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君说，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是“无意中的有意”注意到袁雪芬的，袁雪芬那时候演出了一系列南薇他们编写的进步戏剧，《凄凉辽宫月》、《绝代艳后》什么的，加上她平时表现出来的朴素风格，“党的统战工作多厉害啊，立刻注意到她了”。当时袁雪芬名声在外，一举一动都是公众新闻，新中国成立后她才知道，毛泽东在延安也听过她们演越剧的几个小姑娘冲进社会局大闹的事情。
南薇是个浪漫的人，妻子是他常去吃饭的一家餐馆的女招待，而他妻子的哥哥吴康就是地下党，而且在党内的职位还不低，当时是乔石的入党介绍人，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统战部副部长。不过那时候他的身份是秘密的，刘耕源说：“连我妈妈都不知道他是地下党。”
但是党已经考虑到这条线索了，吴康的同学，也是地下党员的丁景唐当时编辑了一本叫《前进妇女》的刊物，因为没稿费，常常自己写稿件。他写了几篇现代文学中妇女形象的文章，其中一篇就介绍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吴康觉得这书可能影响南薇的编剧思路，“果然南薇觉得把祥林嫂编成越剧也能够卖座”。
毕竟越剧从没有这种题材，袁雪芬还记得自己一面化装，一面听南薇给她读小说，小说对浙东童养媳、抢婚等习俗的描述让她震动，“我妈妈、我祖母身上都有她的影子”。她觉得自己可以演出这个人物的心理，虽然没有漂亮场面和服装，但是南薇觉得他能把剧情写得感人——而且他们都相信自己的票房号召力，当时他们剧团演出任何戏都能卖到加座。黄德君说：“老太太总对我说，我们那时候全部座位票卖完了不叫满座，要卖到十三成才叫满座。”
“我爸爸擅长写爱情戏，因为越剧小生都是女人扮演的，所以生旦的爱情故事特别多，我爸爸就很擅长写这种传奇。他写了鲁四老爷还年轻的时候和祥林嫂就认识，两人还有感情戏，结果看到后面的悲剧更觉得震撼。”刘耕源边说边哈哈笑，这些为了照顾越剧观众的添加，许广平二话不说就同意了，而被胡风所痛斥，“新中国成立后，这些都作为糟粕被删除了”。
“去见许广平是女青年会一个叫童礼娟的人的主意，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她也是地下党。”童礼娟以往主要在知识妇女间开展工作，后来主动接触了一些戏曲界的女演员，结果没什么结果。可是袁雪芬给她的印象很好，所以经常去找袁雪芬，她和爱人廖临都是地下党员，都围绕着袁雪芬做各种工作，去见许广平就是她先联系好的。
许广平不是党员，却和地下党有广泛联系，黄德君说：“于伶就是她介绍给袁雪芬的，她对袁雪芬说，有事可以找于伶去商量，这话意味深长，不过袁雪芬一概不明白。新中国成立后她看见于伶才恍然大悟说，原来你也是地下党。”
袁雪芬还记得她和南薇去拜访许广平的场景，她告诉本刊记者：“她住在霞飞路上的霞飞坊，穿了一双广东木屐，很朴素。我那时候不接触人，不善说话，不过她的和蔼使我迅速感觉很亲近。”许广平从没看过越剧，她听说越剧全部是女性演出，很好奇，问袁雪芬，你们改这小说，有人看吗？袁雪芬说她当时很自豪地回答，我们加座都能卖光。许广平又问怕不怕有人讲她们是“赤色”的，说因为延安建了鲁迅纪念馆，就有人讲她赤色。袁雪芬说：“我那时候连共产党在延安都不知道，就很天真地说，那有啥啦。”
许广平对于要加上鲁四少爷和祥林嫂年轻时候的恋爱故事很惊奇，不过当她知道越剧的观众习惯看生旦戏后，还是同意了这样的改动，并表示要带文化界的朋友去看。
越剧演出《祥林嫂》的消息上了许多报刊，主要原因是当时地下党在新闻界力量很强，他们注意到袁雪芬之后，袁雪芬的几次活动都得到报刊的广泛支持。
“我爸爸就是那次演出开始受到田汉赏识的。”刘耕源说，许广平信守诺言，1946年5月《祥林嫂》的预演来了大批文化名流，包括田汉、洪深、于伶、费穆等人，这在越剧界是首次，“我爸爸知道这些人的分量，尤其费穆是他最崇拜的电影导演，结果很激动地冲进去告诉袁雪芬，袁雪芬对这些名字都不熟悉，她笑我爸爸，侬做啥要吓成这样子？”
演出很大胆，结尾地方用类似电影的手法让祥林嫂回忆前尘，中间穿插的祥林嫂和鲁少爷、贺老六的对唱又是抒情的，“照顾了一般观众”。胡风当时提意见，许广平代为解释，“她们受老板雇佣，拿掉了要影响演出的”。
田汉看了袁雪芬的演出，说“这是生活的，人情的，不错的”，又说“中国女人都可以演戏，只要加以训练”。而洪深的评价显然更高：“这个演员好，戏没有空白的地方。”
田汉和南薇在此后来往日近。“后来他在上海受国民党监视，躲在我爸爸给他找的房子里，我妈妈去给他和安娥烧菜。”田汉就此接近了越剧，后来给袁雪芬写过《珊瑚引》。安娥为傅全香写了《情探》，后者虽然改编自老戏，但是唱词极其优美，是傅全香的代表作之一。
而新中国成立后，南薇因为和田汉的关系，能够在1950年就带东山越剧团进京，并且进怀仁堂演出。“我爸爸是个赶潮流的人，他到了北京，听见国家领导说可以写写沉香是如何劈开妇女身上的三座大山的，回来就写了《宝莲灯》。听说要宣传‘婚姻法’，就立刻把梁祝改编了出来。”
在演完《祥林嫂》之后，袁雪芬也被国民党盯上了，黄德君告诉本刊记者：“其实国民党也不了解她的真实身份，总觉得她赤化。1947年她组织十姐妹义演，想建造一所属于姐妹们自己的剧场，结果演到一半就禁演，其实是怕她们把募集来的大笔资金拿到苏北解放区去。”
十姐妹演了几天后被禁止义演，袁雪芬一贯性格刚硬，她叫十姐妹和她一起冲去社会局找当时的局长吴开先，结果只有尹桂芳、吴小楼和她去了，黄德君说：“老太太总觉得别人觉悟不够高，我就劝她，你想想冲进社会局是个多大的事情，你不能要求大家都和你一样胆子大。”
她们冲进了社会局，逼迫局长打电话取消演出禁令后才离开，不过演出的收入被社会局搞的基金保管委员会管理了几个月。黄德君说：“其实那笔收入肯定够买地皮建剧场的，可是保管了几个月后正赶上通货膨胀，几个月后取出来只值96两黄金了，只能办个越剧学习班了。”
义演结束后，越剧界又被卷进社会事件，“十姐妹”之一的筱丹桂自杀身亡，10月份为筱丹桂举办大殓，全市越剧剧场停演以示追悼。在电影《红楼梦》中扮演贾母、现年已经90岁的周宝奎还记得那天的场景，她对本刊记者回忆说：“那天乐园殡仪馆的大门都被挤破了，据说去了有5万多人，有的是去看死了的筱丹桂，有的是去看活着的名角。”
不过袁雪芬已经和5年前马樟花去世的时候很不一样了，她在后续事件上起了决定性作用。先是联合徐玉兰等人当场控诉筱丹桂的丈夫张春帆，逼他为筱丹桂做孝子，把筱丹桂留下的东西全部从张春帆那里要走，后来又上法庭控告张春帆，“请求法院申雪”。
明眼人显然能看出，筱丹桂之死勾起了袁雪芬对马樟花之死的回忆，引发了她的无限怨恨。
周宝奎告诉本刊记者：“要不是袁雪芬一追到底，张春帆也不见得会是那种下场。袁雪芬很厉害，新中国成立前张春帆审判后被无罪释放。1951年，陈毅市长不知道怎么又专门下令逮捕张春帆，袁雪芬带头在报纸上控诉他的罪行，要求枪毙他，结果真给枪毙了。其实张春帆并不完全是个无业流氓，靠筱丹桂赚钱养他，他自己在虹口也有工厂的。”
义演和筱丹桂之死两个大事件，几乎把越剧界所有人都动员起来，这在任何一个剧种中都是少见的。黄德君告诉本刊记者：“这里面有没有地下党的作用大家不知道，最早这两个事情是自发开始的。”
不过地下党此时已经完成了在越剧界的积极布局，这和周恩来有很大关系。1946年周恩来在上海进行国共和谈，当时正好《祥林嫂》演出不久，他到上海没几天就去看了越剧，看的是《凄凉辽宫月》。
周恩来没想到越剧已经有这么高的水准，黄德君说：“总理很懂戏，所以第二天他就把于伶叫去，说应该很好地注意袁雪芬的剧团，他觉得她们有观众，这就是力量。他还布置于伶他们要接近和帮助她们，让她们走上革命道路。”
当时袁雪芬根本不知道周恩来看了戏，只从报纸上知道有中共代表团来过了。第二天周恩来看见报纸上消息说“中共代表团看了越剧”，怕会让剧团引起注意，就指示又发了一条消息，说中共代表团还看了评剧、沪剧，“均甚感兴趣”。由此也可以看出周恩来做事情非常谨慎。
离开上海的时候，周恩来又叫地下党把正派的同志派遣到地方剧团中，当时有“四小名导”之称的党的外围组织的吴琛进了徐玉兰的剧团主持剧务部，没多久，地下党钱英郁也进去了。徐玉兰对本刊记者回忆这些进来的党员时觉得很有意思，她说：“我哪里知道他们的身份，那时候我们玉兰剧团很强大，有四编剧四导演，都是我谈的，我找这些先生只看他们的编导能力，半年签个合同，试试就知道他们的深浅。”好在这些编导都是有才能的人，他们帮徐玉兰量身定做了几出戏，每出戏至少能演上一个半月，比一般的剧演出时间都长，甚至连没有生旦缠绵戏的《国破山河在》都能演得“红透半边天”。“谁是不是共产党员我才不关心。”徐玉兰说。
唯一比较明显是共产党员的是袁雪芬剧团的刘厚生，因为他太进步了，大家不太敢和他接触。袁雪芬不太在乎，反正她一向喜欢“反抗”，甚至她1949年所演出的卓文君都是一个反抗、奋斗的女性，一方面身上有很多飘带，做出各种优美动作，但另一方面又太进步了，不让丈夫做官，满口大骂贪关。
但是袁雪芬确实是个不懂政治的人，新中国成立初期，袁雪芬和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作为戏曲界的四个代表被请去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她一向不喜欢参加政治活动，也讨厌开会，所以毫不迟疑就推却说：“我不去，我要好好演戏，过去我不问政治，现在也不问政治，你们叫别人去吧。”
那年她27岁，黄德君说，其实她还是和当时拒绝给宋美龄唱堂会的时候一样“不知深浅”，不过她这种性格很被大家喜欢，梅兰芳他们总是说“雪芬这孩子”，而周恩来特意叫人每天给她送去牛奶和鸡蛋，因为她从前得过肺病。回上海后，她就说要参加共产党，结果别人给她一张入团申请表，袁雪芬非常不高兴：“好像我入党还没有资格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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