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雪芬：越剧要振兴，人是关键

我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变革，都取决于社会需要和主体的能动作用，越剧也不例外。

今天《上海戏剧》和《上海艺术家》两家杂志社对越剧的现状与危机，又一次组织大家来会诊讨论了。作为越剧界一员的我，不管在位不在位，命运注定我与剧种荣辱共存！有人就说:“越剧为什么搞不上去的问题，应该去问雪芬。”其实，这几年上海越剧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的我并不知道，有的则是我反对的。但为什么这些还要我负责呢？从一个侧面看，我袁雪芬确实与上海越剧的命运紧紧连结起来了，今天，有许多越剧爱好者和朋友都关心越剧的命运，但我们不要走到让人们感到不值得一顾的那一天，这才真可悲啊！我该讲的似乎都讲过多次了，到今天反而不知该讲些什么具有针对性和有用的话了！

如果历史倒转50年，我也不必反复讲，坐在这里放空炮了，也无需登高一呼或征得谁的批准同意，就可以不声不响地身体力行，到舞台上去实践体现了。无奈我所听见的时代呼声，青年人未必听到，他（她）们是事业的主体啊！如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只能徒喊奈何了！我深深感到似乎越剧改革前的历史今天又在重演了！

尽管我当年年幼无知，为求生存，11岁进入生活误区到越剧圈学戏，跟随胸无点墨、以营利为目的的科班班长，演唱无聊低级幕表路头戏混饭吃，过了8年痛苦的生活，但是也正因为我从小有父母良好的教养，没有能被同化、没有因此而麻木不仁，所以常感到痛苦，继而对旧社会的戏班种种丑恶切齿痛恨，由于痛恨丑恶，才促使我对美好有强烈追求，因此立下志向:誓把腐朽的越剧改为有益于社会的神奇艺术，使它成为社会的一面镜子为人民服务。在与丑恶较量中，我是不惜一切代价，立下改死不渝的决心。几十年来，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想不到越剧改革50年后的今天，又遇到了越剧生存和出路的问题；沦落到又要混饭吃的局面！旧社会是不要文化，不要艺术的社会，造成混饭吃的也不是只有越剧，其他剧种何尝不是如此，那时情有可原。50年前我是个20岁的普通青年演员，一无背景靠山，二无社会保障，只是凭着不甘堕落的一颗爱国之心，不愿演胡编乱造的戏来欺骗观众混饭吃，才心甘情愿地承担起剧种命运风险和社会责任的。今天正是大力提倡营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难道不要民族文化了吗？戏曲文化不也是被提倡营造在内的吗？为什么越剧工作者反而迷失方向、丢掉社会使命，落到忙忙碌碌混饭吃的局面了呢？！出现这种局面的问题何在呢？！我要提醒越剧工作者一句，客观上有千条万条原因，但终抵不上主观能动的一条，越剧要振兴，要重新认识自己，人是关键，而不是优越的物质条件。上海越剧能否发展的关键，仍是有没有有自己艺术修养见解又有强烈使命感的领导。越剧改革是依靠编、导演、音、美的综合艺术取胜的。今天来审视一下自己发挥得怎么样？尤其是综合力量中的主要青年演员，有无办法使她们认识到自己应脱出主要演员中心论，担负起剧种兴衰的社会责任呢？！如果从事业和社会考虑，绝不会去打个人小算盘了，也不会发生不考虑整体事业而是只想突出个人什么要与张三合作，不要与李四合作的事了。我要告诫越剧界中青年一代，个人是渺小的，事业是伟大的，只有把自己融化在事业中，才有人生价值。衷心希望你们是搏击长空的鹰，而不是恋窝的小雀。（这是袁雪芬同志在今年11月14日在《越剧的现状、危机和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题目为编者所加）

作者介绍：袁雪芬

袁雪芬（1922.3.26-2011.2.19），浙江嵊州市甘霖镇上杜山村人。中共党员。历任上海越剧院院长、名誉院长，上海对外友协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等。11岁入四季春越剧科班，14岁开始在杭州演出。1938年到上海，1942年起致力于女子越剧改革。她的表演和唱腔柔婉细腻、朴实深沉，韵味醇厚，节奏明快，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被称为“袁派”。

袁雪芬参与整理并主演了传统戏《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编演了历史剧和现代剧《木兰从军》、《红粉金戈》等。1946年，演出了根据鲁迅小说《祝福》改编的《祥林嫂》。

袁雪芬1953年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获国际电影节“音乐片奖”。1955年缅甸总理吴努授予她金质奖章。1956年获文化部颁发的“1949－1955优秀影片奖”荣誉奖。1989年获中国唱片总公司颁发的首届“金唱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