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明末清初的曲坛上，沈璟是公认的领袖，其尊崇地位的达成并非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曲学建树和人格魅力，沈氏族裔表现出的“家学”整体成就和家族文化凝聚力，以及以世族联姻为纽带对外传散曲学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沈璟“隐于词”的生存方式与“圣于词”的曲学理想，对家族曲学传统的开启具有重要意义，而以沈自晋为首的族裔在《南词新谱》编纂过程中阔大开放的纂谱思路和做法，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沈氏曲学的地位及影响。明末清初，沈氏族裔与其他江南世族的联姻则是“家学”向外扩散的新路向，助推了江南曲学活动家族化新格局的形成。
关 键 词：沈璟/沈氏家学/《南词新谱》/曲家联姻/曲学新格局
作者简介：陈志勇，男，中山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戏曲史、戏曲文献学、戏曲民俗学，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明戏曲》编纂及明代戏曲文献研究”(10&ZD105)；中山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明代杂剧传奇文献整理与研究”(16wkjc12)。
在昆腔的隆兴和缙绅“留意声律”潮流的裹挟下，晚明文人戏曲的繁盛翩翩而至。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指出，万历时期由于有吴江沈璟、无锡吴澄时、太仓张新等名宦的示范效应，留意声律成为士大夫“犹秦晋诸公多娴骑射”[1]627般的基本修养，文人顾曲娱曲成为江南的文化风尚。在这个时代风尚的中心，沈璟(1553-1610年)及其族裔的曲学建树和家族传散效应尤显突出。吴中沈氏家族的曲学传统，由“词隐开疆，鞠通继之”[2]，延宕至清初，历经百年，渐成吴中曲学渊薮，沈氏曲学亦被视为其“家学”(沈自晋《重定南词全谱凡例》)。沈氏家族内部的曲学活动以及与周边曲家的交流，构筑为具体的雅集场域，客观起到确立曲坛身份、扩大曲坛影响的效果。沈氏家族与其他世族之间的联姻，则将这些单个的曲学活动场域叠加成文化潮流向外传散，催生具有时代特色的江南曲学格局新貌。鉴此，本文无意于重衡沈璟及其族裔的曲学剧学成就，也不着意于讨论沈氏家族与江南世族的文学互动，而更多地关注沈璟开启家族曲学传统的内在机缘，沈氏族裔传承“家学”传统的内生动力，以及沈氏曲学传统对外传散的内部机制，以期深化沈璟在明末清初江南曲坛产生深远影响的认识。
一、沈璟“隐于词”与家族曲学传统的开启
“词隐生”是沈璟万历十七年(1589年)辞官归乡后的自号，以此标举自己“隐于词”。这里的“词”主要指曲。对于沈璟致仕后的自号，沈德符有所关注，认为他“抑慕而效”自号“大梁词隐”的北宋词人万俟雅言[3]643。沈璟的从子沈自晋在《南词新谱》凡例“遵旧式”首句即云“先吏部隐于词而圣于词”(《重定南词全谱凡例》)，点明沈璟之于曲学的人生态度。“隐于词”三字透露的既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生存方式。沈璟里居时，深居简出，“屏居深念，与世缘渐疏”[4]127，同时将自己的“感慨牢骚之气，发抒于诗歌及古文辞”[5]157。简默自守的“词隐”生活方式，映照出沈璟人生特殊阶段的个体选择和独特心境。
从《沈氏家传》看，沈璟致仕后选择“隐于词”的生存方式，与其家族传统和个人际遇有很大的关系。父祖辈对待“中第”与“落第”、“出仕”与“致仕”出处两便的家风，直接影响到沈璟“隐于词”处世哲学的形成。吴中沈氏家族是江南“诗礼相承，科名不绝”[4]257的阀阅世家，沈氏子弟既有积极科试、扬名立万的一面，也有售技不成、甘于隐逸、留意歌诗的另一面，《沈氏家乘》多有记载，不赘引。父祖辈徜徉于经济仕途与归隐林下的圆融处世方式对沈璟影响至深，然沈璟致仕后选择“隐于词”的生活方式，更多导源于他独特的人生体验和个体感受。从宦历看，沈璟屡遭挫折，万历十四年(1586年)因疏请立储而被贬三级，十六年(1588年)又卷入戊子乡试案，遭到弹劾，二十一年(1593年)继遭京察黜免。致仕居家之后，又遭遇族嫂夺子的变故，系列的官场挫折和家族纷争，给性格内敛自持的沈璟造成很大的心理打击，沈璟给自己取号“词隐生”、“聃和”。《沈氏家传》记载：沈璟“晚乃更习为和光忍辱，即恶声相加，亦笑遣之，不与校。改字聃和，非无谓矣。”[4]127《吴江县志》也有类似的记载[6]。“聃”即老聃，“聃和”即谓用道家和光同尘的境界来标示自己无所计较、不计名利、超脱物外的胸襟和意指。沈璟的幼女沈静专曾回忆他父亲即便晚年“贫无饘粥”，亦是“陶然一室，锐意咏歌”。对于她的不解，沈璟“以若所言，是庄生所云适人之适，而不自适也”[7]，诸语作答，父亲的一席话带给沈静专很大的震撼。后来她领悟到父亲“自适之旨”的隐逸意境，是导源于“庄生自适”，是摆脱尘世名利得失的束缚，追求自我世界的自足自得、自娱自乐的人生境界。沈璟以曲学为载体，追求“自适之适”的人生境界，在和他的学生李鸿对话中也有阐发。李鸿(1559-1607年)问沈璟尚未实现兼济天下、造福百姓的理想却“隐于词”，就坚信一定能遇知音？沈璟笑答：我和你不正为世之所称“同调”，况且即便无知音，能“和歌以拾穗，聊共适其适耳”(李鸿《南词全谱原叙》)，也不枉是人生之乐。无论是这段师生间谈话还是父女的谈心，都能真切地感受到沈璟已经跳出了“适人之适”的藩篱而追求无功利“自适之旨”的隐逸人生。
基于“自适之适”的人生体味和生活态度，沈璟从三个层面构筑自己“隐于词”的精神家园：一是蓄养家乐，自娱自乐。其同年及亲家李应徵①，路过沈璟家对其家乐有描述：“新声奏逸响，妙伎呈中央。主人词坛雄，乐府兼擅场。”②李应徵除赞颂沈璟家乐的美妙，更强调了主人在词坛的地位和精奥的声律修为。二是创作戏曲，奏之场上。沈璟居家期间，创作戏曲十七种。三是订正曲律，编纂曲籍。他“屏迹郊居，放情词曲，精心考索者垂三十年”[8]164，一以贯之。这三个层面相辅相成，混为一体，而考索曲籍，订正曲律则是核心。
沈璟选择“隐于词”的生活方式和娱曲、作剧当治律的实践活动直接影响了家族成员，在家族中起到示范效应，开启了沈氏家族曲学传统。沈璟弟沈珂“弱冠蜚声黉序，每试辄高等”，但久困场屋，“既老，厌弃帖括，寄情声韵”[4]151-152。甲申(1644年)之变，明清更迭，对于沈氏子弟而言是一种无可言状的切肤之痛；对新政权的敌视，采取的是士大夫最常采取的不合作策略——隐逸。因此，诸如自晋、永馨、永隆、永禋等族裔，都采取了父祖辈传统的“隐于词”的处世方式。这些沈氏族裔面对王旗变换而采取“词隐”生活模式集体延续了沈璟开创的“家学”传统，维系了沈氏在江南曲坛上的尊崇地位。这份“尊崇”是以沈璟、沈自晋为核心，为数众多的同宗曲家共同拱卫的。从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的近百年，沈氏家族共出48位曲家[9]32。沈氏族裔不仅创作戏曲散曲，亦相互唱和[4]162-163，甚至“兄妹每共登场”[10]；或父谱曲，子继之③，加之沈璟、沈自友皆蓄有家乐，家族的曲学氛围十分浓郁。
翻捡《沈氏家传》可知，沈璟是首位致力于娱曲、作剧和治律三位一体的族人，开启了家族曲学风气之先。同时，沈璟也是“隐于词”时间最长、曲学成就最高的族人，加之他曾登进士榜，官居高位，壮年交游较广，在江南曲家中影响极大；致仕居家后，沈璟待人谦和，族中威望极高。多重因素的叠加，其持续二十余年的曲学活动对族中子弟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和吸引力，个体曲学一变而为沈氏“家学”。
二、沈璟“圣于词”与家族曲学理想的延续
沈璟“隐于词”开启了家族好曲乐曲的风气，但若简单理解沈璟归里后的人生志趣就是治曲填词自娱自乐，则未免片面。出身士大夫世家的沈璟，文学艺术修养很高，《沈氏家传》对沈璟评价很高，在其小传中有云“(宁庵公)徒以‘词隐’名，此其意岂浅夫所能窥哉？”[4]127意在提醒我们，沈璟治曲的目的并非完全是“出才人余技，本游戏笔墨间”[3]643、“享太平之乐，以其聪敏寄之剩技”[1]627。那么，沈璟“隐于词”的真正意图又是什么呢？
联系沈自晋对沈璟“隐于词而圣于词”的评价，“圣于词”的字里行间似乎还包含着词隐先生不同寻常的人生志向。首先就字面而言，“圣于词”可理解为“词家之雄”、“词作之雄”，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评点宋词诸家周邦彦、秦观、姜夔、王沂孙各以所长，称雄于词坛[11]。若以此论，“圣于词”是否可以理解为沈璟的戏曲作品称雄于剧坛呢？然而，沈璟尽管创作了十七种传奇，但“戏曲创作成就有限”[12]294。显然，“圣于词”不会指沈璟的剧作在艺术成就称雄于曲林剧坛。若换种角度联系沈自晋紧接“圣于词”之后“词家奉为律令，岂惟家法宜然”诸语来看，沈自晋当是想阐明沈璟的曲学成就不仅仅被沈氏子弟在创作戏曲时视为家学、“家法”严格遵守，亦为天下词家奉为“律条”。于此，无外乎是在标举沈璟在江南曲坛的领袖地位，故“圣于词”似可理解为沈璟是曲坛“圣杰”。
然而，从沈璟订谱正律的初衷来看，“圣于词”更是一种曲学理想，涵蕴沈氏治曲的强烈时代责任感和文人的文化主体意识[13]。吕天成在《曲品》中说，沈璟“束发入朝而忠鲠，壮年解组而孤高。卜业郊居，遁名词隐。嗟曲流之泛滥，表音韵以立防；痛词法之蓁芜，订全谱以关路。”[14]这里的“全谱”指沈璟编纂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除此，沈璟致仕后的20年内，还订正编纂了曲学著作数部，涉及四个方面：一是曲律、曲体的研究著述，如《古今词谱》二十卷、《古今南北词林辨体》。二是南北曲韵辑选，如《北词韵选》《南词韵选》十九卷。三是昆腔新声正韵，如《遵制正吴编》。四是作曲、唱曲技法指南，如《论词六则》《唱曲当知》等。沈璟辑录编订这些曲学著作的目的，与编纂《南词全谱》如出一途，即如王骥德所言“盖先生雅意，原欲世人共守画一，以成雅道”[8]169。正俗音“以成雅道”的音律理念，无疑是沈璟“圣于词”曲学理想的基础。弟子李鸿为沈璟《南曲全谱》所作的“序”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理解沈氏“圣于词”的个中意味：
词隐先生少仕于朝，尝从礼官侍祠典乐，慨然有意于古明堂之奏，而自以居恒善病，去而隐于震泽之滨，息轨杜门，独寄情于声韵。(李鸿《南词全谱原叙》)
李鸿提及沈璟“礼官侍祠典乐”的从宦经历，对他归隐后选择“独寄情于声韵”产生深远影响。沈璟于万历七年(1579年)补礼部仪制司主事，遂升本司员外郎，时年仅27岁[12]304。礼部仪制司专辖国家层面的祭祀、接待外使、皇帝登基、国丧等礼仪，繁复隆重的国仪多伴有端正典雅的礼乐。尽管沈璟担任礼部仪制司主事及员外郎时间不长，但却恪尽职守，颇为投入，亲自校勘的宗藩名封等文册，令老吏“每咋舌退”[4]124-125。正是有这种潜心为宦的体验，沈璟才会生发出“慨然有意于古明堂之奏”的喟叹和期许。明堂者是天子太庙，“崇礼其祖，以配上帝者也”[15]，是先秦时期君王会见诸侯、祭祀祖宗的地方。古明堂之上，制礼作乐；古明堂之奏，雅正端穆。悠远的“古明堂”，似乎寄予沈璟对古时雅正之乐的遐想、追寻，亦拨动了“以成雅道”曲学理想的心弦。由此角度来看，“圣于词”更深层次的意蕴是以曲达圣，通过治曲正律，以补民间礼乐之疏失，匡正乐令之乖舛。
质言之，“圣于词”的曲学理想与“隐于词”的行为方式，构成沈璟曲学人生两个层面丰富的意涵。沈璟里居后“隐于词”的活动开启了家族曲学的传统，而“圣于词”的曲学理想则提高了家族曲学活动的品味，赋予“隐于词”更深邃的内涵和神圣的时代使命感。无论是“隐”还是“圣”皆化为一种家族传统，薪火相传，遂致形成颇具影响力的家族文化，受到江南缙绅士夫的普遍称颂和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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