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是个话剧迷。
小时候，家人带着我看过《赛金花》。只记得"赛二爷"坐监的一场戏，当然更不懂是夏衍，还是熊佛西的本子了。
在小学读书时，看高级班的男女同学合演过日本菊池宽的《父归》。三十年代天津的校园话剧很活跃。后来才知道这是南开张伯苓校长的提倡和影响，周恩来、万家宝（曹禺）、黄宗江，不都是在学校演话剧出名的吗！
到我能节省早点钱，自己掏钱买票看话剧的时候，正是日本统治时期。"珍珠港事变"后，上海影人纷纷北上，京津两地的话剧舞台空前繁荣。我称不上"追星族"，但少年的好奇心驱使我也去买后排票，争取一睹明星的风采。好在前排边上照例有空位，只待灯光一灭，吾辈便悄悄溜到前排去。
看过的明星说不清了，什么高占非、王元龙、陆露明、顾兰君、韩兰根、唐愧秋、唐若青、上官云珠、韩非、舒适、顾也鲁、孙道临……遗憾的是没有看到石挥的《秋海棠》（好像他没到天津），黄宗英的《甜姐儿》来了，票价太贵，我在海河边上的"大光明"剧场门前只能望门兴叹。
有一点值得一提，尽管这些明星的演出不脱商业色彩，但没有一部戏是宣扬"大东亚战争"的汉奸戏。说句实话，我的中外文学知识，最先并非得自原著，而是来自话剧舞台。上官云珠演的《殉情》，那是德国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李宝罗演的《财狂》，那是法国莫里哀的《悭吝人》；凌云演的《大富之家》，那是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什么《茶花女》、《蝴蝶夫人》，包括曹禺的《雷雨》、《日出》，以及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家》，我都是先从舞台上"读"到的。多年后，我看到外国电影里有表现二战期间，艺人们不与法西斯合作的故事，我便会想到那些流浪到北方的演员们，他们面对的也是凶残的法西斯。我们已经有了中国话剧史，但还没有一部《中国话剧演出史》，从某一侧面反映演员的艺术生活，以及他们的良知和贡献也是必要的。
1950年到北京，看的第一部话剧就是金山、张瑞芳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台上台下激情满怀，演员和观众的交流融成一体。那与当时的历史氛围不无关系，越过此时此刻或许再也追不回那种情境了。此后，又看过金山、路曦演的《万尼亚舅舅》，闭幕后拉开大幕谢幕，路曦仍伏跪在金山膝前，激动得不能站起。待再次拉开大幕时，女主角才泪流满面地站在观众面前。这是演员全身心的投入，这就是契诃夫的力量。有机会看到这样演出的观众是幸福的。
最难忘的是1953年看赵丹演的《屈原》。南来的合作演出者还有白杨、魏鹤龄、顾而巳、王蓓，北京的有谢添、石羽、郭平等。至今每一念及，耳边便会响起赵丹那带有南通乡音的"雷电颂"，以及他那潇洒有力的舞台风度。白杨的南后，台词的优美纯正，其中包含的感情深度亦咄咄逼人。因为在报社文艺部工作的方便，我又看过于是之、戴涯不着戏装的《虎符》连排，也看过不断被焦菊隐临时打断的彩排《武则天》，朱琳吃够了苦头，我却看到了大导演和大演员的那种敬业精神。
没有比看话剧更能让我直接体验到激情交流的那种美感了。现在看电影、电视剧，尽管有大演员，如果由别人配音，简直如同演双簧，半真半假，兴味大减，还谈得上什么艺术享受。我宁肯看话剧，原汁原味，生猛的活人，很快就进入戏中的感情世界，好像自己与台上人一起参加了创作。不爱看话剧的人太亏了，光看电影、电视剧怎能享受到剧场的魅力。
当然，我同普通的观众一样并不拒绝明星，最好像先前有电影演员剧团那样，让明星们一年能登台演出一两次也好，让他（她）们有机会在剧场里直接与观众交流。一个真有实力和才气的演员是不怕拉到台上来亮相的，是真是假，是好是赖，观众自有公论。我不是什么"追星族"，我却盼望着话剧日渐景气，并不断涌现出明星，即大演员来。我也不相信，青少年不喜欢看话剧的说法，以我为例，当年作为一名少年的痴情至今难忘，话剧给我的成长带来不少益处。如果说目前的话剧票价太贵，也阻挡了一部分少年观众的脚步。那么能否恢复我们少年时代曾经享受过的优惠，每星期日上午加演学生早场，演员不换，票价减半。我想旧社会能做到的，为什么今天反而做不到了？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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