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的发展过程

　　作者简介：吴保和，男，1952年4月生，上海人。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博士。现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代中国小剧场戏剧是在中国开放改革的大背景下，在中国戏剧变革创新的潮流中出现的。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话剧首先站到了时代前面，反映了人民的政治觉醒，因而出现了《于无声处》等表现人民心声的戏剧作品。不久，随着揭批四人帮和人们对政治生活的反思，一大批“社会问题剧”如《救救她》、《报春花等》等问世。这些社会问题剧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共鸣，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响。但话剧本身却因为多年来创作观念的束缚和对世界戏剧新发展的无知，显得陈旧与僵化。中国话剧不仅需要思想的解放，而且需要从艺术上探索出新路，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需求下，小剧场戏剧应运而生。本文这里所论述的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是指从1982至2002年间，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正规或非正规的小型演出场所进行的戏剧演出。

　　第一节  当代小剧场戏剧的三次兴起 

　　1、《绝对信号》和小剧场戏剧的兴起

　　1982年，由高行健、刘会远编剧，林兆华导演的《绝对信号》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楼排练厅演出。这个戏以崭新的戏剧空间形式吸引了中国戏剧界。剧中讲述的是无业青年黑子在车匪的唆使下，企图抢劫货运列车上的货物，他上了由同学小号担任见习车长的守车。为了保证抢劫成功，车匪同时混上了守车。而黑子的女友、小号的同学蜜蜂因误了车也上了守车。货车开行不久，小号的师傅老车长就看出了问题，一路上，他不断提醒小号、暗示蜜蜂、警告车匪、敲打黑子。在最后关头，在车长的大义感召下，在女友蜜蜂的鼓励下，黑子终于回头，决然与车匪分手，制止了车匪的抢劫和逃跑意图，但自己也中枪受伤。

　　《绝对信号》的演出与当时人们常见的正规大剧场完全不同，它抛弃了镜框式舞台而代之以中心舞台，观众围绕在舞台四周。由于离表演区很近，在演出中观众可以看到演员表演上的任何细致变化。导演运用灯光、音响、音乐等各种手段，让人物随着戏剧情境的变化，在现实，想象，回忆三个不同的时空中进行多重性表演，让演员通过表演角色心理活动的外化形象来展示角色隐秘的灵魂。这个戏在内部演出时获得了北京人艺领导和一些老演员的肯定，于是改成对外公演。结果不仅获得观众和戏剧界同行的认可，而且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小剧场”演剧方式，立即受到了戏剧界和新闻媒体的关注。于是引发了一场关于《绝对信号》艺术特点的讨论。在讨论中，有人提出戏中运用了西方文学中“意识流”的表现手法，有人认为戏的演出形式与西方的“咖啡戏剧”相类似，有人认为演出体现了“电影化”风格。有人则认为演出是“对戏曲舞台时空概念的创造性运用”。(1)不管是哪一种观点，讨论者都完全肯定了剧作和导演的探索。都认为这个戏是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的里程碑作品。《绝对信号》之所以能够大获成功，源于编剧和导演在艺术追求上的自觉性和戏剧观念上的一致。早在1982年4月初，林兆华就谈到，“硬编出来的矛盾冲突加上过火的表演，观众没法信服......《绝对信号》这个不象戏的戏，给我提供了基础，我将在最便于与观众产生交流的小剧场进行试验。”(2)明确提出了使用小剧场进行演出的构想。过了一个月，1982年5月4日，林兆华在与高行健再次讨论《绝对信号》艺术总体构思时，更加明确地提出，“这回一定要把小剧场搞起来，宴会厅不行就在排练厅安点简易的灯光。演员也不化装，就穿日常生活中的服装，就看相互真实的表演。”(3)形成了对于小剧场戏剧演出的完整想法。

　　《绝对信号》并不是高行健的第一个剧本，他先写的是《车站》。说的是一群乘客在某个汽车站焦急地等车进城，可车总也不来，过了十年，才发现这是一个早就废弃不用的车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样一个具有现代派戏剧特点的剧本，理所当然地没能获得上演的许可，但作者的才华却引起了北京人艺领导的注意，他们建议作者另外写一个剧本。于是高行健又去铁路体验生活，经过一段时间，高行健和刘会远写出了《绝对信号》。这个剧本的主题是“积极的”，是“挽救失足青年”，于是获得通过。正如日本学者濑户宏所言，《绝对信号》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它内容的安全性，“《绝对信号》的车长和黑子、小号、蜜蜂的对立，即保持着文革前价值观念的长者和经过文革思想混乱的年轻人的对立是新时期文学初期“伤痕文学”常常写的、1979年以后的文学创作基本上被克服的内容，而且演出结束时剧中矛盾都基本解决了。(4)因为《绝对信号》的成功，北京人艺于是允许林兆华排练上演《车站》。1983年盛夏，《车站》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三楼临时改成的小剧场里演出。“小剧场里密不透风，又没有空调。四周围坐着观众，外圈的走道上还站满了人。将近两个小时，中间不休息，没有一个中途退场的，观众中始终笑声不绝。”(5)但《车站》只演了15场就停演了，而且在1983年秋天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时遭到公开批判。对《车站》的批判主要是认为此剧歪曲了现实生活，主题是宣扬走自己的路，自我选择，自我奋斗。尽管演出者在演出说明书中一再说，沉默者是“象征着时代的召唤......争取时间，认真进取的人”，但批判者却坚持认为，剧中“沉默的人”是“孤立于群众之外的个人主义者”，他不屑与群氓为伍，不相信现存的东西，也无意去催促人们积极进取。尽管也有人站出来为这个戏辩解，但《车站》终究还是没有能再演下去。

　　80年代初正是中国开始思想解放的年代，尽管有冷风吹过，但《绝对信号》和《车站》还是受到了广大观众和戏剧工作者的欢迎。受到《绝对信号》成功的鼓舞，中国话剧界中富有创新意识的编剧和导演们也纷纷以小剧场方式进行了他们的艺术实验，出现了一批特色鲜明的小剧场演出，如上海的导演胡伟民在上海青年话剧团的小排练厅以中心舞台的形式演出了殷惟慧编剧的《母亲的歌》（1982），北京的青年导演王晓鹰、宫晓东在大学的学生食堂、工厂的车间等公共场所演出了孙惠柱、张马力编剧的《挂在墙上的老Ｂ》（1984），哈尔滨话剧院演出了《人人都来夜总会》（1985）、广东省话剧院在舞厅中演出了组合情节和有多种可供选择的结尾的《爱情迪斯科》（1985），以及稍早于《绝对信号》，由贾鸿源、马中骏编剧，苏乐慈导演，上海工人文化宫话剧队演出的的《屋外有热流》（1981）等，这些小剧场形式的演出，几乎都着眼于演出空间和观演关系的改变，“致力于缩短演员和观众的距离，营造炽热的戏剧氛围，努力让观众感到剧情就发生在自己身旁，增加观众的临场感与参与感，使戏剧演出变成一种人与人的会见，一种演员与观众直接交流思想、感情的过程与活动，呈现电影、电视所无法比拟的活生生的演员表演的艺术魅力。”(6)

　　《绝对信号》引起的戏剧实验在80年代主要并不是小剧场方式的继续，而是迅速在大剧场发展起来。由于受僵化的戏剧观念和陈旧舞台模式的长期束缚，中国话剧已经丧失了艺术的活力，话剧本身急需革新和改变，因此《绝对信号》的探索立即得到了主流戏剧的回应和支持，并由此引发了中国戏剧的一场革新。这场戏剧革新首先表现为1983年以后在戏剧理论领域开展的“戏剧观”大讨论。这场讨论使写实主义－－幻觉主义戏剧独尊局面的被打破，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戏剧观念的争鸣与探索，同时在中国当代话剧舞台也出现了许多在剧场形态、舞台表现方面的大胆探索。如《中国梦》、《魔方》、《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ＷＭ》、《山祭》、《狗儿爷涅》、《桑树坪纪事》等一批优秀作品，使中国当代话剧在80年代出现了一段短暂的繁荣岁月。这段时期被戏剧史家称为“探索戏剧”。“探索戏剧”在内容上突破了社会问题剧对生活表面矛盾的描述，深入到人的意识和人性、文化的深度。在舞台样式和表演理论上，突破了“第四堵墙”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戏剧观”讨论和“探索戏剧”体现了话剧寻求自身变革的艺术自觉，成为了80年代中国话剧的主流。由于80年代中期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生态为实验戏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可以在大剧场继续进行戏剧实验，于是高行健、林兆华也暂时离开了小剧场，转而向大舞台进行更大规模和更大场面的探索。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把小剧场看作是实验戏剧的最终形式，只是把它作为大剧场演出的试验阶段或补充形式。(7)

　　在80年代继续以小剧场戏剧方式进行实验和创作的是上海一些年轻的戏剧人。1986年，由张献编剧，谷亦安导演的《屋里的猫头鹰》在上海青年话剧团排练厅演出。虽然是在80年代中期相对宽松的创作环境中，但由于戏的内容有些晦涩，不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同，所以只能以小剧场戏剧的方式演出。虽然在此之前张献已经写了一些剧本，但《屋里的猫头鹰》却是他第一个搬上舞台的作品。这个戏继承了《绝对信号》的探索精神，从演出形式上引进了环境戏剧的概念。《屋里的猫头鹰》是一部充满神秘气氛和阴郁诗意的作品。叙述无所事事的少妇沙沙住在一个黑屋子里，整天靠丈夫空空给她讲外面发生的事情而度日。空空是个心理医生，他由于性无能而不能满足沙沙的需求，只好经常以催眠术使妻子入睡。一天，沙沙的乡下表妹来看沙沙，对她讲了森林里一群雌猫头鹰因找不到配偶而整夜啼叫，终于绝种的传说。沙沙由此幻想起从前在森林里与猎人康康的一段情。在梦中，沙沙呼唤康康的名字，而康康在她的意识中来到屋子里要把她带走，于是两个男人展开一场精神“碰碰车”的较量。然而两个男人都在沙沙的面前失败。戏结尾时，沙沙的焦虑达到了疯狂，她与一群闯进屋里的猫头鹰翩然起舞。这里黑屋子代表环境，猫头鹰象征着欲望，森林、猎人指原始的力量、而城市和性无能是文明的符号。《屋里的猫头鹰》打破了现实主义戏剧忠实于客观世界的细致描绘和传统的“讲故事”的叙述方法，“借助老宅与森林、空空与康康、白昼与黑夜、现实与理想的对立，建立起整体的舞台象征”(8)借“性”来隐喻某种朦胧的欲望，这是“一出关于性争夺、性无能、性幻想的戏；一出关于挖剥、禁锢、压制的戏，一出关于语言欺骗、虚幻自由、渴望归于徒劳的戏......一出关于乌托邦幻灭的‘绝望戏剧’。”(9)随后，张献又创作了《时装街》（1987）。这部戏对正在兴起的商业文化对人的精神同化作了忧心忡忡的描述，也显示了当代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的绝境，这是“一出关于天才和庸众终于同化的悲喜剧，一出艺术向商业挑战、商业向艺术剽窃终于同时消亡的悲喜剧，.....其意义在于表示一切挣扎的无力。”(10)

　　2 、话剧危机与小剧场戏剧的重新兴起

　　就在“探索戏剧”最辉煌的时候，话剧的观众却在迅速减少，剧场再不能吸引观众，戏剧面临空前未有的困境。80年代中期以后，全国几乎所有的话剧团体都面临生存危机，许多剧团几乎处于瘫痪状态，靠着国家的补助勉强维持生存，有的剧团几年也推不出一台戏，有的剧团在空空荡荡、没有几个观众的剧场里演出，有的演出甚至出现台上演员比台下观众多的情况。(11)在许多城市，千人以上座位的剧场已经很少有话剧的演出。话剧无奈地走入低谷，它迫切需要在剧烈的社会转型中寻找到自身存在的位置与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戏剧界的许多人认为，当务之急是使戏剧的观众不再流失。但大剧场演出机制无论从制作费用、对观众人数的要求都不再适应当时的情况，因此只有重新进行小剧场戏剧的尝试，以小制作、小剧场的方式将为数不多的观众留住，于是缩小演出规模、减少演出投资、坚持话剧演出就成为一个现实的选择。

　　1985年，面临被合并的南京话剧团率先打出“坚守阵地、争取生存”的旗号，希望在一个较小的空间里，先将观众中的少数知音和剧团内热爱并坚持演话剧的演员团结起来，以争取话剧观众，保存话剧团体。这个市级话剧团在南京的“百花艺苑”小剧场，先后演出了《弱者》（1985）、《窗子朝着田野的房子》（1985）、《打面缸》（1985）、《家丑外扬》（1986）、《天上飞的鸭子》（1988）等剧，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很明显，这样的小剧场演出，已经不是为了进行戏剧实验，而是为了拯救话剧本身。从演出所选择的剧目看，不少是传统剧目，如《打面缸》是中国传统戏曲中的小戏，《窗子朝着田野的房子》是苏联的青年剧作家万比洛夫的一个独幕轻喜剧。继南京话剧团之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也在北京把一个排练厅改建成了黑匣子式的“小剧场”（1987年），并在这个小剧场里推出了三台演出，即《火神与秋女》（1988）、《天狼星》（1988）、《社会形象》（1989）。这三台演出从内容到形式也都不具有明显的实验戏剧色彩。与此同时，中国其他地区的话剧团体在此前后也纷纷推出了小剧场的演出，如大连市话剧团的《女强人》（1986），沈阳话剧团《长椅》（1986）等。虽然这些小剧场戏剧没有戏剧内容的突破、演出风格的创新，而只是剧场规模的缩小，演出样式的改变，但其意义同样不可小看。这些小剧场演出看上去只是话剧在观众减少时从大剧场向小剧场的一种撤退、一种规模上的收缩，但这是中国话剧对于戏剧危机一种积极的回应，是话剧在新的社会情势前的自觉改变，而这种改变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中国话剧的未来。因此，由南京市话剧团和中国青艺等团体进行的演出是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的又一个重要阶段，它标志着当代小剧场戏剧的重新兴起，标志着中国话剧的重要改变。

　　正是在南京话剧团和中国青艺演出的基础上，1989年4月，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与南京市文化局主办的“中国第一届小剧场戏剧节”在南京举行。在这个戏剧节上，除了《绝对信号》、《屋里的猫头鹰》、《天上飞的鸭子》、《火神与秋女》、《社会形象》外，共有来自不同省市的9个剧团在南京演出了16台剧目(12)。由于这次戏剧节名为小剧场戏剧节，因此，拒绝了通常上演话剧的大型剧场（正规剧场），而采用了两个经过改造的小剧场（百花艺苑、南京市杂技团排练厅）进行演出。所有参加戏剧节的剧目在演出上都必须自觉地或被迫去适应剧场的演出空间，比如突破镜框式舞台的局限，设置多种舞台形式（伸出式、中心式、多演区式、流动空间式等），改变传统剧场演区高、观众席低的状况，将观众和演出者置于同一地平面等。虽然都是在同样的小剧场演出，但很明显，除了人们熟悉的《绝对信号》和感到新鲜的《屋里的猫头鹰》，大部分参展的剧目与当时正规舞台（大剧场）演出的剧目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许多参演剧作不仅停留在写实主义的老路子上，而且原本就是为大剧场而写的。而导演为了适应小剧场演出进行的局部革新，不能掩盖剧本质量与演出整体的问题。在这届戏剧节上，有不少人认为除了《屋里的猫头鹰》，其他的戏根本不是小剧场戏剧，于是，从首届小剧场戏剧节起，话剧界就拉开了一场持续时间很长的关于什么是小剧场戏剧的争论。（详见第三节）

　　南京的小剧场戏剧节是当代中国第一次以“小剧场戏剧”命名的戏剧节，它标志着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潮流的全面兴起。如果说在80年代初小剧场戏剧还只是个别创作人员和团体的艺术探索，那么，此时要搞小剧场戏剧已经成为中国话剧界的一种共识。戏剧界的许多人都认为小剧场戏剧是“振兴话剧的一条出路”(13)，是“戏剧家探索戏剧出路、克服戏剧危机、探索戏剧与观众建立新的关系，进行种种实验的重要途径和场所。”(14)著名戏剧家黄佐临更进一步提出“小剧场完全可以形成一个运动，一个振兴话剧的运动。”从这时开始，小剧场戏剧就在中国戏剧界广泛地开展起来并在以后的十余年里成为当代中国话剧的一种突出现象，一个不断涌动的潮流。(15)南京小剧场戏剧节的演出与研讨，表现了中国话剧在危机中，艰难地探寻当代戏剧出路的意图，是戏剧留住观众的一种真诚的努力，是一种试图以戏剧演出本身挽回戏剧颓势的积极行为，是戏剧界的群体自救。这样一种基本意识一直延续到今天。但由于大部分话剧团体是出于寻求生路的目的而仓促上阵，因此，艺术准备明显不足，许多人甚至对什么是小剧场戏剧都尚未有明确的认识，更惶论艺术上的突破与创新，这样的小剧场戏剧演出虽然意味着奋进与坚守，但更多是为寻求生存的无奈。

　　3、90年代小剧场戏剧：再度兴起和转向

　　虽然南京小剧场戏剧节事实上已经表现出着对日益变化的观众市场的适应，但在许多人的创作观念中，却还是维护着精英文化的概念，固守着小剧场戏剧是进行话剧艺术探索的观念，这使得南京小剧场戏剧节呈现出一种创作实践与创作理念的不协调，比如实际上大多数剧目是非实验的，但几乎所有的创作者却强烈地表示自己是要进行戏剧的实验，进行新的戏剧探索。不过，这样一个矛盾期很快就随着90年代的到来而结束了，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开始了真正向市场的转变。

　　1992年8月，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出了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的《情人》（导演赵屹鸥）。品特的这部作品，本来是一部严肃地探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两性关系的剧作，但剧团却利用了这个听上去非常刺激的剧名“情人”，进行了一次小剧场演出的商业化尝试，结果大获成功。《情人》说的是一对已婚的中年夫妇远居郊外。妻子常背着丈夫与情人幽会，而丈夫也常借上班之机去会情人。两个人都知道对方有情人，但从不因此而争吵，甚至还能彼此在友好的气氛中讨论各自的情人。剧中4个角色由一男一女两个演员扮演，演出中丈夫会不知不觉变成妻子的情人、妻子也会突然间变成丈夫的情人。导演在演出时用袒胸露臂的晚装、亲热的动作和在一只鼓上表现的性爱，以及透过舞台上的玻璃幕墙上常常映出换衣服的身影，加上粉红色的灯光和富有刺激性的鼓点等手法，对性做了较为突出的渲染。由于是以小剧场方式演出，观众与演员近在咫尺，触手可及，观众不仅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舞台上的情景，甚至可以听到演员的气息、闻到演员的体味，对观众具有极强烈的视听刺激，处在这样的距离观看戏剧表演，观众的心理震撼可想而知。因此，当剧中演员在床上表演时，许多观众感到非常不自在，“许多老资格的戏剧家们竟不敢正视演区，只是侧脸观看。”(16)而如此近的距离对演员也是极大考验，在《情人》中扮演妻子的演员宋茹惠平时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生长在她自认为比较保守的天津。她平时穿着随便，只是在演此戏时才第一次穿上如此艳丽、袒胸露臂的晚装。由于距离观众太近，众目睽睽之下演出如此开放的戏使她十分紧张，首场演出时她紧张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演到一半差点晕倒。

　　在演出的运作上，为了招徕观众，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剧团利用了社会的窥阴癖心理，在宣传上打出“未成年人不宜”的旗号，对演出作欲擒故纵的炒作。这部戏不仅在上海演出爆棚，而且在全国巡演三十余个城市，创下了空前的演出记录，（仅上海青年话剧团就演了300多场，还不包括大量其他剧团的搬演），并且在经济上也得到了巨大的回报。这出戏投资只有约六千元，而演出收入却达到几十万元。《情人》在商业上巨大的成功，使许多戏剧人在话剧危机、市场低迷的同时看到了小剧场戏剧的商业价值。于是以参演人数少，制作投资小、场地需求低为特点的小剧场戏剧演出样式重新为戏剧界所重视，被视为拯救陷入困境的话剧的一种切实可行的途径，可以说直到这时，小剧场戏剧才真正开始在全国话剧界热了起来。因此，如果说《绝对信号》是对陈旧的写实主义风格统治舞台的突破，首届小剧场戏剧节是以群体的方式呼唤小剧场戏剧的出现，那么《情人》则是以其演出实践，证明了小剧场戏剧的商业价值，以及回答了话剧是否有观众的问题，并与同时期上海另一部原创小剧场戏剧《留守女士》一起，将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真正导入了一个注重市场、注重观众的新时期。

　　在发展过程中，小剧场戏剧得到了戏剧界和社会越来越多的承认，随着各地正规小剧场的陆续建成，如北京人艺附属小剧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小剧场、中国话剧院（原实验话剧院）小剧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戏剧沙龙，中央戏剧学院的“黑盒子”小剧场，上海戏剧学院的“黑盒子”、“新空间”小剧场，总政话剧团八一小剧场，北京电影学院小剧场，广州话剧团13号剧院（小剧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小剧场等。这些新建的小剧场被专门用来演出小剧场戏剧。于是，小剧场戏剧逐渐成为中国话剧演出的一个“常态”。这里所说的“常态”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小剧场戏剧的演剧方式已经进入国家剧院体制，成为与大剧场戏剧（常规戏剧）并重的、一种正常演出的方式；二是在现在的话剧演出中，小剧场戏剧已经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在有些地方，甚至成为话剧演出的主要方式。三是小剧场戏剧已经被主流戏剧所承认并开始进入主流戏剧体制，若干有影响的实验性小剧场剧目已经进入大剧场演出。而从2001年起，第七届中国戏剧节组委会以“金芒果”杯的名义，举办小剧场演出季，将小剧场戏剧正式列入中国戏剧节内容，纳入作为国家级奖项的曹禺戏剧奖的评选，则标志着小剧场戏剧正式汇入到中国主流戏剧的行列之中。从其对其他戏剧品种的影响和渗透力而言，小剧场戏剧也从话剧渗透到戏曲界，出现了小剧场京剧（《马前泼水》）、小剧场歌剧（《党的女儿》、《再别康桥》）、小剧场沪剧（《影子》）、小剧场昆剧（《伤逝》）等等。当然，即使在大城市，话剧从总体上说也并没有摆脱困境，但是小剧场戏剧却越来越显示出适应当代人的欣赏趣味和审美需求的发展趋势。

　　第二节  当代小剧场戏剧的三种类型 

　　1、  锐意进取的实验戏剧

　　如前所述，80年代兴起的小剧场戏剧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或追求实验性，由于当时环境较为宽松而与大剧场相结合，汇成为“探索戏剧”的潮流，如高行健、林兆华合作的《野人》这类实验性极强、本应在小剧场演出的戏，也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大剧场舞台，尽管演出效果未达到预期的成功。于是，真正可称为实验戏剧的小剧场演出就只有《屋里的猫头鹰》等屈指可数的几个。80年代末，当代中国在政治与文化方面的改革浪潮因政治风波而突然中止，全民性参政热情变成了对政治的集体性地疏离。90年代的头一二年，小剧场戏剧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以后，小剧场戏剧突然在北京的青年学生中爆发出来。

　　90年代初期小剧场戏剧的爆发最早是借上演外国剧目来实现的。1991年下半年，北京中央戏剧学院的十几个学生在一种戏剧狂欢的气氛里，集中排演了十多部实验性的小剧场戏剧。孟京辉后来回忆到这一段日子时说，“十几个戏剧狂热分子组成的创作集体用自信、狂想、冒犯、激情，用耐心、若干、理性、献身使我们和观众在一种戏剧气氛中得到陶醉，受到震动。”(17)这些演出，除了少数原创作品和根据电影改编的剧目之外，大部分是西方荒诞派戏剧，如《等待戈多》、《秃头歌女》、《风景》等。排演外国名剧一方面是这些青年学生在专业上向西方经典学习，同时也曲折地表达了90年代初青年人对现实的愤怒与反抗，如《等待戈多》的演出中最后把玻璃一一打碎等等。《等待戈多》的导演是孟京辉，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他，此时是中央戏剧学院的研究生，这个戏是在中央戏剧学院小礼堂演出的，整个演区全部刷上白石灰，布置成一个类似医院病房似的环境。演出并不忠实于原著，而是在台词中加进了大量的北方俚语和童谣，使原剧中两个流浪汉的闲扯变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调侃，同时添加了一个原著中没有的结尾。这个戏获得演出成功的原因也许在于戏中已经出现了孟京辉后来的一些导演特点，如“视觉上的可看性，爆发力和刺激的节奏方式，怪诞的超现实色彩和诗化的技巧。”等。(18)在《等待戈多》之后，孟京辉又相继排演了《思凡》、《我爱XXX》、《放下你的鞭子／沃伊崐采克》、《阳台》、《爱情蚂蚁》、《盗版浮士德》、《恋爱的犀牛》等小剧场戏剧作品，其中，以《思凡》最为成功。这个戏将昆曲《思凡．双下山》与薄伽丘《十日谈》中的两段故事拼贴在一起，讲述了三个情欲胜利的故事，即中国的小和尚和小尼姑压抑不住青春情欲的萌动，双双逃下山，在途中巧遇结好；意大利的贵族青年假扮过路人去情人父母家里投宿，女孩的父亲费尽心机防止女儿与贵族青年接触，但由于阴错阳差，不仅女儿与贵族青年满足了心愿，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与贵族青年的同伴温存一番；国王的马夫爱上了王后，难耐的情欲驱使他不顾杀头危险假冒国王摸黑上了王后的床，国王发觉此事追查时，他又运用巧计成功逃脱。在1993年的’93中国小剧场戏剧展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思凡》以富有创新精神的舞台艺术，受到了观众与专家的普遍好评。这个戏的演出，充满了游戏色彩和调侃风格，全剧七个演员，除扮演小尼姑、小和尚的两位演员外，其余人以“表演人”的身份，随着剧情发展而扮演各种角色，同时还充当音响效果的制造者，模仿出鸟鸣、狗吠、马蹄声等各种声音。在演出过程中，他们既是“叙述人”，又是“评议者”，不仅要叙述故事过程，还对人物行为作出评议和嘲笑。如剧中当借宿的男青年同主人的女儿搂抱在一起、马夫爬上王后的卧榻时，“叙述者”笑嘻嘻地走到他们面前，用一大块布将他们盖住，布上赫然写着“此处删去XXX字”。这种手法在演出中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强烈反应和观众会心的笑声。剧中所使用的戏仿、叙述人、游戏化的表演等表现手段，也成为日后孟京辉作品中的常用手段。

　　在当代中国大陆“文革”后创办第一个民办剧团“蛙”剧团的牟森，在80年代后期曾排演过《犀牛》、《士兵的故事》、《大神布朗》。90年代初他先是作为林兆华工作室的一员参加了林兆华导演的《哈姆雷特》，然后与西藏自治区话剧团的一批青年演员组成西藏戏剧工作室，尝试不同的演员训练方法。1993年，在担任北京电影学院交流培训中心演员方法实验训练班指导老师期间，他以这个班的十四个学生为演员，演出了高行健／于坚创作的实验戏剧《彼岸／关于彼岸的汉语语法讨论》，此剧在北京电影学院排练厅演出后，受到了首都戏剧界、文化界人士的肯定。此后，牟森又陆续排练演出了《零档案》、《与艾滋有关》、《黄花》、《红鲱鱼》、《关于一个夜晚的记忆的调查报告》、《医院》和《倾诉》。由于牟森戏剧演出的资金经常来源于国外基金会赞助和一些国际艺术节委约制作，他的作品主要是在国外艺术节演出，国内除了戏剧界、文化界和新闻界少数人以外，很少有人看过他的作品，因而牟森的实验戏剧演出在国内普通观众中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在牟森的一系列实验戏剧中，《零档案》具有代表性的意义。《零档案》的原著是一首长诗。在这首长300多行的诗中，作者于坚借用人事档案的书写样式，以冷漠的态度记录了一个男子的出生、成长、恋爱和日常生活，以表示档案中人的社会价值等于零。但《零档案》的舞台演出强调的却是“对个人生命的压抑和被压抑后的反抗”。（牟森语）这个戏也不象通常舞台演出那样先对原著进行剧本改编，再根据剧本进行演出，而是将长诗直接转化为演出。演出空间象一个工厂车间，伴随着长诗《零档案》的播放，一个男演员开始向观众讲述他父亲的故事和他访亲问友、查阅档案、追寻他父亲的真实历史过程。他的讲述不断被另一个男演员切断钢筋和焊钢筋的噪音所打断，被一个女演员播放《零档案》的朗诵和小孩心脏手术纪录片所干扰，但他提高声音继续讲述，最后男演员将钢焊成铁架，女演员则把许多苹果插在钢筋上，苹果流出果汁，香味传遍整个剧场。后来，另一个男演员也开始讲述，两人互相对抗讲述。最后，两个男演员从钢筋上拿下苹果，用台虎钳压碎苹果，并象疯狂地在舞台上奔跑、不断向鼓风机投掷，苹果碎末四溅。显然，这是将《零档案》的内容和精神通过导演理解在舞台上进行了重新构成。日本学者濑户宏认为，“《零档案》强调了面对自己解放自己发出真实的自己声音。.....是形式内容圆满结合的舞台作品。”(19)

　　音乐人张广天一开始是作为孟京辉剧中的作曲参与到小剧场戏剧创作中的，几年后他与策划沈林、编剧黄纪苏合作，导演了一部带有政治戏剧特点的《切．格瓦拉》。在这部影响颇大同时也争议颇大的作品中，拉丁美洲的革命领袖切．格瓦拉被赋于了神圣化的意义。借助格瓦拉传奇的一生，创作者引导出一场关于要改变“贫与富”的讨论与宣传。这个戏以辛辣的反讽和愤懑的呼喊，对灯红酒绿、贪污腐败的现实世界进行批判和否定。这部作品废除了一般戏剧中常见的叙事情节，却将政治演说和电视辩论会的模式引进到舞台表演中。剧中那些慷慨激昂的话语，对社会公正和自由平等的唤求向往以及结束时轰然响起的《国际歌》，都使不少观众感受到心灵的震动。但也有不少人强烈反对这出戏，认为演出是宣扬暴力，将革命浪漫化，斥之为“精神吸毒”。剧中运用了多媒体技术和各种表现手段来强化效果，如象歌手和乐队在台上的吟唱、快板、辩论、大屏幕投影新闻片和纪录片资料等，都使这部作品的演出显得与众不同。除了《切．格瓦拉》，张广天还陆续编排了《鲁迅先生》、《红星美女》、《圣人孔子》等剧。

　　如果说牟森、张广天等人是在体制外、孟京辉是从体制外转入体制内进行实验戏剧探索的话，那么林兆华等人就是从体制内转向体制外进行实验和探索的导演。这位中国当代话剧最优秀的导演在《绝对信号》和《车站》之后，曾一度离开了小剧场而在大舞台上继续他的戏剧探索，导演了《野人》（编剧高行健）、《红白喜事》（编剧魏敏）、《狗儿爷涅》（编剧刘锦云）等剧，并成为主流戏剧内重要的和有代表性的导演。但不久，他发现在国家剧院的体制内不能完成自己的戏剧实验，(20)于是他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并再次回到小剧场。1990年11月，林兆华在北京电影学院小剧场排演了《哈姆雷特》，这次演出不是莎士比亚戏剧的简单呈现，而是有导演独特的视角及与众不同的解释。林兆华认为，哈姆雷特的主要痛苦是他有思想，而“活着的有思想的人都可能面临哈姆雷特那样的命运”(21)，因此演出没有强调通常演出此剧时的“篡位复仇”，而是通过将扮演哈姆雷特与克劳迪斯的演员在台上当场互换角色，表达了一个全新的主题，即“人人都是哈姆雷特”的主题。由于高行健已在1987年离开中国，林兆华90年代主要的剧本合作者是过士行，他曾将过士行三部剧作中的两部搬上小剧场舞台，即《棋人》和《鱼人》，除了这两部剧作，林兆华还以小剧场方式排演了迪伦马特的《罗莫洛斯大帝》，以及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故事新编》。与此同时，他也在大剧场排演了《三姐妹／等待戈多》、《浮士德》、《鸟人》（编剧过士行）、《理查三世》、《风月无边》、《北京人》、《茶馆》、《田野......田野》等。

　　在体制内对小剧场戏剧进行实验的还有北京人艺的青年导演李六乙。作为导演，他却写出了一系列颇具实验性的剧本，如《雨过天晴》《非常麻将》、《一桌二椅》、《再见鲁迅》。这些实验性剧作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如在《雨过天晴》中，男主角不得不在舞台上演旦角，而女主角为继承绘制脸谱的祖业，不得不遵照传男不传女的家规，把自己扮成男性。这种生活中性别角色的倒错，也造成了男女主人公心理上的倒错，并导致他们生活的反常。剧中展现了传统文化在当代尴尬的生存状态和传统文化传承者无可奈何的心态。而在《非常麻将》里，借助麻将这个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娱乐器具和结拜兄弟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俗现象，尖刻地讽刺了当代人的麻将人生。通过“竹林四闲”的这种荒唐等待，作者隐喻了人生的某种荒诞感。不过，也有论者认为作者没有从哲理的层面透视生活，而只是将荒诞派戏剧作为一种技巧和手法拿来，结果造成创作初衷和舞台呈现、观众接受之间产生了错位。(22)在李六乙导演的小剧场演出中，本着他一贯的观点，即认为小剧场戏剧必须是实验性和先锋性的，他将曹禺笔下的乡村原野变成了一个混杂着电视机和各种现代物质的酒吧。这样的舞台处理，使得观众在演出中“再也找不到曹禺笔下的《原野》的景象了。(23)”戏剧界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带有后现代色彩的解构主义演出，但用这种方式来演出话剧经典是否妥当，戏剧界也有着不同的看法。

　　此外，在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也有一些导演结合教学，排演一些具有实验色彩的小剧场戏剧。如陈明正导演的《庄周戏妻》、谷亦安导演的《马》、《谁杀死了国王》、常莉导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戏表90学生演出的《第十二夜》等。除此之外，一些大学的校园剧社和社会上若干边缘戏剧组合，也创作演出了某些实验性的小剧场戏剧。

　　90年代小剧场戏剧中的实验戏剧，从总体上说，表现为戏剧观念和表现手法上的大胆革新和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上的相对谨慎。即使是以戏剧实验为主要特点的戏剧家，其重点也只是在“对陈旧、无生命力的戏剧观念，演出模式的反叛上，力主艺术的革新，强调探索与创造，以充分发挥舞台艺术本体的魅力。”(24)而不是像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小剧场戏剧那样，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反叛者出现的。因此，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在大胆地张扬自己的个性、对现实进行尖锐的嘲讽、在舞台上进行“无法无天”（胡伟民语）的戏剧实验的时候，也呈现出“局部上的冲锋陷阵，与整体上的小心翼翼。”的特点。(25)虽然如此，西方现代派的哲学、文学和戏剧对于中国戏剧的影响还是可以在实验戏剧中明显看到，实验戏剧中所表现的思想、主题和文化观念，都带有强烈现代西方文化的色彩。实验戏剧中的舞台呈现，也常能见到国外现代戏剧、后现代戏剧中一些惯用的手法。

　　从实验戏剧的创作者群体来说，活跃在剧坛上的多数是导演。由于受阿尔托戏剧理论的影响，对剧本的重要性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在实际的创作中，有轻视文字、弱化剧本的现象，因而实验戏剧在文学上没有超过80年代的“探索戏剧”的水准。从实验戏剧的创作者而言，除个别人（如牟森和张广天）外，许多人并不是纯粹从事实验戏剧的创作，他们同时还是国家剧院的导演，还导演了许多不是实验戏剧的、或是大剧场的常规戏剧演出，而小剧场戏剧不过是他们戏剧活动的一部分。他们常常在大剧场的常规戏剧和小剧场戏剧的实验戏剧之间游走，因而与大剧场戏剧有着扯不断的联系。

　　2、反映现实生活的非实验戏剧

　　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经济的转型，人们在对政治疏离与逃避的同时，更关注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生存环境，更多地返顾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样一种心态与视野的转变带来了小剧场戏剧内容与题材的变化。90年代小剧场戏剧放弃了80年代探索戏剧那种对哲学与文化探究的热衷、对形而上问题的偏爱，而回到对现实生活的描述与体验，强调反映现实生活以及生活中人们遇到的种种问题，关注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中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心灵变化、描写人们遇到的窘迫境况和情感困惑。在对琐细的日常生活作具体描述的同时，许多小剧场戏剧也放弃了对英雄主义的向往，放弃了对理想的追求，而强调了世俗化的欢乐，力图将普通人的欲念、普通人的弱点，普通人在现实社会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在艺术特点上，表现出向现实主义的回归，对通俗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认同与靠拢，对小资情调和时尚趣味的欣赏与追求。在创作观念上，则追求情节的通俗易懂和戏剧的娱乐性。因此有人评论说，90年代的小剧场戏剧“无论在题材、内涵，还是表现形式上，艺术家们已经放弃了对实验性的追求，而更关注民众的可接受程度。”(26)对于当代社会的种种热点现象如出国潮、经商热以及在社会转型中人们感情与家庭关系的变化作出描述，是90年代非实验戏剧的小剧场戏剧中表现的主要内容。

　　出国潮曾经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普遍的社会现象。随着改革开放，关闭了几十年的国门再次打开，人们看到了西方国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同时也痛切地感受到中国的贫穷与落后，于是在许多人心中萌发了强烈的出国愿望，这种愿望伴随着人们对国内生活的极度失望，形成了一股强烈到近乎疯狂的“出国潮”，无论是出去留学、考察、探亲、陪读，总之，只要能够出去，许多人可以不顾一切，哪怕丢了工作、花尽终生积蓄，甚至放弃爱情与家庭。出国潮在推动许多人走向新的生活道路的同时，也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许多观念，并激发了生活中的矛盾与危机。《留守女士》（编剧乐美勤，导演俞洛生）就描述了出国潮导致的情感和婚姻危机。这部戏描写了两位青年男女在各自配偶出国后孤独苦闷的等待中，以合同情人的方式，度过一段同病相怜的短暂日子。剧中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等待出国与配偶团聚的青年男女的真实心态，特别是年轻女性在丈夫出国后那种无奈与寂莫，那种苦撑的状态。这出戏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并公演了300多场。“它真切地触及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痛处，导演又营造了一个与观众促膝谈心的话题和气氛。”(27)剧中描写的生活使人们感到真实、熟悉、亲切，两位演员奚美娟、吕凉不露痕迹的精彩表演，使这出戏内容的魅力得以充分地展现。“留守女士”“从一个剧名变为一个广泛流传的社会学名词，正说明它在情感深处碰触了当代中国人的某一痛点。”(28)这部作品反映了“出国热”给许多中国人带来的感情危机和道德迷乱，反映了当代中国人既受道德束缚，又无法被完全束缚，以及由带来的迷惑和自我安慰的现象。

　　如果《留守女士》是写在国内留守人士的生活，那么《陪读夫人》（小说原著王周生、改编导演俞洛生）和《大西洋电话》（编剧王建平、导演袁国英）则将描写的笔触伸向了国外，前者描写了一位出国陪读的知识女性在美国家庭当保姆的种种生活境况，后者描写了一个中国女中医到美国后的种种遭遇。《大西洋电话》以女中医被人敲诈、性骚扰、排挤、恐吓，使她一连往国内打了四十八个电话，最后在心力交瘁下，不得不含泪回国。表达了国门初开时，人们对于国外生活的某种看法。这就是在长期封闭环境中形成的、对于国外生活既向往羡慕又担心害怕的心态，以及由于不自信而产生的软弱。有一句当时很流行的歌词颇能概括人们这种心态：“外面的世界很精采，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而《美国来的妻子》（编剧张献、导演陈明正）则从另一角度反映了“出国热”的问题，这出戏描写一个出国十年的成功女人，为了与丈夫离婚从纽约回到上海，却惊异地发现他居然与十年前没有什么变化，依然过着与世无争但却有点颓废情调的生活，她想教育自己的男人使他知道“上进”，但没有丝毫结果，这时，她那做宾馆小姐的表妹却爱上了姐夫，引发了与表妹男朋友的危机。戏的结尾，在度过了一段又爱又恨感情复杂的日子之后，妻子抛下丈夫再次出国。这部戏展示了“时代的一幅缩微了的滑稽肖像”（孙甘露语），在出国潮汹涌的上海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造成了一时轰动效应。一定要出去而不是等丈夫或妻子回来的这种描写，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也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普遍心理，借用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一部小说的名字来说，就是“生活在别处”。因为国内的生活不是生活，只有国外的生活才是生活，所以，在分开的情况下，只有出去，而不是回来，才是唯一的正途，认为自己目前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而只是暂时的过渡，是那个时期普遍的社会心理，也是许多人投身于出国潮的基本动力。

　　进入90年代以后，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着整个中国。随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变，人们原有的观念也开始发生了改变，经济发展的加速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强化了人们的财富观念和消费意识，享受生活、追求财富成为全社会普遍的心理，通过经商获取财富则成为许多人的生活理想和奋斗目标，在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下，全中国迅速形成了一股“经商热”，这股似乎是不可抵挡的热潮，席卷了社会各个阶层，把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各色人物都卷入了其中。在90年代前期许多小剧场戏剧中，都描写了人们的经商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对人们生活和精神的深刻影响。如《热线电话》（编剧王承刚、蔡伟，导演蔡伟、王承刚）中的高铭亮，为了赚钱先是去经商失败，经商失败后他不甘心，又去炒股票，但股票被套牢，于是他总结经验，认为要成功必须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于是想开办一个文化经营公司，由于妻子不赞成也不理解他，他感到非常苦闷，正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支持他办公司的富有女人苏菲，于是毅然投入苏菲的怀抱。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商业活动是受人轻视的，但“经商热”却改变了这一切，只要经商成功，有了钱，人的社会地位也会随之提高，如《灵魂出窍》（编剧苏雷，导演张奇虹）中则描写了一个在商海中闯荡的“成功人士”林浪，他辞了机床设备厂的工作去经商，从最初摆地摊卖瓜果蔬菜起家，到办起公司“一把一把地挣钱”，如今，已经买了高层建筑的单元房，自己有了车，穿的皮鞋是意大利“老头”牌的，每双八千多块，媳妇光裙子就有七十多条，还养了一个“小蜜”。但经商的成功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却使林浪的精神更为堕落，他因外遇而与妻子反目，于是生出杀妻之念，结果妻子喝了他拿来的药水而死去，他在震惊中终于良心发现，并进行了真诚的忏悔。

　　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和感情生活始终是当代小剧场戏剧的重点，由于政治经济的大转型对于整个社会都意味着一场降临在平静生活里的风暴，所有的家庭都都会受到其冲击，因此无论是出国求学、还是经商求富，无论是结婚多年的夫妻还是相识不久的青年人，都会遇到感情的危机，甚至连过去一般是正面宣传的军人生活中，也出现了感情问题，如《冲出强气流》和《送你一支玫瑰花》中，都描写了妻子与军人丈夫的感情冲突。。通过描写爱情的变化、感情的破裂和婚姻的解体，小剧场戏剧表现了社会变化转型时期人们心灵的变化，感情的不确定性和婚姻关系的脆弱性。如熊早编剧，熊源伟、王佳纳分别导演两个版本的《泥巴人》，讲述四个年轻人在舞厅偶然邂逅，度过了一个充满友情和温馨的除夕后，相约年年此时来此聚会。当第四个除夕夜来临时，远嫁国外的小怡带着许多钱赶回，要为陶炎举办画展，但陶炎却因脑瘤双目失明而自杀了，怀着孩子的小惠和丈夫体育老师离婚了，而一直深爱小惠的柳泯决定到南方去寻找新的机遇。这部作品由于抒发了年轻人对友谊和爱情的浪漫诗情，真实表达了年轻人对生活的看法和对时代的感受，在青年观众特别是在大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其剧名《泥巴人》正是取泥巴搓土即成，遇水即散的特性来寄寓对不确定的人生和命运的感叹。而获得文华奖的《同船过渡》（编剧沈虹光、导演王佳纳）则以一句老话“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表达了在一个价值多元、精神纷乱、充斥种种情感危机和家庭战争的社会中，人们所应当具有的生活态度与对感情的珍惜，表达了对“家”的渴望与对仁爱宽厚等传统美德的赞颂。剧中描写了一对青年夫妇，为了赶走与他们同住在一套单元房里的退休小学教师，擅自为她登了征婚广告，广告引来了一位即将退休的船长高爷爷，他风趣和蔼，善解人意，使终身未嫁的方老师陷入接受与拒绝的矛盾心态，而此时，这对年轻人却因为妻子旧情人的出现而产生感情危机，高爷爷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唤醒了青年人对生活的感悟和对感情的珍重，最后，虽然方老师还是放不下几十年独身生活形成的矜持心理，但当高爷爷怅然而去时，她却喊出了“愿意”，并期盼他的归来。这部戏平实质朴，却又充满诗意，蕴含着耐人寻味的人生哲理。

　　90年代后期，随着小剧场戏剧对城市青年观众吸引力的增加，它也开始更加关注城市青年男女的感情世界，表现城市白领阶层的生活感受与情感困惑，如《单身公寓》（改编张磊，导演周可）中讲述了先后住进单身公寓的四位青年男女，他们都是高学历阶层，但情感生活却处于困惑之中。静佳在激烈的职业竞争中年龄渐大，她爱上了她的顶头上司，但社会压力使两人情感发生了变味。大学刚毕业的敏敏一心要摆脱父母的约束，她遇到了广告设计师庄大青，她被他的细腻和成熟所吸引，暗恋上他，但大青却无法摆脱曾有过的爱情恐惧。类似的还有《白领心事》（编剧／导演周可）、《情感派对》（编剧洪彬、常青田，导演洪彬）以及《去年冬天》（编剧喻荣军，导演滕学坤），《www.com》（编剧喻荣军，导演尹铸胜）、《女人话题》（编剧王帆）、《目击情人》（编剧郭晨子，导演杨昕巍）等，这些作品都是表现具有大学以上高学历的城市青年，在大城市的环境中，在激烈的竞争压力下遭遇的情感困惑。90年代如此多的小剧场戏剧聚焦于男女和私人感情生活，一方面是因为在剧烈的社会变化中，感情特别容易被许多东西所触动，另一方面，小剧场这种隐秘的、闭合的环境也特别适合进行情感的倾诉，因此，小剧场在某种程度上颇似社会的心理诊所，让许多青年男女在这里得以一诉心中的隐秘情感。

　　非实验性的小剧场戏剧努力去适应普通观众的欣赏水平和艺术趣味，大都保持了剧作的故事性，强调戏剧故事的正常叙述而不故作晦涩或高深，剧中没有对哲理的过多探索，有的只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和情感纠葛描写。这些小剧场戏剧在内容上从对观念的探索回到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普通人生活情景、生活状态的描述，对普通人的情感状态进行贴近再贴近的刻划，在戏剧的观念上从非现实主义回到现实主义传统，在对观众的期待上则是不再渴望仅仅得到文化精英的承认，而更希望得到普通观众的认可。

　　3、商业化影响下的小剧场戏剧

　　随着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戏剧的要求不再是寻求政治道德与思想言说，而是娱乐和消遣。市场经济的繁荣更加剧了人们对政治的远离，金钱取代政治与权力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中心，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思潮成为社会主导思潮。同时，国家开始实行文艺体制的改革，改变以往经济补贴政策，对剧团实行差额拨款的方式，市场的严酷摆在所有话剧演出团体面前，生存问题成为困扰话剧的首要问题。经济的巨大压力使得剧团在面对演出的市场风险时，不得不考虑演出的票房价值。于是重视观众、培养观众等成为话剧的重要课题。话剧再也不能以不屑一顾或深恶痛绝的态度来对待商业化，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不考虑经济投入和回收的关系而一味追求艺术，无论是实验的小剧场戏剧还是非实验的小剧场戏剧，到90年代中期以后，都受到商业文化的影响，有一部分小剧场逐渐向商业戏剧演变。

　　向商业化的演变首先是从商品经济意识浓厚的上海开始的。将晦涩难懂的现代派剧作《情人》，与似乎与其水火不相容的商业演出联系在一起，是上海戏剧人对于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的一个贡献。从这个戏开始，商业化的影响越来越多地渗透在当代小剧场戏剧的创作中，比如不少小剧场在题材选择上，都考虑到了商业的“卖点”，注重表现那些大众关心的社会问题或热点现象，如《楼上的玛金》，就选择上海市民关心的热点现象炒期货和酒巴里的三陪现象为题材，描写了两个上海女子，一个是在酒巴里当三陪女、用“身体的一小部分”赚钱的斯苔拉，另一个是在期货市场当操盘手、用智商和头脑赚钱的卡门。在剧目的选择上，不少小剧场的制作人开始注意了解观众的兴趣与口味，特别是城市青年的欣赏趣味。比如上海“现代人剧社”通过市场调查，发现城市青年人对于反映城市白领的情感生活很有兴趣，于是推出了“白领三部曲”《单身公寓》、《白领心事》和《情感派对》，以城市单身白领的故事来吸引观众。同时，这些小剧场戏剧在艺术表现上一反实验戏剧的晦涩难懂，而是追求通俗易懂好看，而且在艺术表现上有意与流行和时尚挂钩，让小剧场演出内容不仅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也是最新时尚的展示，观众到小剧场来，不仅能看到现实生活，同时也能欣赏流行时尚，因而对城市青年有较强的吸引力。在演出宣传和销售策略上，许多小剧场演出受到国外商业戏剧销售方式的启发，开始强调宣传和包装，并利用明星的知名度和开发观众市场，如《楼上的玛金》中以当红影视明星王志文、刘威的知名度为号召，《恋爱的犀牛》以导演孟京辉本人的知名度为号召，《切．格瓦拉》利用拉丁美洲的游击英雄格瓦拉的国际知名度，作为演出的宣传要素。在戏票销售上，也不仅限于传统的剧场售票方式，而是利用各种形式，如超市、书店、网络等作为销售渠道，如《恋爱的犀牛》的戏票就是利用网络来进行销售的。这些商业化的手段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的，许多剧目都创下了良好的演出纪录（29）并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回报。到90年代末，注重演出的票房价值和经济收益，强调戏剧演出的市场价值和投资回报，注重商业操作的可行性等已经成为许多戏剧人在面对观众和演出市场时的共识，如北京人艺副院长任鸣认为：“从商业上考虑考虑，寻求卖点也是必须的。”(30)而导演孟京辉则认为实验戏剧不排斥商业性，他说：“戏剧必须是观众能迅即了解、即刻感受并产生共鸣、共同创造的艺术。以前为了自己个人的需要，没有考虑观众的戏现在看来没什么意义。”(31)导演张广天也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所处的大环境是市场经济社会，我们卖票，在剧场里卖《切．格瓦拉》的CD和海报，这是一种商业行为，是要挣钱的。”(33)即使是一向坚持实验戏剧的林兆华，在《三姐妹．等待戈多》的演出遭遇票房失败之后，也意识到实验戏剧的风险不仅来自意识形态，也来自演出票房，因此，他也表示以后再搞实验戏剧时将采取“有把握就在大剧场，没把握就搞点小的（剧场）。”(32)的做法以避免过于大的经济风险。

　　商业化的影响还促进了戏剧演出体制的变化。自1987年牟森组织民间剧团开始，这种体制的改变就没有停止过。1989年，吴保和、刘擎和雷国华组成星89剧社，在上海人艺二楼排练厅演出了小剧场戏剧《金棕榈酒吧的楼上楼下》。1992年12月，中央戏剧学院一批年轻教师和学生组成“穿帮剧社”，先后演出《思凡》、《阳台》等剧。1993年元月，郑峥等青年戏剧人成立了“火狐狸剧社”，排练演出《情感操练》等。1993年，青年剧作家苏雷担任演出的“执行制作人”演出《灵魂出窍》和《疯狂过年车》。1993年，深圳一批热衷于戏剧艺术的年青人在深圳剧协的组织下，组成剧组演出了《泥巴人》。1994年，上海的张余、陈萌萌、贺子壮、曹小磊、李容、杜村、赵屹鸥等青年戏剧人组成“现代人剧社”，演出了《上海往事－红玫瑰》、《美国来的妻子》、《楼上的玛金》、《鼠疫》等。就连林兆华也在北京人艺之外成立了自己的“林兆华工作室”。这些以自由组合方式组成的民间剧团最终导致了话剧演出体制的改变。

　　随着民间剧社的出现，独立制作人的制作方式浮出水面并在整个小剧场戏剧演出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34)。独立制作人作为演出的组织者，负责筹集演出经费，寻找剧本，邀请导演、表演和舞台制作人员，获得演出许可，进行宣传和票务销售。独立制作人既不同于目前国家剧团的模式，但也还不是完全独立意义上的民营剧团。它是以一个戏的演出为核心，临时组织的演出班子，由于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特点，独立制作人尽管有时可以有自己的独立名称（往往是剧社或某工作室），但它必须挂靠在某个有演出许可证的剧团或戏剧机构，以取得演出的资格（目前这一点正在改变，由于文艺体制的改革，越来越多的独立制作人已经开始获得演出许可，而不必挂靠国家剧院）。由于独立制作人的演出经费完全是自己筹集的（是来自企业或个人的赞助或是投资），因而他就不得不考虑演出的经济效益，考虑是否能够收回投资并有一定的利润，这样，演出在一定程度上就不仅是一项艺术活动，同时也是经济活动。有学者认为，独立制作人是中国戏剧的原有体制发生本质性裂变的征兆。“它深刻地说明了一部剧作可以在最少行政干予的情况下问世，说明了意识形态多样化成为一种可能。”(35)

　　民间剧社和独立制作人的出现，使得小剧场戏剧演出突破了原来国家剧团在人员组合上的限制，使一大批热爱戏剧的非职业人士进入了演出行列，更体现了小剧场戏剧“爱美剧”的精神，如《彼岸》完全是一批非职业的、刚刚在学表演的孩子的演出，《零档案》的三位演员都不是职业戏剧演员，其中两位是纪录片制作人，一位是歌舞团的编导。民间剧社和独立制作人也使得戏剧演出的审查关卡减少，剧本也不需要象过去国家剧团那样从艺委会、剧团领导到文化局、宣传部领导的层层审查。民间剧社和独立制作人的出现，使演出经费来源多元化，以前剧团演出的经费都是来自上级文化部门的拨款，而现在是五花八门，除了剧团本身的投资以外，往往还有机构赞助或投资，如企业、基金会、文化机构，甚至个人出资等，投资渠道灵活而多样。

　　受商业化影响的小剧场戏剧虽然也讲究票房价值和经济回报，但比起以往话剧中的定向戏、文件戏、行业戏有一个根本不同，它不是对应宣传某项政策或法规，不是依靠某个领导部门的行政命令或行业的包场，而是依靠戏剧演出本身的魅力来争取观众，让观众喜欢并自愿掏钱来看戏。因此这样的小剧场戏剧在中国的戏剧环境下自有其积极的意义。当然，商业化的影响是有负面效应的，这类戏剧演出在繁荣演出市场的同时，也带来了对某些低俗趣味的迁就和演出质量下滑的危险。一般说来商业戏剧的主要目的不是艺术的探索而是商业的成功，成熟的商业戏剧应当具有这样一些要素：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并适应观众口味的剧本，豪华的舞台布景和极具娱乐性的精彩表演，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大牌明星，完整而有效的宣传及演出运作，这些因素都是确保商业成功所不可缺少的。而目前中国大陆小剧场戏剧演出还不完全具备这些因素。因此，即使是那些受到商业化影响的小剧场戏剧，其实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戏剧，而只能说是对国外成熟的商业戏剧的思路和做法的一种学习与模仿。

　　回顾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发展的两条脉络，一条是从高行健、林兆华开始，经过熊源伟、张献、牟森、孟京辉等，直到沈林、黄纪苏、张广天等人的实验戏剧，这部分具有探索精神的实验戏剧，是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的“先锋”和“前卫”，它始终站在整个中国戏剧的前列，牵引着中国当代的戏剧思潮，担任着“领跑者”的角色，它是中国当代戏剧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另一条是从《火神与秋女》、《天上飞的鸭子》开始，经过《留守女士》、《情感操练》、《灵魂出窍》、《泥巴人》、《同船过渡》、《热线电话》等，一直近年来的《去年冬天》、《押解》、《白领公寓》等非实验性的小剧场戏剧。这部分小剧场戏剧，秉承了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反映当代中国人生活与情感为己任，以在新的时代与环境中保存并发展话剧艺术为目的。这部分小剧场戏剧的实验性并不强，但在将中国话剧从大剧场向小剧场转移的过程中，起到争取观众、扩大队伍，建立规范的作用，同时因其数量众多，它无可置疑地构成了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的多数。因而其作用也不可忽视。这两部分小剧场戏剧在90年代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商业化的影响，因而出现了部分的融合，如《情人》、《楼上的玛金》、《美国来的妻子》、《恋爱的犀牛》、“白领三部曲”等。这部分小剧场戏剧既保留了实验戏剧的某些锐气，又充分考虑到观众的接受程度和欣赏水平，是在了解演出市场的前提下进行的艺术创作，在当前话剧前景仍不乐观的时候，无疑为中国话剧开拓出了一条新路。这些不同的戏剧作品使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具有了不同的风格与色彩，从短期看，这几个部分似乎有矛盾甚至是互不相容，也使准确定义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发生一些困难，但从话剧发展的历史眼光看，无论哪一部分，其实都是这一时代中国小剧场戏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第三节  小剧场戏剧的概念之争 

　　小剧场戏剧在当代中国的迅速发展，自然也引起人们对它理论上的关注与思考，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