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香玉与陈宪章

2000年7月11日。河南郑州。几千人拥到近郊的殡仪馆，为一个极普通的人送行。逝者叫陈宪章，他的名字是因为和常香玉连在一起才有些响亮。但极少有人知道，常香玉是因为他才得以辉煌。遗憾的是，他的一切，一直鲜为人知。
记者抵达郑州的那天，正是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常香玉穿一件银灰碎花的短袖绸衫迎了出来。记者赶忙过去搀扶她，边走边说：“我从北京来，来之前特意去看看您捐的飞机，上面写着‘常香玉号’。”常香玉停下来：“不对，应该是‘香玉剧社号’，他们应该改过来，这飞机不是我一个人捐的，剧社这么多人演戏……” 休息片刻，常香玉坐到3年前我曾采访他们老两口的位置上，常香玉开始回忆她和陈宪章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幸福时光。
21岁那年，我演一台新戏，请了许多知名人士去看，陈宪章就是其中一个。演出结束后，大家纷纷发表意见。他的发言引起了我的注意。他针对我戏中的一句台词说：“‘我看他眉清目秀人忠厚’这句词用得不准确。你根本就不了解他，就怎知眉清目秀的人一定是忠厚老实的呢”我听了之后，觉得这个人不仅懂戏，还很幽默，就这样对他有了好感。后来，团里知道后就纷纷阻挡，因为当时团里有许多人在追我，我为了逃避他们的追求，就在报纸上登了一段“想找一个工程师之类的人结婚”的启事。登了以后，可还是有不少人追我，我只好偷偷地跑了。在路上最困难的时候，我决意去找陈宪章。我的朋友知道我的想法后笑我，人家都是男的追女的，可你倒好，一个红得不得了的大牌演员反而去追男的。我说，对，我就是女追男。一是他有才华，人又谦虚；二是他是河南人。我找到陈宪章之后，让他答应3个条件，答应了就结婚，不答应我就走。我还记得当时提的那3个条件，一是我不愿意嫁个当大官的；二是我不能给人做小老婆；三是他不能看不起我，我喜欢演戏，他必须得跟着我。他一一答应了，我们就偷偷私奔结婚了。由于他家里的环境非常好，加之他又做过官，当过校长，他父母开始不同意这门亲事，后来看我们非常相爱也只好同意了。
我们结婚之后，他真的放弃了一切，专心地为我的艺术事业日夜奔波。加之他自幼喜爱戏剧，也很有艺术天赋，曾随“左联”剧作家洪深、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金山、王莹的戏剧二队义演过，凭着这些基础，他开始为我编写剧本。有时演出，少个角色，他就顶上去，老旦、小生唱啥像啥。从此以后，我演出的所有剧本，都是他写的。如有影响的《红娘》、《白蛇传》、《花木兰》等等。除此以外，还有许多现代戏，我数都数不清。 记者听到这里，突然想知道常香玉捐献飞机的过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想知道抗美援朝捐飞机的事与陈先生的关系。”常香玉一听到“飞机”这两个字，眸子里明显增加了一丝欢悦。她动情地说，当时，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我知道后就和宪章商量，我们也为国家办件事儿吧，咱们就捐献一架飞机吧。他愣了半天没有说话，后来说捐献飞机可不容易。我说，你看怎么策划一下吧。他当时没表态，可暗地里却开始运作，先写了个报告给政府，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把存留的金子送到银行兑成钱，把汽车也卖了，可相差还是很大。于是，他决定给我排一出爱国主义题材的剧目巡回演出，用演出获得的利润买一架飞机捐献给国家。经过半个月的准备，他一边写，一边改，终于排演了优秀剧目《花木兰》。为了捐献飞机，我们剧社在全国各地整整跑了两年。当时，中国的老百姓也不富裕，就这么一块钱、两块钱地积攒。有些观众当场就把身上戴的镯子、耳环都放下了。在广东演出时，有一位香港同胞回来看戏，得知我们剧社要为国家捐献飞机非常感动，当时就把手上戴的金表捐了。就这样，两年的时间，我们为捐献这架飞机整整攒了15亿人民币（旧币）。宪章他一直跟着，里里外外地打点、运作。要是没有他的运作、筹划，我不知道这架飞机还能不能捐成。
记者问，陈宪章当时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青年，又怎么会为你抛弃所有呢？常香玉不胜感慨：在那个时代，唱戏是下九流的，他能抛弃所有真让我感动呀。他临去世时对我说，我一生有你足矣。记得文化大革命时，我受到迫害差点进了监狱。在我们隔离的5年中，只有批斗时才能有幸见到一面，可他总说，你要挺住，你要相信共产党。” 采访完毕，记者和常香玉一直呆在陈宪章那间光线不太好的书房里，一边给他的书稿拍照片，一边聊着陈先生的往事。
看着常香玉在这间书房中恋恋不舍的样子，记者悄悄问她的子女：“你妈妈老呆在那间书房，会不会很孤独？”儿子回答：“国外有那么多子女，可她哪里也不去，就是愿意守着这套旧房。” 记者心想，她哪里是守着旧房，分明是在守着她的丈夫，守着她一生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