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艺教育的现实呼唤

我国曲艺艺术的学校教育起步很晚。古老的个体式师带徒教育模式，以及“口传心授”的传统教学方法，依然是今天我国曲艺艺术薪火相传的主要方式。现代意义上大批量人才生产的学校曲艺教育,在我国的发展，虽然与一个拥有约500个品种、有着最为深广的群众基础、具有极强民族和民间性的传统艺术门类的现实地位极不相称，但是，我国曲艺艺术的正规学校教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也毕竟经历了一个由无到有、逐渐发展的成长过程。站在21世纪的地平线上，仔细回望我国学校曲艺教育的发展历史，冷静检视已有曲艺学校的办学状况，对于我们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方面，更好地发挥曲艺艺术的特殊作用，全面弘扬包括曲艺在内的历史悠久又传统深厚的民族文化，无疑有着深远的意义。
如果以集体培训而非个体传授来规范学校性曲艺教育的历史形态，则我国学校曲艺教育的形式萌芽，可以推溯到古代王公贵族对家蓄唱曲歌童的招选培训。而这种现象，至少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很普遍了。可能是“戊戌变法”以来中国真正有了学校教育的缘故，才在观念和实践的双重意义上，为曲艺的艺术传承在近世逐渐走向学校教育的方式提供了可能。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也曾一度将包括曲艺在内的民间艺人组织起来，进行集中培训和教育，引导艺人的演出。这种曲艺教育的短期培训班形式，在后来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全国其他地方也普遍见有开展。其主要的动因，是由于抗日战争时期救亡鼓动的宣传需要。
我国开始在比较正规的条件下开办现代意义上的曲艺学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事情。已知最早以“学校”名义独立开办的曲艺教育机构，是1960年9月在保定成立的“河北省曲艺学校”，但不久这个学校就解体了。此后，1962年，江苏省苏州市文化局根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苏州评弹爱好者陈云同志关于建立“苏州评弹学校”的建议，将原“苏州市戏曲学校”改名改制，建成“苏州市评弹学校”。该校为江、浙、沪地区培养了大批表演人才，有力地推动了苏州评弹艺术的繁荣发展。1986年秋，同样是在陈云同志的热情关怀下，文化部在天津创办并委托天津市文化局主管的“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开学。这是迄今惟一一所国家级的中等专业性质的曲艺学校。该校虽然在专业设置上仅仅涵盖了流行于华北地区的评书、相声和各种鼓曲等曲种，设立了相声、鼓曲、长篇书、韵诵等表演类专业及伴奏专业，但同时也招收高中毕业生而设置了曲艺文学创作专业，以培养曲艺曲本的创作人才，是为一大特色。
与此同时，半个世纪之来，全国各地也出现一些不同类型的附设曲艺教育机构，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过。各省、地（市）、县级的各类以剧（戏曲）学校（院）包括一些艺校和业余艺校，是这些机构得以附设的不同依托。此外，许多曲艺表演团体，在没有足够或相应的教育机构为它们培养艺术人才的情况下，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采用“团带班”的模式，自行培养后备力量，成为曲艺人才学校培养的有力补充。这些“曲艺班”及“团带班”的开办，从一个侧面说明，社会对曲艺艺术正规学校教育的需求与渴望，一直是广泛存在着的。并且，广大民间艺人与一些专业演员所秉承的个体师带徒式的教育方式，确实无法满足社会对各类曲艺专业人才的大量需求。
回眸我国学校曲艺教育的历史足迹，检视我国当前曲艺教育的机构设置状况，不难发现，我国的学校曲艺教育设置，无论是数量和质量，结构和层次，都从未或者说远远不能适应我国曲艺艺术和整个曲艺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与现实需要，更无法与历史悠久且传统深厚的曲艺艺术的历史与现状相协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制约着曲艺的继承、革新、发展与繁荣，制约着曲艺文化的良性演进。
首先，由于缺乏一定的专业设置及功能齐全的曲艺学校，使得我国曲艺的艺术传统，不能得到全面而深广的传播。一些地方的曲艺遗产因之处于后继乏人的自生自灭状态。特别是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没有了业余艺人而只有专业演员的演出体制，更使原本在口耳之间存活的曲艺艺术，出现了大面积的沉落。一些保存在民间老艺人手中的曲艺绝活，更面临着“人走艺亡”的危险。国家艺术科研重点项目《中国曲艺志》和《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两个大型系列丛书的陆续编纂出版，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抢救并保存了大量的曲艺遗产，但如何使这些遗产化作鲜活的艺术养料，来滋育我国的曲艺创演，使之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财富，有待也只能有待于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曲艺教育。学校曲艺教育因此肩负着重大而艰巨的使命。必须使自身得到全面的发育与深刻的完善。
其次，造就各类曲艺人才的相应教育体系的不健全，使得我国曲艺的艺术文化，不能藉教育手段得到应当得到的有力张扬，致使至今哪怕是在一些文化人那里，曲艺被视为戏曲或戏剧的组成部分，从而与戏曲或戏剧混为一谈。更使相关的文化单位诸如电台、电视台特别是编辑出版机构，对曲艺节目与作品包括文章与论著，在制作、播放、指认与审读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乏甚至根本没有编辑人员负责或胜任的尴尬局面。电视台把民间小戏和话剧小品当做曲艺节目在曲艺栏目播放者有之；文学编辑把京韵大鼓唱词作为散文小品编入“幽默随笔集”出版而浑然不觉且不做说明注释者有之；学术刊物与出版社拿到曲艺论著，因为没有相应的专业编辑，无法判断其价值且不知找谁咨询者有之，书店里没有曲艺书刊的专门货架，而将之与戏曲、戏剧或音乐书刊混同归类者有之；就连堂堂国家图书馆的书目分类及编目上，也将许多的曲艺书刊混同于其他书刊。凡此，都严酷地暴露着曲艺文化的普及和应用工作非常薄弱，根本的原因在于学校曲艺教育特别是相应高等教育的长期缺席。
我国学校曲艺教育的这种历史贫弱与现实尴尬，使得21世纪在建设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建立和健全我国的曲艺教育体系，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面对网络时代人类文明的空前大碰撞，中华民族要想以更加自豪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葆有使自身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文化品格，对包括曲艺在内的民族艺术文化及其审美文化的深刻继承与全面张扬，是尤其需要引起注重的环节。而对曲艺文化的深刻继承与全面张扬，首要的前提，就是尽快建立健全我国学校曲艺教育的层次架构，强化和提升学校曲艺教育事业的内在品质。一些有识之士，也已就此问题，通过相应的渠道，向党和政府作了报告。比如在1998年的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的曲艺家罗扬同志，就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建立“中国曲艺学院”的提案，政协委员、文化界知名人士徐晓钟、靳尚谊、柳国典等附议支持。该提案还提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艺术学校，应当设置相应的曲艺专业或曲艺班，全面完善我国的学校曲艺教育体系。同时，呼吁进一步加强领导，继续办好全国仅有的两所中等专业曲艺学校。应当说，这个提案，集中反映了广大的曲艺工作者以及全国的文化工作者，对于我国学校曲艺教育事业在当代发展所寄予的厚望。 (吴文科)

（摘自 《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