的行长或理事长的席位，多由当红的大老倌充任，如广州沦陷前的最后一任理事长，便是由薛觉先来担当的。

　　据八和会馆最后一任会长黄君武回忆：“当时会馆虽是行长制，但也很民主，设有议事厅，研究订立有关行规。”[7]P224但这种行长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和多大范围内实行“民主”，却令人怀疑。行长在戏行内享有特权，具有至高无上的封建权威。全戏行内的大小事务，无不置于行长的统治之下，从戏班挂牌到艺人搭班，从艺人的收徒传艺到会费的征收使用，甚至连艺人的家庭生活，行长都有权干预和过问。只要被认为触犯了行规，行长即有权处罚，至于怎样才算“犯行规”，八和会馆却没有明文规定，悉凭行长独断。这就给行长独断专行、挟私报复提供了方便。

　　2、委员制

　　封建家长式的行长制及其所固有的诸多弊端，早已引起广大艺人的强烈不满，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各种封建性的行会组织逐渐被取缔或改制。1915年前后，为顺应形势的发展，戏行组织“八和会馆”改名为“八和公会”，或称“八和总工会”。但领导体制并没有被触动，仍不脱封建行会的色彩，只是封建家长制的权威有所削弱而已。正如刘国兴所指出的：“辛亥革命以后，行长和理事长的封建淫威虽稍为削弱，‘红凳’这种刑罚亦已取消。但由于戏班的挂牌及戏行的许多业务，仍须受八和会馆控制，故历届主持人仍掌握着戏行的命脉。”[4]P171发展到后来，“八和公会”逐渐为资本家所篡夺，成为剥削和欺压艺人的工具，绝大多数演员陷于失业、饥饿的境地。

　　1925年，大革命进入高潮，广州工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粤剧艺人也积极行动起来，在新中华班正印丑生黄种美的带领下，以“銮舆堂”和“普福堂”为基础，发起了八和改制运动。就在这一年农历六月初戏行大散班期间，八和公会召开了全行大会，到会者一千余人，大家一致认为，“八和公会”的领导机构必须改革，家长式的行长制必须改为民主管理的委员制，会上指摘时任行长的大牛通和行长制的弊端，一致决议取消董事制，改为委员制。成立同人大会，由同人大会选出委员组成委员会，再由委员会推选出委员长，同时设立监察委员若干名，负监督之责。这样，在组织形式上，较之以前的行长制，总算有了改变。

　　本次会议推选出的委员、监察委员共计16人，委员长为靓耀(宋华卿)。委员有靓耀、千里驹(区仲吾)、少新华(任俊三)、大牛炳(谭鉴泉)、黄种美(姓毕，文武生白玉堂之兄)等，监察委员有蛇仔秋(袁德墀)、周少保等。

　　新委员就职以后，对八和的一些积弊进行了改革。首先是顺应形势的发展，成立了妇女部，以领导日渐增多的女艺人工作，这在严禁男女同班演出的年代里，不失为一个大胆而有意义的举措；其次，清理会产，改订会章，会费由过去按工资百分比收取改为统一征收10元，另会簿费2角，证章费2角；演员的膳食费，例由主会供给，但多被柜台人员中饱，演员意见很大，新委员上任后，顺应民意，改由班主供应，4人一桌，每人每餐菜金2角，不得克扣；会员身故后的丧葬费也进行了改革，规定，凡此前入会的一律100元，此后入会的一律40元。

　　改为委员制后，行内气象较之以前有所好转，民主的范围有所扩大，但许多重大问题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随着大革命的失败，民主力量重新被压制，“‘八和公会’的改制，仅在领导层换一小撮人和头衔，但‘八和公会’的腐败情况，却比以前更甚。”[9]P42“八和”的改革，仍是任重而道远。

　　3、理事制

　　“委员制”本属于行政体制，施行于戏行显然名不符实，故到1930年前后，“委员制”遂被取消，改为与公司体制相接近的“理事制”。名称虽异，实质并没有多大区别，只是把“委员”这一称呼改为“理事”而已。“总工会”设理事九人，候补理事三人；监事(即监察理事)三人，候补监事一人，共计16人，理监事任期都为一年，可连选连任。

　　长期以来，由于八和公会体制本身的不健全，每年的换届选举往往都流于形式，占人数绝大多数的中下层艺人几乎被剥夺了“参政议政”的权利，因而不少戏班干脆漠然置之，不问“行事”，每次换届选举，都只派遣班中一些闲脚去参加投票，应付了事，以致“八和公会”的领导层几乎被少数人所垄断。“本市八和工会，于每年散班时，例开代表大会，以解决关于戏行中的一切问题。若在别行开代表大会时，其出席代表之人选，必推举行中优秀分子任之。而戏行则不然，每班每年所推定出席之代表，必以‘大净’、‘夫旦’等人任之，足见戏人向来轻视此代表大会也。不知代表大会之开，实关系全行甚大，若出席代表，而以极平庸之人任之，则会议之无好结果，已不待言矣”。[10]P7“代表制”既流于形式，每年选出的八和领导人又大多为头脑僵化的老古董，面对戏行日益不景气的形势，“而戏行中仍固守成法，在每年代表大会中，不思提出改良，及谋救济办法，故今年粤班，乃更陷于极衰落之状态中。”[10]P7由此也可以看出，八和的痼疾，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领导层抱残守缺，不思进取的思想观念，并非一个“理事制”所能解决得了的。

　　“八和”选举之流于形式，可以1931、1933、1934年这几届新当选的理监事人选为例，便可窥见一斑。1931届当选的理监事为：理事九人：陈耀庭(匙羹仔)、黄焕堂(肖丽湘)、冯澄芝、任俊三、瞿东生、区仲吾(千里驹)、谭鉴泉、陈少南、叶培生；候补理事三人：雷永康(肖丽康)、王伯元、黄梦觉；监事三人：袁德墀(蛇仔秋)、梁仲升、刘国兴；候补监事一人：池耀山。[11]P158 1933届当选的理监事为：理事九人：黄焕堂、陈耀庭、雷殛异、陈少南、毕少林、黄培生、黄梦觉、谭鉴泉等。监事三人：千里驹(区仲吾)、白玉堂(毕焜生)、袁德墀(蛇仔秋)。[12]P19 1934届当选理监事为：理事九人：黄焕堂(肖丽湘)、陈耀庭(匙羹仔)、叶培生、雷殛异(肖丽康)、陈日新(蛇仔生)、毕少林、谭鉴泉(大牛炳)、区仲吾(千里驹)、黄梦觉；候补理事三人：罗叔明(靓少凤)、关伯泉(五军虎)、李一鸣(大傻)；监事三人：袁德墀(蛇仔秋)、李华甫(靓新华)、郑炳光；候补监事一人：陈海林。[13]P33

　　从上述几届当选的理监事名单中不难看出，有些人如千里驹(区仲吾)、大牛炳(谭鉴泉)、蛇仔秋(袁德墀)等，都是自世纪20年代中叶八和改制起，就在八和领导层任职的。“粤剧戏人之总集团——八和剧员工会，即俗称八和会馆，依例每年推选理事、监事若干人，以维持会务。如袁德墀、雷殛异、谭监泉、毕少林、陈耀庭等，都为八和会馆历年老台柱，连任会馆理事，已历有年所矣。”[14]P20可见，八和会馆的历年选举，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把持会馆领导权的依然是少数保守分子，八和中之传统势力还占有相当大的优势，新生一代远还未成长起来。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37年初才有所改观。按照八和惯例，每年必有两次会员大会召集，一在六月散班时，一在十二月尾小散班时举行。只要形势需要和条件成熟，每次会员大会召集时，都可以进行理监事的改选。1937年这届理监事的改选就定在1936年尾的小散班时进行。

　　多年以来，八和领导人大多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致使会务毫无进展，会员怨声载道。正如《伶星》一篇文章所指出的：“八和会馆本有偌大产业，每年所征收会员之所得费，为数不菲，只以积年相沿，办理者虽整顿有心，然事实上则无能为力，致数年来会馆之不得会员信仰，与八和当事人不见谅于大部分会员，此已为不可掩之事实矣。”[14]P20因而这次大会人们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今回大会，已于农历十二月底廿四、廿五两日开会了。两天会期，出席人数比往年倍增。薛觉先亦来赴会，在会场中发言亦特别多。识者早知是次八和改选，当有一番颇大之变化矣。”[14]P20

　　果然，1937年2月6日这一天的选举结果，昔日久年任事如袁德墀、雷殛异辈均已一扫而清，选出者均是崭新份子。这届新当选的理监事有：理事九人：薛觉先、叶弗弱、少新权、靓新华、陈锦棠、白驹荣、廖侠怀、钟卓芳、郑炳光；监事三人：曾三多、白玉棠、靓荣；候补理事三人：新周瑜林、庞顺尧、嫦娥英；候补监事一人：靓全。16人大名单中除靓新华、郑炳光二人属连任之外，其余14人全为新官上任。这次选举是日益崛起的新生力量对多年把持会馆的传统势力的一次彻底清算，它第一次全面展示了新生力量的强大实力，同时也表现出了八和人要求变革，杀出一条血路以振兴日渐不景的戏行的迫切愿望。

　　薛觉先被推选为本届理事长，从此确定了薛觉先在戏行中的领导地位。此后连任三届理事长，直到1938年10月，日寇攻陷广州时止。薛觉先就任理事长后，积极推进会务改革，创办“八和戏剧学校”和“八和子弟学校”，培养后继人才，可惜未及实施，即爆发了抗日战争。广州沦陷后，八和领导机关迁往香港继续办公，并于1939年成立“广东八和粤剧协进会香港分会”，薛觉先又被选为理事长。香港沦陷后，八和粤剧协进会遂无形解散，薛觉先的理事长身分也就一直保留了下来。直到抗战胜利后，薛觉先依然是以理事长的身分出面向当局申请复会，自己捐出一笔巨款作为复会的启动经费，召开全行大集会，筹募经费，领导粤剧艺人积极从事复会运动。此后的几年里，几次换届选举，薛觉先都是以高票当选为常任理事，“理事制”也一直延续到1949年广州解放。

　　三、战后八和领导层的新格局

　　1、队伍年轻了，业务却生疏了

　　八和惯例，八和领导层向由退休老艺人担任，他们大都有30年以上的艺龄，业务精通，经验老道，在戏行享有较高的威望，对于维持戏行的团结和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抗战爆发前夕，由于戏行持续不景气，而八和领导层却迟迟拿不出有效的对策，致使大批伶人失业，会员怨声载道，当此之际，薛觉先等一批当红伶星被推举为八和理监事，少壮派取代老年派成为八和新一代领导集体。从此，粤剧行会组织沿袭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由退休老艺人掌舵的传统被打破。

　　八年抗战，又有不少老艺人先后过世，新生代力量不断成长，并逐渐挑起了戏行大梁。如1946年新选出的理监事大名单中，除丑角名宿蛇仔利已逾耳顺之年之外，其余都是三十出头中青年骨干，20世纪20年代以后成名的艺人占了绝大多数，甚至还有20世纪40年代成名的艺人如吕玉郎、罗少川等。八和会馆最后一任会长黄君武，在1948年当选为会长时，年仅37岁，属典型的少壮派。青年人充满朝气，勇于探索，富有进取精神，乐于接受新生事物。但在队伍年轻化的同时，对行内业务及行规的熟悉程度，却要远逊于前辈老艺人。由于行规不熟，以致工作中的失误也频频发生。《广东商报》载：

　　日前四邑某方面来穗买戏，已定妥“飞龙”，经在八和协进会签约，岂经手人返回某地之后，某方面另行派人来穗买戏，亦买妥“新龙凤”班，日期相同，地点亦是。照戏行惯例，同一地点日期，当然先卖先得，后卖者会馆即不与签约。惟此次八和协进会则竟然两约均签，迨至飞龙全班人马抵达某地时，已被新龙凤捷足先登。飞龙因台期所限，迫得在某地湾水，以待交涉。随班办事人，以事出意外，急电穗报告，该班营业李楷乃向籍福堂及协进会投诉，控新龙凤营业潘少田违反行规，要求赔偿损失。惟少田则以大会亦允签约，此种义务，应由协进会负责。盖当时协进会并无声明，与飞龙重期也。[15]

　　这种重复签约的重大事故，在以前的八和会馆业务交易中是极为罕见的，而在八年抗战后，由于八和新任领导人不熟悉业务，相互间协调不够，竟闹出了一个“双包案”，造成了两个戏班重大的财产损失。为解决这场纠纷，八和方面，“派出纠察王醒侠从中调解，大费唇舌，几番周旋之余，结果卒判新龙凤赔偿此次飞龙剧团来往搬运之一切损失费二千五百万元。”[16]本应由八和会馆负责赔偿的损失，却转嫁到了另一个戏班身上，这无形中又加重了艺人的经济负担。

　　2、派系斗争白热化，爱国艺人受追捧

　　抗战胜利后，各种社会势力渗透到戏行中来，并控制了戏行的各个要害部门，导致八和工会内部管理混乱，业务水平下降，上文所提到的“双包案”其实就是八和管理上的一个重大疏漏。本应由八和负责赔偿，但八和方面却拒不认错，反而将责任全部推给无辜的“新龙凤”剧团，判令“新龙凤”赔偿“飞龙”的一切损失，导致两个戏班都蒙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行内的派系斗争在战后更趋激烈。战后八和粤剧协进会理监事的首次改选，是在1946年7月31日假座下九路中山戏院召开的会员大会上进行的。各班名伶甚至社会人士都一反往年漠不关心的态度，而是高度关注，积极活动，拉票拆台，各显神通。由于会内派系斗争剧烈，曾一度引起重大纠纷：

　　其中大别可分为三派：一为抗战艺人，二为两栖动物，三则以占人数最多之落水伶人。在此三派争议中，落水伶人曾作大联合运动，从事抵抗；两栖派始终站在中立地位；抗战艺人则有关德兴(新靓就)、马师曾、靓少凤等。数本不多，市党部作合理指导，去月卅日开会员大会，以寄票选方式投票，截至十六日，全部理监事正式产出。红伶廖侠怀、新马师曾、陈锦棠、卢海天、靓次伯等，沦陷期中，最先返穗之辈，完全被淘汰。[17]

　　这次选举，将抗战期间在沦陷区演出、占人数最多的“落水伶人”一扫而光，抗战艺人受到追捧。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15名理监事，得票情况刊登在1946年8月19日的《越华报》上，名单如下：

　　理事11人：马师曾(871票)、关德兴(768票)、薛觉先(652票)、谭兰卿(537票)、黄炎(519票)、王醒侠(515票)、白驹荣(433票)、袁是我(424票)、曾三多(392票)、白玉棠(361票)、梁冠南(337票)。

　　监事4人：靓少凤、蛇仔利、吕玉郎、罗少川。[17]

　　这次当选的15名理监事，无一例外地都属于爱国艺人。经过八年抗战的洗礼，八和艺人的爱国情结愈发深沉，爱国成为高于一切的选择。并非名伶就都能当选，而是只有爱国的名伶才有资格当选，表现出粤剧艺人一贯看重“伶德”的爱国传统。如当选为监事的丑角名宿蛇仔利已逾耳顺之年，这个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即已退休的老艺人之所以还能够高票当选，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位英雄的父亲。他有一个儿子为国牺牲了，他从乡下来省城领取抚恤金，一时戏瘾大发，宣布重出江湖，并在一天之内组成“祝华年”班。此举赢得了广大艺人的同情和拥护，当选为监事。[18]P11

　　3、女艺人进入领导层，打破了由男艺人一统天下的传统格局

　　著名女花旦谭兰卿在1946年的换届选举中，以537票当选为新一届女理事，在战后八和会馆的领导层中，首次出现了女艺人的名字，彰显了女艺人的强大实力，也标志着女艺人真正融入了八和这个大家庭里。谭兰卿也成为八和历史上第一位女理事，结束了八和会馆领导层历史上从未有女艺人的尴尬局面。粤剧从此真正实现了男女艺人的大融合。

　　原文参考文献：

　　[1]刘国兴，朱十.普福堂和八和公会、普贤工会的矛盾[J].广东文史资料，1964年第16辑.

　　[2]朱十，等.广州乐行[J].广州文史资料，1964年第12辑.

　　[3]陈卓莹.有关“八和会馆”的史料[J].广州文史资料，1960年第1辑.

　　[4]刘国兴.八和会馆回忆[J].广东文史资料，1963年第9辑.

　　[5]赖伯疆，黄镜明.粤剧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

　　[6]政协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州百年大事记[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7]黄君武.八和会馆馆史[J].广州文史资料，1986年第35辑.

　　[8]黄素民.论八和粤剧协进会[N].伶星三日刊，1948年10月24日.

　　[9]梁家森.大革命时期八和公会改制为优伶工会[J].广州文史资料，1990年第42辑.

　　[10]严重局面下之八和会员大会[N].伶星，1934年7月20日.

　　[11]舞台记者.八和改选后之新人物[N].伶星，1931年8月1日.

　　[12]千里驹、白玉堂当选为监事[N].伶星，1933年8月24日.

　　[13]八和工会本届理监事当选人名披露[N].伶星，1934年7月20日.

　　[14]八和会馆新“官”上场[N].伶星，1937年2月22日.

　　[15]八和协进会大摆乌龙[N].广东商报，1947年10月4日.

　　[16]新龙凤飞龙纠纷解决[N].广东商报，1947年10月12日.

　　[17]八和公会理监事产出，抗战艺人大部分抬头[N].越华报，1946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