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花鼓戏是湖南地方戏曲中的一种小戏剧种,又称花鼓子、瓮琴戏,兴起于岳阳、临湘的新墙河畔,在民间歌舞基础上发展而成,以今岳阳、临湘一带地方语言为舞台语言,流行于岳阳、临湘及湘鄂、湘赣毗邻的数县。本世纪50年代正式定名为“岳阳花鼓戏”。
据有关史料记载,岳阳花鼓戏的形成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萌芽阶段。即地花鼓阶段,其声腔为一唱众和,唢呐锣鼓伴奏。这便是岳阳花鼓戏的雏形。从现在岳阳花鼓戏传统剧目中,还保留着的《五痴》、《五展》、《十送》等剧目中,可以看到那种对子歌舞演唱形式的影子。二是成熟、成型时期。同治十一年(1872)《巴陵县志》记载:“乡民搬演小戏,终岁不休,……”这时的岳阳花鼓戏已是比较成熟的小戏剧种了。从同治时盛行的“小戏”开始,到光绪时角色、行当的日益丰富,岳阳花鼓戏进入了逐步完善的阶段。
岳阳花鼓戏的剧目、音乐、表演艺术等方面,特色十分鲜明。岳阳花鼓戏的传统剧目不少,据不完全统计有123出。其中锣腔剧目72出。包括19出为专用锣腔散曲演唱的“二小”、“三小”戏,53出用锣腔正调演唱,多属大型剧目。51出琴腔剧目中,34出为“单句子”一腔到底的剧目,17出用“单句子”结构曲调或“单句子”与“夹句子”混合使用曲调演唱。“单句子”剧目情节完整,多为大、中型正剧,如《郭巨埋儿》、《曹安杀子》、《经堂变牛》、《五娘行孝》、《打刀救母》等,这些剧目大多是随川调传来的。 岳阳花鼓戏的传统剧目,大多取材于民间生活和神话、传说。其中早期的“二小”、“三小”戏,大都是表现劳动人民的劳动和爱情,泥土气息浓厚,生活情趣丰富。一些多角色的大本戏,具有反抗封建道德、追求婚姻自由以及惩恶扬善的内容。这些传统剧目,通俗易懂,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岳阳花鼓戏的表演艺术,是在民间对子歌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真实、细腻的艺术特点。小旦行有“三娇”、“三妖”、“三俏”等刻画人物的表现手段和优美动人的扇子功等,表演套子多,规范化程度比较高。岳阳花鼓戏演员十分注重扇子功的练习与运用,有“无分天气寒暑,扇子不离身边”的戏谚。它是小旦、小丑、小生必练之功。其中小旦的扇子功更为突出。 岳阳花鼓戏的声腔,分为锣腔(打锣腔)、专用锣腔散曲和琴腔三类。
锣腔:属于曲牌体结构,是在“一人起唱,众人和腔”的民歌、山歌基础上形成的,起初为锣鼓伴奏和人声帮腔。50年代增添了伴奏过门和伴奏乐器。它又分为南路锣腔和北路锣腔。南路锣腔情绪柔和,旋律流畅,板式变化比较灵活,适应性强,善于表达各种情绪,运用比较广泛。北路锣腔,是在南路锣腔基础上,受沅、澧流域酬神和宗教音乐的影响而派生出来的,它的情绪凄切伤感,板式变化不多。专用锣腔散曲:大都为“二小”和“三小”戏保留下来专用于某一剧目的曲调,多依从剧目命名。这种民歌体结构的曲调,一唱众和、旋律轻快活泼,音乐形象鲜明,多保持着民族歌舞、说唱形态。 琴腔:湖南统称川调,由瓮琴等丝弦乐器伴奏,它是由外来声腔与本地方言相结合而演变成的。岳阳花鼓戏的伴奏乐器,以瓮琴(50年代后改用大筒)、唢呐为主,它的过场曲牌和锣鼓点子,绝大部分来自巴陵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岳阳花鼓戏没有固定演出团体,艺人们农忙务农,农闲从艺,班社临时组合。艺人们长期在农村的草台之上演出,舞台设施简陋,衣食亦无保障,艺术发展更加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岳阳花鼓戏得到了人民政府的重视和扶持,艺术传统得到发扬,艺术水平得到提高,整个剧种得到较大的发展。在政府的支持下,岳阳花鼓戏建立了固定的专业剧团,改变了半农半艺、自生自灭的农村班社状况,艺人们成了国家的主人。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还举办文艺学校,培养了一批批岳阳花鼓戏演员、乐手,提高了从业人员的思想、艺术素质。通过各种各样的交流学习机会,岳阳花鼓戏在艺术上得到了很大的改革和提高。 根据表现新生活的需要,岳阳花鼓戏整理改编了一大批传统剧目,如《补背褡》、《牛郎织女》、《游春》、《思夫》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改编的《补背褡》一剧参加湖南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获奖后,第二年作为湖南戏曲艺术团剧目进京汇报演出。还创作和移植上演了一批现代题材剧目,如《铁树开花》、《月上柳梢头》等,观众反响强烈。其中,《看水库》一剧,参加了全省现代戏曲展览演出,并受到好评。50年代后期以来,先后移植上演了《骆四爹买牛》、《不能走那条路》、《三里湾》、《琼花》等剧目。这些现代戏的演出,促进了岳阳花鼓戏在编剧、导演、表演、音乐、舞台美术等方面的革新和发展,提高了剧种的整体艺术水平,增强了岳阳花鼓戏表现现代生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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