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学科回望与前瞻

内容提要：当代戏剧研究领域的诸多分支中，中国近现代戏剧的研究有了明显突破。京剧研究与梅兰芳研究是剧种研究的热点，《昆曲艺术大典》代表了当代剧种研究成果的水平。地方剧种研究的升温，成为当代戏剧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全明戏曲》《全清戏曲》的编撰，《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及《续编》、《梅兰芳全集》的出版，是戏剧历史文献搜集整理出版的重大进展。但戏剧基础理论研究相对弱势，中国戏剧表演体系研究推进缓慢，话剧理论和外国戏剧研究逐渐边缘化的现象，应该引起戏剧学科的重视。

　　关 键 词：戏剧学科/剧种研究/戏剧历史文献资料/戏剧基础理论研究

　　作者简介：傅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戏曲研究所所长，教授。北京 100073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戏剧学科之形成，始于晚清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一学科的发展非常迅速，已经形成了由史、论、资料、评论四者互相支撑的完备的架构，并且出现了诸多分支学科。始于19世纪后期的西方戏剧译介和20世纪初话剧的引进，使戏剧研究的对象自然延伸到中外话剧领域，因此丰富了中国戏剧学科的内涵。经过一个多世纪发展，尤其是因21世纪以来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张，戏剧学科也进入高速发展的新阶段，呈现出与此前颇为不同的新面貌。

　　中国戏剧学科的研究虽然并不局限于本土戏剧，然而，中国的戏剧学者们最为关注本民族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悠久而辉煌的戏曲史的研究，这是理所当然的。因而，戏曲研究是戏剧研究领域最重要的部分。

　　戏曲成熟于宋元年间，明代后通过多条路径传播至全国各地，并且形成丰富多彩的、多系统的地方戏。因此，戏曲的通史和断代史、地域史各有其相互不能取代的学术价值。从通史的角度看，从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发展史》到张庚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出版至今已数十年甚至半个多世纪，但是中国戏剧通史的研究很少真正意义上的推进。廖奔、刘彦君合著的《中国戏曲发展史》，[1]是新的较具规模的戏曲通史，其特点在于增添了文物实证的新视角；其中对舞台演出有更多的关注，也多为对存世文物的戏剧史意义的阐发。曲六乙编著《中国少数民族戏剧通史》[2]打破戏曲史的框架，重在叙述汉族文化之外的戏剧活动的历史，是对中国历史上戏剧整体发展的重要补充。拙著《中国戏剧史》[3]试图突破以张庚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为代表的偏于社会学的历史框架，并且将史的脉络延伸至当代，但体量偏小，无从替代上述几部通史。当然，近年里还陆续出现了一些断代和地域的戏剧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深入到中国戏剧的局部，这些较深入的研究，有助于让戏曲发展的脉络和面貌更为清晰，然而，中国戏剧发展历程完整的通史形态的新描述，仍有待来日。

　　戏剧史的研究领域最主要的突破，是对近现代以来中国戏剧发展进程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戏剧发展，逐渐成为戏剧学科的热点。贾志刚主编的《中国近代戏曲史》[4]的出版，上限为中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鸦片战争(1840年)，下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意图当然是要填补张庚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和《当代中国戏曲》之间的空白，为20世纪戏曲史的整体叙述提供新的起点。但是，该书的体例并不完全按照通史的结构展开，作为一项多人参与的集体研究成果，各部分之间颇难以融会贯通。因而，这一时期的戏剧史述虽然有了这一重要的开拓性成果，其空白仍有待填补。

　　如前所述，20世纪上半叶的戏剧研究颇受学界关注，是中国戏剧史研究新的、重要的学术增长点。尤其是一些具体时段和现象的深入研究，明显在努力突破原有的研究盲点。

　　其中，20世纪初“新潮演剧”的研究，使戏剧界对话剧诞生与早期发展的认识明显深化，尤其是围绕中国话剧的诞生时间节点与早期话剧创作演出主体的争论，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是成果相对比较集中的领域；无论是国内丁罗男、袁国兴等学者的研究，还是日本学者平林宣和、饭塚容等的研究，都产生较大反响。2009年在广州、2012年在北京、2015年在杭州召开的连续三届有关“新潮演剧”的学术会议，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对中国戏剧这一特殊发展时段的研究。中国话剧始于1900年(或1899年)上海学生演剧而非1907年东京春柳社的演出的观点，以其充分可靠的证据而获得越来越多学者的理性认同。

　　近现代以来以上海为中心的戏剧演出市场的研究，近年突然成为戏剧研究者非常热衷的话题，并且与“新潮演剧”的研究，形成相互关联的掎角之势，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话剧与戏曲研究两相分离的现象。戏剧市场的研究，将学者们的兴趣从原来纯粹关注作为艺术门类之一的戏剧，扩展到作为演出市场中文化消费对象的戏剧，揭示了晚清民国年间戏剧界极具活力的传播与营销活动，也拓展了戏剧研究的外延。

　　抗日战争时期的戏剧发展，除上海“孤岛”时期的左翼话剧之外，一直是戏剧研究界相对薄弱的部分，近年里出现了重要突破。马俊山对该时期演剧职业化的研究，在相关成果中较有代表性。此外还有日本占领东北后成立的伪“满洲国”治下的戏剧发展研究，同一时期的台湾戏剧研究等，都为我们进一步把握20世纪上半叶中国戏剧发展的全貌，提供了有价值的成果。值得指出的是，这些研究之所以取得突破，明显借助于超越原有的学术禁区的力量，如话剧诞生和早期话剧发展的认识的推进，是对中国话剧所谓“战斗精神”的质疑与突破的结果；对日本占领区的戏剧研究的推进，同样是在排除非学术和非艺术因素的前提下取得的。

　　中国戏剧分为多个剧种，其中京剧因其在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与影响，一直是戏剧研究的重镇。多年来，京剧研究始终是海内外中国传统戏剧研究领域最有活力、成果最丰的领域，在可见的未来，这一趋势仍将持续。

　　京剧研究群体的形成与学术交流，最主要的平台就是中国戏曲学院主办的两年一度的“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一戏剧界最重要的学术活动12年里已持续召开六次大型国际会议，每次均吸引近两百位学者参加，会议主题涉及京剧与中国文化传统、京剧与中国现代社会、京剧的表演理论体系以及梅兰芳与京剧的传播等重要议题。目前已经问世的5部会议论文集，收录了海内外优秀学者参加历次会议的学术论文，充分体现了当代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国的京剧研究者的水平，也是中国戏剧研究领域最有价值的成果。

　　梅兰芳研究在京剧研究领域有特殊的重要性，一直是戏剧研究的重点对象，并且随着纪念梅兰芳诞辰120周年和访苏80周年等纪念活动而升温，相关的出版物与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涌现出一批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梅兰芳1930年访美演出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跨文化研究渐成热点的背景下，梅兰芳访美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尤其是大量中文和英文原始文献浮出水面，突破了长期依赖《齐如山回忆录》这单一文献形成的偏见，研究更有价值，结论更为客观。同时，梅兰芳访日和访苏的研究，也有明显的推进。这些重要研究成果，还刺激了中国戏剧海外传播以及中西戏剧交流的研究。

　　昆曲是中华文明中雅文化的结晶，在戏剧领域始终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王文章主编的《昆曲艺术大典》[5]问世，是昆曲研究领域的重大和标志性的成果。《昆曲艺术大典》分为历史理论典、文学剧目典、表演典、音乐典、美术典五大部分，分类搜集、整理昆曲艺术的文字文献、谱录文献、音像资料文献、图片资料等，在明清及近代昆曲的理论典籍、史料文献的搜集整理方面的贡献，令人瞩目。编撰者校点整理了昆曲理论、剧本文献200余种，多达1300万字，包括昆曲理论文献100余种，昆曲剧本100种及三种大型昆曲选集，整部《大典》包含原始文献多达近2000条目，并且一一编撰提要；昆曲曲谱、身段谱等典籍的影印，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类典型的百科型著述，如同此前出版的龚和德等学者主持完成的《京剧大百科全书》一样，如果没有多年研究的积累，很难克尽其功。

　　当代昆曲演出中最具影响力的青春版《牡丹亭》，一直是戏剧研究的热点，每年都有大量新的研究文献问世。青春版《牡丹亭》上演十年来所获的关注，实为其他任何戏剧演出剧目望尘莫及。该剧在海内外各大学的演出均产生强烈反响，还吸引了大众媒体始终不懈的聚焦，所以引发了许多非戏剧专业学者的研究兴趣，丰富了戏剧研究方法，同时也开拓了戏剧研究范围。

　　地方戏是中国戏剧的主体，地方剧种的研究升温，是近年来戏剧学科发展进程中最令人瞩目的趋势。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初名为“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遴选，2001年，昆曲成为该组织第一批公布的18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其后又有京剧、粤剧等剧种相继被列入世界“非遗”目录。受此影响与启发，我国也于2004年开始实施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证工作，并且逐渐向各省、市、县一级延伸。全国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认证产生了始料未及的效果，从戏剧角度看，那些长期缺乏关注、当然也很少为学术界关注的地方剧种，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地方政府申报“非遗”项目的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些剧种的生存环境，同样重要的是，由于申报“非遗”项目的需要，相关的剧种研究也获得高度重视，因此直接引发了地方戏剧研究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