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红楼梦》的诞生

一部《红楼梦》成为越剧的典范，其示范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越剧这个地方戏剧种。《红楼梦》是中国放映拷贝数和观看人数最多的电影，它已经成为越剧的某种象征。

记者◎王恺

引子：徐进的戏

袁雪芬还记得徐进当年来报考自己剧团时的事情，她告诉本刊记者：“第一次来我没见到他，就听说有个很文雅清秀的20多岁的人拿了剧本来，托人转交给我，剧本名字叫《月缺难圆》，剧本被转交给剧务部后，编剧蓝明觉得写的唱词比自己还好，一点也不嫉妒，结果很快录用了他。”于是，西药店的伙计徐进就此改行，当时要进袁雪芬的剧团并不容易，结果他成为“考进雪声剧团的头名状元”。

现在徐进已是86岁的老人，因为心脏不好而无法接受采访，不过在大家的心目中，这个编剧不仅是因为他的越剧《红楼梦》而被记住的。

那时候徐进才24岁，已经展现了自己的才能，唱词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但“他古文功底似乎不够好”。新中国成立后，伊兵等负责戏改的领导有意识地让他加强古文学习，他的进步非常快，没多久，剧团的人觉得他的抒情戏写得特别好，“不用陈旧的词，叠句排比都很多，而且喜欢加些旁敲侧击的写法”。

剧团里有很多老演员，她们说话很有意思，批评某人自以为是，有个老演员说“你不要独枝毛竹好上天”，说干部多，“娘多也养不出好儿子”，徐进听到这些话，都会记录下来。

1954年，当时《光明日报》刊登了李希凡、蓝翎写的批判俞平伯的文章，结果使中国兴起新一轮的《红楼梦》热。徐进后来写文章说，他在那个阶段搜集了大量材料，研读了《红楼梦散套》、清代鼓词《露泪缘》，包括京剧、锡剧、川剧、话剧各种改编本，当时各剧种都在搞自己的版本，精彩的不多，要不就是折子戏，要不就是那种全景式广泛展开的戏，“而且还特别强调阶级斗争”。

徐进很喜欢鲁迅，喜欢鲁迅的《红楼梦》“其中所叙的人物是真的人物”的说法，所以他立志改编出来的越剧中的人物，“都不能拔高”，宝玉既是神采飞扬，又是脸上有点“胭脂膏”的疯疯傻傻的贵族子弟，黛玉则就可以“对花落泪”，“都是那个时代的人物”。他后来自己总结，越剧正好有刻画人物细腻的长处，索性就把每一场戏当成刻画各种不同类型人物的机会。

开始时写还是不写，怎么写都犹豫，越剧团有人说他是异想天开，“100多万字呢，要改成3小时，谈何容易？写好了，谁又能演？”那时还不到30岁的王文娟听了这话说：“我来演，演不好，头砍下来。”现在已经83岁的王文娟听本刊记者问起这段掌故，笑着说：“那完全是句玩笑话。”

不过徐进没当这是玩笑，他刚过30岁，正是气盛时，刚开始想把小说里每一个可以自成一体的故事改成独立的戏，又太各自为政，又想做个两集故事，但是觉得小说像把打开的扇子，前面开后面紧，两集的结构也不好，最后想到了以宝黛爱情为主线。“而且这是矛盾最集中、最有戏剧性的地方，把这两个人的叛逆性格写出来，也就做到反封建了。”

徐进的想法正好和越剧擅长生旦戏的传统暗合，可是立刻有人指责他没有做到“反映更广阔的反封建的社会面貌，很有局限性”，徐进替自己辩驳，说“追两只兔子，是一只也追不到的”。

袁雪芬说，徐进的《红楼梦》之所以好，还真是懂得删减之道，“再好的东西也要有缺憾，徐进的《红楼梦》就很懂得取舍，因为靠3个小时的戏剧反映小说全貌是不可能的”。当时写这个戏就有压力，柯庆施曾找袁雪芬去谈话，说怎么写这种才子佳人的东西，袁雪芬告诉他：“我们不是一般的才子佳人，是反对封建婚姻的戏。”

可是柯庆施还是说，越剧就是靡靡之音，“像尹桂芳唱的宝玉更是靡靡之音，绝对不许再唱了”。新中国成立后，名角尹桂芳演出了《宝玉与黛玉》，是新中国成立后隐姓埋名在芳华越剧团工作的女作家苏青所写，因为柯庆施打击尹桂芳，这出戏以后就不太演出了。徐进版的《红楼梦》出来后，那出《宝玉与黛玉》在舞台上更是绝迹了。

徐进最早时想用“元妃省亲”开头，“可以烘托贾府的鼎盛气质”，可是，热闹场面越多，人物性格越缺乏，所以最后选择了“黛玉进府”作为开头。

王文娟告诉本刊记者，徐进写的戏很多场面都很细腻，她后来演起来觉得十分过瘾，例如一场“闭门羹”，就有6个层次刻画黛玉，当黛玉听到丫环说“凭你是谁”，不许进来的时候，又气，又惊，冲上去想问，可是听见屋子里宝钗的笑声的时候，又退了回来，呆呆独立，十分凄凉，最后还是忍住了，短短几分钟，就有“惊、气、冲、退、悲、忍”6个层次的东西，“特别难演，但是又有挑战性”。

不过演员们公认特别美的还是几段大的抒情场面，“葬花、焚稿和哭灵”，把越剧的抒情特色全发挥出来，葬花中选用了原书中大量诗句，但是又用了些合唱联系在一起了，“看不尽满园春色富贵花，说不尽满嘴献媚奉承话，谁知园中别有人，偷洒珠泪葬落花”。王文娟觉得，他的很多加上去的词和原作浑然一体，“风过去，落红成阵，牡丹谢，芍药怕，海棠惊”，句句雅俗共赏，“字浅而意深”。

当剧本最终于1958年上演后，在上海连续演出了54场，场场爆满，有人说徐进帮助曹雪芹普及了《红楼梦》。

王文娟：不是“林妹妹”

看过电影《红楼梦》的人，都会觉得王文娟就是林黛玉，电影刚上映，就有观众把人参等补品寄来，因为觉得她就像电影里面一样弱不禁风，“娇喘微微”。实际上，王文娟没有电影中的黛玉那么娇弱，拍电影的时候，她刚30出头，脸容娟秀，举止娴雅，但是导演岑范还是觉得稍微饱满了一点，结果她就此节食了一个月，“电影上的黛玉比舞台上的要瘦10多斤”。

“不仅不娇，还有武功的底子。”寓所墙上的几张照片似乎在为她的话作证，既有黛玉的经典形象，也有《追鱼》中鲤鱼精的造型，那幕鲤鱼被拔去鳞片而痛苦地在地上翻滚的片段，包括了鹞子翻身、吊毛、滚地花，没有功底是无法演出来的。

“那时候去苏联演出，他们管越剧叫新歌剧，觉得里面有很多技巧，唱、舞蹈和武术都有。”她的武术功底得之于表姐竺素娥――早期越剧的著名小生，“她文武皆备”，当时主要演的戏有《武松杀嫂》，还有人叫她“越剧界的盖叫天”。王文娟的父亲是浙江乡村的教书先生，其实家里没那么贫穷，“要不是因为表姐在上海，我也不来学戏了，那时候出趟远门跟上天一样”。到上海后跟着京剧师傅学武戏，“腰腿功夫都要有”。

那时候还是越剧的路头戏时代，没有编导，也没有作曲，“梆梆地敲了，就唱着出来”。她是1926年生人，比几个老大姐年纪要小，但是到1947年，她也和陆锦花组成了“少壮越剧团”，表示自己年纪小但是不输老大姐。当时上海演出的越剧场就有20多个，“而且像百老汇那样集中，观众去看戏，你们的戏不好他立刻就换一家，竞争非常激烈，竞争机制的好处是刺激强，你要把你的长处都表现出来，编导也会根据你的特长来编戏”。王文娟告诉本刊记者，1948年，她加入到徐玉兰挑头的玉兰剧团，从此两人一直没拆开，“我和玉兰姐在一起的时间比夫妻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

到了1955年，王文娟已经是有名的旦角演员了，而且她和徐玉兰政治上非常“过硬”，先是1952年被总政招去参军了，1953年又去了朝鲜。“我和玉兰姐在安东慰问，对面就是朝鲜，看看那条桥，比外白渡桥还短，走走就过去了。玉兰姐就说，我们去朝鲜演出吧。”就那么一句话，在朝鲜待了9个月。先开始还是正常演出，在山洞里、战场上都演出过，后来还参加了遣俘工作，“那些战俘太惨了”，现在她还记得那些人满身血迹和污痕的样子。

这些经历确实和“黛玉”大相径庭，所以王文娟从不觉得自己是黛玉。“我演过武则天，演过迫害徐玉兰的‘四人帮’女干部，还演过杨开慧。”边说边笑，她觉得自己性格很硬朗，“不过黛玉的绵软下面也带着硬”。

演黛玉之前，她和徐玉兰演出了根据湘戏改编的《追鱼》。“越剧的好处是生活化一些，很多程式化的动作可以去探究含义然后改变，比如那场戏里面有个摇晃书生桌子的动作，‘秀才家从来瞌睡大’，我再想要是把水袖往外甩，显得像生气，结果从里面甩出来。”王文娟比画给我们看，动作说不出的潇洒。

政治和业务两者都使她成为黛玉的人选，不过刚开始“担心，后来还是我胆子大，就上了”。一开场的戏就是进贾府，“我看了书才知道她是个孤女，寄居在生活豪华奢侈的外祖母家，就想我12岁的时候离开家来学戏，哭了一路，尽管是来见表姐，可见了她说什么？只希望上海永远走不到”。

“到了上海，表姐她们很多学徒都是上海的，尤其是夏天封箱她们就都回家了，我只能跟着她去她很多朋友家住。她是名角，我在别人眼中就是累赘，她在那里吃喝，我躲在边上，特别能体会寄人篱下的感觉。有时候她把我安顿在一个地方，我自己照顾自己，白天还好，一边扇炉子一边唱戏，晚上就特别想母亲。那时候在戏班里她们叫我小老太婆，就是因为我把感情隐藏着，特别不爱说话。”这些片断的回忆，使她演起黛玉进府特别顺利。

“别人说黛玉小气，爱哭，我理解为她的感情十分专注，加上她时刻面临着金玉良缘的压力，所以我不觉得黛玉小气，反而觉得她可爱。”

“演到葬花那场最有意思，当时黛玉吃了闭门羹，我上台演出的时候，道具特别多，有花锄、花篮和扫花的花帚。这些工具还都要发挥作用，我只能花锄背着，上面挑花篮，手里再拿把扫帚，先扫花，再装进花篮，再用花锄挖土，再埋。导演说我太生活化，太愁眉苦脸，后来看剧照，我吓了一跳，哪里是黛玉？完全就是个园林工人去扫地。”

结果花帚坚决被去掉了，后来又设计了一系列舞蹈动作，特别美，但是觉得动作太跳也不好，于是又除去了。“动作和唱腔都应该以人物心情为目的，否则再美也多余，最后变成了水袖和花锄组成的简单几个动作，就是你们在电影上看到的那样。”

“宝哥哥”：徐派小生的代表作

尽管学习徐派的越剧后辈非常之多，但是也有人说，那些学习和模仿都只能似是而非，因为徐玉兰是天才型的演员，她演出《红楼梦》的时候，“已经是30多岁的母亲了，而且她个子不高，人也比较丰满，可是她往舞台上那么一站，整个人的气度就在那里”，你不由得不相信她是那个翩翩佳公子。

而且她的嗓子是女小生中难得的，即使是唱快板，也吐字清晰，高昂有激情，她唱“宝玉哭灵”的时候，“一连20多句没有伴奏，音准精确，层层递进，是越剧创造人物的一个高峰”。周恩来最喜欢听她唱“问紫鹃”，见到她，常请她唱上一段。

88岁的徐老太太现在端坐在沙发上，她告诉本刊记者，当年接到演宝玉通知的时候，她也很担心。“当时文化局长徐平羽和我说，你要演贾宝玉，至少要通读10遍《红楼梦》，一听要晕过去。”

徐玉兰和别的越剧演员不一样，有看书的习惯。新中国成立前她排演《国破山河在》(后改名《北地王》)，演出的是刘阿斗的儿子在蜀国破灭的时候自杀殉国的故事。“当时越剧不流行这样硬的戏，可是我们玉兰剧团的编剧是围绕我来写戏的，因为我演什么都能卖座，知道我武功不错，所以编了这么一出戏。导演还喊我去读《三国志》，我看了之后才明白，刘阿斗不要战，周围有奸臣告诉他，他是紫微星下凡，敌人可以不战自退，可是我演的北地王是不肯投降的，里面有很多激情戏，都是我看了书的描写设计出来的。本来以为打不进来的地方突然全是兵，漫山遍野从山上翻过来了，这些是敢死队，北地王一看激动啊，才有大段高亢的唱，才有从三个台子上翻下来的动作。”

在徐玉兰看来，读书了解人物的最大好处是，她为戏中人物设计的每一个动作都很有来历，她演出的《北地王》让许多人看了大开眼界，没想到“越剧这么软绵绵的，也有这种戏”。

所以尽管听说看10遍《红楼梦》要“晕”，可还是抓紧时间看了。那时候演出多，平时没时间看，正好有出访任务，去苏联演出，“那时候没飞机坐，我们坐火车过去，要九天九夜的时间，我特意要了个上铺，上去就看书，她们不断拉我下来，说打扑克，我没下来。到了莫斯科演完后，又去民主德国，要五天五夜，这么折腾了一个月下来，基本人物框架有了，当时我演《西厢记》里的张生，觉得宝玉复杂多了”。她把人物关系分成了几组，与父亲、母亲、老祖宗的时候怎么表现，与晴雯、袭人她们在一起怎么样，还有与钗、黛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