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陕西戏曲创作与表演述论

内容提要：本文对明代陕西地区的戏曲发展状况做了描述，并且对各种戏曲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陕西在明代虽然已不再是中国戏曲创作与表演的中心，但是戏曲活动仍非常繁盛，变体杂剧中独折戏便始于陕西，而杂剧家中的康海、王九思无疑属明代戏曲大家。晚明时以昆山腔为代表的传奇在陕西亦有相当成就。秦腔的出现，更是开中国戏曲花部乱弹之先河。

　　关 键 词：明代/陕西戏曲/康海/王九思/杂剧/传奇

　　作者简介：贾三强，男，陕西户县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陕西 西安 710127

　　明代前中期的北杂剧，从整体上看，已经走上了贵族化、文人化的道路，日益典雅，失去了民间艺术活泼的生命力，在与南戏系统衍生出的传奇戏的竞争中，节节败退，逐步走向没落。但是，这是个历时二百余年的漫长历史过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足以与传奇分庭抗礼，相争不让。因此，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明代前中期演出的戏曲几乎清一色是北杂剧。

　　1378年，朱元璋封次子朱樉为秦王[1]3560。据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记载：“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2]370据此，秦王受封时应该带来包括杂剧在内的唱本一千七百种。有明一代，陕西地区杂剧演出活动在贵族官府和平民百姓两个层级上都相当炽盛。

　　明代后期的著名文人袁宏道在其日记《场屋后记》中写到了秦王府中的演戏活动：

　　(万历三十七年八月)丙子，宴于(西安)秦藩，乐七奏，杂以院本、北剧、跳舞。[3]1489

　　陕西一百多个府州县在明代前中期普遍建筑了城隍庙。其典型的格局是在庙的前部修筑戏楼，楼下留有大片场地。直到现在，关中民间还留传有谣谚“城隍庙对戏楼”，可见城隍庙建戏楼已是通例。起初修建戏楼演戏是为了娱神，在各种节日期间给神演戏。实际上四里八乡的百姓成为观戏的主体。于是后来演变成娱人，平时也经常演出，成为普通老百姓的休闲娱乐活动。如洪武八年(1375)，三原城隍庙落成，杜康祖在《修三原城隍庙戏楼碑》中描述道：“乃造歌楼，演唱杂剧。”[4]12《鄠县新志》载：“周仪，孝义举人。与诸生约，鸡鸣从事，乃鸡未鸣时辄先自起，衣冠而待……邑民有事于城隍庙，声伎繁艳，观者蹇途，诸生无一敢延伫者。”[5]官师·第四·教谕·明当时城隍庙演戏已是常态，凡百姓有事，就可在其处演戏，且“声伎繁艳，观者蹇途”，可见演戏时之热闹非凡。

　　明代是北杂剧的变体时期，也有人称这种变体杂剧是南杂剧。即像南戏一样，不循一本四个宫调的惯例。据统计，传世的一百六七十种元杂剧剧本中，五个宫调的只有《赵氏孤儿》、《五侯宴》、《东墙记》、《降桑椹》以及五本二十一折连台本戏《西厢记》中的一本，只占百分之三左右，其余的都是四个宫调。这种模式被突破的趋势在明代初年就已出现。当时最著名的杂剧作家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孙子周宪王朱有燉，他的杂剧剧本集为《诚斋乐府》，共收入杂剧作品三十一本。他本人按当时人的做法，并没有对剧本按照套数分折，很多甚至没有分折，但是今天看来，大多数作品还是四个宫调，例外者有《曲江池》、《牡丹园》和《仗义疏财》，占作品总数的十分之一，远较元人为多。[6]

　　明代中期以后，文人们更是不再墨守一本四折的成规。明代中后期杂剧最著名的集子是《盛明杂剧》。这个集子共收杂剧六十种，短的一折，长的八九折，其中四折的有二十一种，只略高于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一折的就有二十三本，超过四折的十四本。[7]58南戏结构自由的特点也在北杂剧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一般认为，明代杂剧以十五世纪后期的成化、弘治年间为界，分成前后两期。明代前期宫廷杂剧为主导，其代表作家是藩王朱权、朱有燉和御用文人贾仲明、汤舜民、杨景贤等人。陕西地区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出现有名的作家。明代中期以后，杂剧领域便成为文人戏的一统天下。[8]明代前期中国社会大体安定，因此杂剧也同其他文学样式相同，被歌功颂德、说教卫道和神仙道化等主题充斥着。而进入明代中期以后，历史上各朝各代在相应时期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在明代也产生了，如土地兼并问题、政治腐败问题、农村剩余人口问题，另外在明代还形成了城市中市民社会崛起，与传统农业社会难以兼容的现象。这些都使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大量发生，如朝臣中的忠奸之争，下层民众与上层统治者的权益之争等等。这些矛盾使明王朝的统治根基发生动摇。社会矛盾不可避免地体现在这一时期的杂剧内容中。

　　明代中期陕西地区出现了两个享誉全国的著名的杂剧作家——康海和王九思。他们以自己的优秀作品，使得杂剧创作在明代前期百年沉寂后异军突起，大放光彩，再次出现了创作的热潮，一直延续到明代后期。正因为他们的出现，令明代陕西杂剧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

　　王九思(1468-1551)，陕西鄠县(今称户县)人；康海(1475-1540)，陕西武功人。两人分别于弘治九年(1496)和弘治十五年(1502)年中进士，康海还是状元。两人经历相仿，中进士后都在京城做官，后因与陕西兴平人大宦官刘瑾(1451-1510)同乡，在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案中均受牵连，罢官归乡，终老田园。两人为终生挚友，儿女亲家，在中晚年隐居故乡时，时常往来，诗文词曲相娱，还写作杂剧并指导演出。

　　海、九思同里同官，同以瑾党废。每相聚沜东鄠、杜间，挟声伎酣饮，制乐造歌曲，自比俳优，以寄其怫郁。[1]7349

　　这些事迹在两人的集子中多有体现。因此两人的杂剧创作也互有影响。

　　王九思的四折杂剧《杜甫游春》，亦名《曲江春》，写唐代大诗人杜甫游览唐代长安城南名胜曲江池和鄠县渼陂的故事。[9]背景是在安史之乱初平后的肃宗至德二载(757)。历史上，杜甫在这一年离京赴肃宗所在的凤翔(在今陕西)，有诗《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而唐军从叛军手中收复长安，是这一年九月二十八日。随后，肃宗回到西京，并在十二月初三将太上皇玄宗迎回到长安。王九思此作中借春游时杜甫之口说玄宗和肃宗已经回京，并非历史事实。但作者之意并不在要写一段信史，而是借虚构的杜甫游春之事，抒发自己的感慨。

　　剧中的杜甫曾有过一腔抱负：“两手要扶唐社稷，一心思画汉麒麟。”但是怀才不遇：“只想与朝廷建立大功业，不幸天下有事，蹭蹬到今日，莫非是命也呵！”看来是说安史之乱耽搁了自己的前程，但是话头一转，说到此前李林甫的专权：

　　[朝天子]他狠心似虎牢，潜身在凤阁，几曾去正纲纪，明天道？风流才子显文学，一个个走不出漫天套。暗里编排，人前谈笑，把英雄都送了。

　　“风流才子”，指的正是自己这种有才有识之士，但是却在李林甫之流的手中，“一个个走不出漫天套”，“把英雄都送了”。

　　但这并非是这个杂剧的主题，作者由衷赞叹的是杜甫的决意归隐。

　　[东原乐]相映着日色红，恰便似青莲隐约在风前动，瀑布飞来百尺虹。堪题咏。我待要避人来也，住在这紫云深洞。

　　(副末[饰岑参])先生正当向用之际，何以有此山林之念？(正末[饰杜甫])你不知道：

　　[绵搭絮]不怕你经纶夺世，锦绣填胸，前挤后拥，口剑舌锋。呀！眼睁睁难分蛇与龙，烈火真金假铜。似等样颠倒英雄，不如的急流中归去勇！

　　因此在戏的最后，杜甫受岑参之邀，去游览鄠县渼陂时，朝中宰相房琯派使者持圣旨前去征召他入朝升任翰林学士，他虽随使者回朝谢了圣恩，但随后表达了归隐的决心：

　　[离亭燕带歇拍煞]从今后青山止许巢由采，黄金休把相如买，摩挲了壮怀。想着俺骑马上平台，登楼吟皓月，倚剑观沧海。胸中星斗寒，眼底乾坤大。你看！那薄夫匪才，谁是个庙堂臣？怎做得湖海士？羞惭杀文章伯。紫袍金阙中，骏马朝门外，让与他威风气概。我子要易右沽酒再游春，乘桴去过海。

　　这也恰是王九思归隐后对黑暗官场极度失望，因此义无反顾心境的写照。

　　全剧除结构谨严，情节流畅外，其语言功夫也令人叹赏。写杜甫眼中曲江池一带的风光和并抒发他的感慨：

　　[耍孩儿]我则见长空霭霭浓云罩，低压着花梢树杪，纷纷微雨洒南郊，把春光用意妆描。我子见烟横贝阙禅林远，风摆金铃雁塔高。忽听得儿童报，绿莎牛背，赤脚山樵。

　　[四煞]蓬莱宫望转迷，斗城门路匪遥，淡烟疏雨频凝眺。林花着雨胭脂湿，岸柳和烟翡翠摇。忽听佳人报，画栏中红残芍药，湖山下绿满芭蕉。

　　[三煞]琼卮酒满斟，锦囊诗正好，倚楼对景穷搜掠。叶心润带蝴蝶粉，花片香归燕子巢。忽听得诗人报，吟就这一联佳句，费尽了多少推敲！

　　[二煞]坐黄昏，风雨冥，对清灯。庭院悄，梨花无语伤怀抱。彩毫细点城南景，碧殿长怀梦里朝。忽听得游人报，逍遥呵今夜！玩赏在明朝。

　　[煞尾]良宵欹枕眠，浮生随处好。霎时酒醒晨钟报，不似那一刻千金怕到晓。

　　清丽绮靡，有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白朴、郑光祖之风。王九思之曲艺术成就极高。明代后七子领军人物之一的王世贞评价道：

　　敬夫(王九思字)与康德涵(康海)俱以词曲名一时，其秀丽雄爽，康大不如也。评者以敬夫声价不在关汉卿、马东篱(马致远)下。[10]

　　王九思和康海都写过《中山狼杂剧》，分别为单折和四折①。两人所作都本于马中锡(1446-1552)的寓言《中山狼传》。其作述春秋末期晋国赵简子打猎射伤一狼，狼逃跑中遇东郭先生，哀求其搭救自己。于是东郭先生让狼藏在自己的书囊中，骗走了赵简子。将狼放出后，狼要吃他。遇一老人，老人用计将狼骗回书囊，与东郭先生一起将狼杀死。这篇寓言的主题显然是讽刺忘恩负义之辈，并且寓意对这种人一定不能姑息纵容。马中锡曾在陕西督学，是王九思和康海的老师。明代开始，人们多以为康海是为讽刺李梦阳而作。云李梦阳曾为朝中重臣草拟弹劾刘瑾的奏章，被刘瑾下狱，欲置之死地。李梦阳求救于康海。康海以同乡名义请求刘瑾放过李梦阳，李梦阳得以脱罪。然而后来康海因交结刘瑾获罪罢官，李梦阳则落井下石，故康海作此剧。但据学者们研究，王九思、康海罢官后，与李梦阳关系密切，因此这种说法不是事实。②

　　可见两人所写的同一题材的《中山狼》杂剧不是针对某个人物，而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

　　这的是施恩容易报恩难，做时差错悔时难。你看那世人奸巧把心瞒，空安眉戴眼。他与那野狼肺腑一般般。[11]

　　那世上负恩的，好不多也！那负君的，受了朝廷大俸大禄，不干得一些儿事。使着他的奸邪贪佞，误国殃民，把铁桶般的江山，败坏不可收拾。那负亲的，受了爹娘抚养，不能报答。只道爹娘没些挣挫，便待拆骨还父，割肉还母。才得亨通，又道爹娘亏他抬举，却不思身从何来？那负师的，大模大样，把个师傅做陌路人相看。不思做蒙童时节，教你读书识字，那师傅费他多少心来？那负朋友的，受他的周济，亏他的游扬，真是如胶似漆，刎颈之交。稍觉冷落，却便别处去趋炎赶热，把那穷交故友，撇在脑后。那负亲戚的，傍他吃，靠他穿，贫穷与你资助，患难与你扶持。才竖得起脊梁，便颠番面皮，转眼无情。却又自怕穷，忧人富，划地的妒忌，暗里所算他。你看，世上那些负恩的，却不个个是这中山狼么？[12]

　　这两部《中山狼》杂剧虽然与李梦阳没什么关系，但是二人在因被诬为刘瑾同党而遭罢官时，朝中没什么人替他们说话却是事实。这种局面，让这两位与刘瑾除同乡之外并没有其他关系，并且对刘瑾作为相当鄙夷的传统文人士大夫，感到极度失落。因此各写了这样一部剧作，来对世道人心、世态炎凉做出批判，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也使得他们对忘恩负义行为的批判，具有更为深广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