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季春班
一、成立的时机
在女子科班中,出现时间较晚,但比较典型的是“四季春班”。
四季春班创办于一九三四年。在这以前,女子科班已有相当基础。第一批女演员屠杏花、赵瑞花、施银花等已有十年的舞台经验。即使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0年出科的,有的也已经成为名角。这时候,全部由男演员组成的戏班已成强驽之末,但全部由女演员组成的戏班,为数也还不多,“四季春”科班的出现正是在这个时候。
“四季春”科班是由四位班主集资办起来的,老板是王天喜。王天喜原是嵊县上屋村的“空手人”(上海人称“白相人”)他看到别人办戏班赚了钱,就拉人投资在柳岸村外的兴福庵办起了这个“四季春”班,“四季春”这个名字是王天喜请杜山村的穷教师袁茂松取的,包含着四个集资办戏班,必能四季长春的意思。
“四季春”的主要教师是男班老生鲍金龙,大家叫他“阿小师傅”。他是金雪芳的高足,金雪芳学艺于马潮水,马潮水的师傅相来炳的技艺传自兄长相金堂,相金堂则是唱书祖师金其炳的徒弟。这样,从师承关系来说,鲍金龙是第六代艺人。鲍金龙虽然以演老生著名,但戏路较宽,文武生旦都懂得一些,并熟悉所有行当的基本功,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教师。
鲍金龙阅历丰富,为人严肃认真,但性情偏于急躁。他根据自己生活经验,相信“鞭子底下出角儿”,对艺徒要求严格,稍有马虎,就进行体罚。他常对艺徒说:“吃不了苦头,学不好戏。”但他平时对艺徒的生活却很照顾。
鲍金龙教女子科班的时间虽然没有金荣水、俞传海长,名声也不是很大,但他的教学是成功的。经他培养的袁雪芬、傅全香等人,满师不久就成了著名演员。
二、入科与学艺
“四季春”班的规模和气派比以往的科班都要大,招生告示一贴出,从四乡赶来报名的小姑娘就有一百多个。但正式入科需要两道手续:第一是要考一考,听听嗓音,看看相貌。第二是要填写“三年学艺,四年帮唱,生老病死,各凭天命”等语的“关书”,并要求家长画花押。这两道手续通过了,下面才是正式拜师入科。这样,到正式拜师时已只剩下二十余人,包括袁雪芬、傅全香、钱妙花、沈爱莲在内。
入科后,每天从早到晚的功课是吊嗓子、背“赋子”、练把戏、耍花枪、翻抢背等。哪个人学得不认真,大家一起陪着挨打,叫做“打满堂红”。吊嗓子得天未亮就起来,对着旷野使劲喊。把嗓子喊哑了,仍要继续喊,直到再发出声来。据说,这样的苦练能使自己成为金嗓子,以后不管唱得多累,年纪多老,都不会倒嗓,不会失音。练跌扑翻滚是没有垫子的,连稻草也不铺,就是在平地上硬摔,稍有马虎,就要挨打。师傅常说:“功夫是打出来的。”
到大家的基本功练得差不多时,就开始教戏。据袁雪芬回忆,她们学的第一出戏是生、旦、净、丑行当齐全的传统戏《三仙炉》。她在戏里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正旦,放子自尽;一个是小家碧玉,卖身葬父。傅全香演花花旦,扮丫头。袁雪芬第二出戏是《坐楼杀惜》,她扮演阎婆惜,钱妙花扮演宋江。袁雪芬还跟绍兴大班的师傅学《盗仙草》、《双金定》,跟水路班来的师傅学武生戏《火烧濮阳城》、《嘉兴府》、三本《走麦城》等。傅全香学《九斤姑娘》最拿手,因为年纪小,人家都叫她小花旦。
三、在农村流浪演出
“串红台”说明科班学艺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从此开始,艺徒们就要到各地去边演出边学戏。最初,她们不敢到大集镇去演戏,只在嵊县的山坳里转。为了赶庙会,有时要跑几十里路,脚底磨破了皮,脓血粘了鞋,还要忍痛上台。每场演出常常是从黄昏演到第二天天亮,叫做“两头红”。除了利用庙台以外,还在野外临时搭草台做戏,如在河边搭台,一半在岸上,一半在水里,以乌篷船当后台。戏台只有几块木板,面积很小。据说,傅全香人小,又顽皮,有一次,一个筋斗翻到水里去了,观众连忙把她抱起来送到台上。
嵊县水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竹排。“四季春”班就是坐这种竹排从沈村出发,顺西溪流到县城,又从剡溪入曹娥江到蒿坝,然后改乘乌篷船去绍兴、诸暨一带演出。
四、进入城市以后
一九三七年春,“四季春”班从绍兴经萧山到达杭州,在清河坊羊坝头的老国货商场演出。
“四季春”班的学徒刚满师,观众认为旦角演得好,老生也不错,但小生不行。另外,行当不齐,班子也就站不住脚下。在这种情况下,班主只好去请“客师”。请来的“客师”艺龄长,经验足,同这班刚出茅庐的小演员同台,有一种优越感;但她们又怕小演员成长起来超过自己。因此,这些“客师”不但艺术上保守,而且还在台上千方百计刁难她们。有一次演《秦雪梅吊孝》,袁雪芬演秦雪梅,由一位“客师”演商公子。其中一段戏是秦雪梅同丫环从楼上下来,到书房看商公子写文章,她见文章写得不好,生气地把它扔到地上……。这段戏中,本来秦雪梅唱八句后,公子就要上场。可是台词唱完了,还不见公子到,袁雪芬只得临时再编了八句唱词。落调以后,公子还不上场,袁雪芬又再编了八句。前台着急,后台求情,才总算把“商公子”请出来了。
那时,演员的生活没有保障,只有学好技艺才有安身立命的本钱,但师傅教的戏有限,因此只好偷偷地看别人演出,从中学习。例如,萧山火神庙演出时,名旦王杏花是“客师”。她在前台演戏,袁雪芬等就站在后台偷偷地看,把王杏花的唱腔表情记住。王杏花在杭州的名气很大,袁雪芬到杭州演出后,观众称赞她学得象,叫她“小王杏花”。
“四季春”班在杭州演出两个月间,袁雪芬虽然挂了头牌,但还要受捉弄,遭迫害。她气病了,只好回嵊县老家休息。袁雪芬走后,“四季春”班请了王杏花、金香凤领衔,进入上海,在老闸大戏院演出。
袁雪芬大病初愈后,匆匆赶到上海参加演出。一九三七年秋天,袁雪芬与钱妙花应高亭唱片公司之约,一起灌制了《方玉娘祭塔》的唱片,这是女子越剧的第一张唱片。
“四季春”班是在姚水娟、王明珠等人之后进入上海的,时间都在一九三七年。她们在上海很受欢迎。
女子科班在上海牢固地立住了脚跟,越剧也就走上了它的新的发展时期。 早期越剧发展史/嵊县文化局早期越剧发展史编写组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
在女子科班中,出现时间较晚,但比较典型的是“四季春班”。
四季春班创办于一九三四年。在这以前,女子科班已有相当基础。第一批女演员屠杏花、赵瑞花、施银花等已有十年的舞台经验。即使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0年出科的,有的也已经成为名角。这时候,全部由男演员组成的戏班已成强驽之末,但全部由女演员组成的戏班,为数也还不多,“四季春”科班的出现正是在这个时候。
“四季春”科班是由四位班主集资办起来的,老板是王天喜。王天喜原是嵊县上屋村的“空手人”(上海人称“白相人”)他看到别人办戏班赚了钱,就拉人投资在柳岸村外的兴福庵办起了这个“四季春”班,“四季春”这个名字是王天喜请杜山村的穷教师袁茂松取的,包含着四个集资办戏班,必能四季长春的意思。
“四季春”的主要教师是男班老生鲍金龙,大家叫他“阿小师傅”。他是金雪芳的高足,金雪芳学艺于马潮水,马潮水的师傅相来炳的技艺传自兄长相金堂,相金堂则是唱书祖师金其炳的徒弟。这样,从师承关系来说,鲍金龙是第六代艺人。鲍金龙虽然以演老生著名,但戏路较宽,文武生旦都懂得一些,并熟悉所有行当的基本功,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教师。
鲍金龙阅历丰富,为人严肃认真,但性情偏于急躁。他根据自己生活经验,相信“鞭子底下出角儿”,对艺徒要求严格,稍有马虎,就进行体罚。他常对艺徒说:“吃不了苦头,学不好戏。”但他平时对艺徒的生活却很照顾。
鲍金龙教女子科班的时间虽然没有金荣水、俞传海长,名声也不是很大,但他的教学是成功的。经他培养的袁雪芬、傅全香等人,满师不久就成了著名演员。
二、入科与学艺
“四季春”班的规模和气派比以往的科班都要大,招生告示一贴出,从四乡赶来报名的小姑娘就有一百多个。但正式入科需要两道手续:第一是要考一考,听听嗓音,看看相貌。第二是要填写“三年学艺,四年帮唱,生老病死,各凭天命”等语的“关书”,并要求家长画花押。这两道手续通过了,下面才是正式拜师入科。这样,到正式拜师时已只剩下二十余人,包括袁雪芬、傅全香、钱妙花、沈爱莲在内。
入科后,每天从早到晚的功课是吊嗓子、背“赋子”、练把戏、耍花枪、翻抢背等。哪个人学得不认真,大家一起陪着挨打,叫做“打满堂红”。吊嗓子得天未亮就起来,对着旷野使劲喊。把嗓子喊哑了,仍要继续喊,直到再发出声来。据说,这样的苦练能使自己成为金嗓子,以后不管唱得多累,年纪多老,都不会倒嗓,不会失音。练跌扑翻滚是没有垫子的,连稻草也不铺,就是在平地上硬摔,稍有马虎,就要挨打。师傅常说:“功夫是打出来的。”
到大家的基本功练得差不多时,就开始教戏。据袁雪芬回忆,她们学的第一出戏是生、旦、净、丑行当齐全的传统戏《三仙炉》。她在戏里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正旦,放子自尽;一个是小家碧玉,卖身葬父。傅全香演花花旦,扮丫头。袁雪芬第二出戏是《坐楼杀惜》,她扮演阎婆惜,钱妙花扮演宋江。袁雪芬还跟绍兴大班的师傅学《盗仙草》、《双金定》,跟水路班来的师傅学武生戏《火烧濮阳城》、《嘉兴府》、三本《走麦城》等。傅全香学《九斤姑娘》最拿手,因为年纪小,人家都叫她小花旦。
三、在农村流浪演出
“串红台”说明科班学艺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从此开始,艺徒们就要到各地去边演出边学戏。最初,她们不敢到大集镇去演戏,只在嵊县的山坳里转。为了赶庙会,有时要跑几十里路,脚底磨破了皮,脓血粘了鞋,还要忍痛上台。每场演出常常是从黄昏演到第二天天亮,叫做“两头红”。除了利用庙台以外,还在野外临时搭草台做戏,如在河边搭台,一半在岸上,一半在水里,以乌篷船当后台。戏台只有几块木板,面积很小。据说,傅全香人小,又顽皮,有一次,一个筋斗翻到水里去了,观众连忙把她抱起来送到台上。
嵊县水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竹排。“四季春”班就是坐这种竹排从沈村出发,顺西溪流到县城,又从剡溪入曹娥江到蒿坝,然后改乘乌篷船去绍兴、诸暨一带演出。
四、进入城市以后
一九三七年春,“四季春”班从绍兴经萧山到达杭州,在清河坊羊坝头的老国货商场演出。
“四季春”班的学徒刚满师,观众认为旦角演得好,老生也不错,但小生不行。另外,行当不齐,班子也就站不住脚下。在这种情况下,班主只好去请“客师”。请来的“客师”艺龄长,经验足,同这班刚出茅庐的小演员同台,有一种优越感;但她们又怕小演员成长起来超过自己。因此,这些“客师”不但艺术上保守,而且还在台上千方百计刁难她们。有一次演《秦雪梅吊孝》,袁雪芬演秦雪梅,由一位“客师”演商公子。其中一段戏是秦雪梅同丫环从楼上下来,到书房看商公子写文章,她见文章写得不好,生气地把它扔到地上……。这段戏中,本来秦雪梅唱八句后,公子就要上场。可是台词唱完了,还不见公子到,袁雪芬只得临时再编了八句唱词。落调以后,公子还不上场,袁雪芬又再编了八句。前台着急,后台求情,才总算把“商公子”请出来了。
那时,演员的生活没有保障,只有学好技艺才有安身立命的本钱,但师傅教的戏有限,因此只好偷偷地看别人演出,从中学习。例如,萧山火神庙演出时,名旦王杏花是“客师”。她在前台演戏,袁雪芬等就站在后台偷偷地看,把王杏花的唱腔表情记住。王杏花在杭州的名气很大,袁雪芬到杭州演出后,观众称赞她学得象,叫她“小王杏花”。
“四季春”班在杭州演出两个月间,袁雪芬虽然挂了头牌,但还要受捉弄,遭迫害。她气病了,只好回嵊县老家休息。袁雪芬走后,“四季春”班请了王杏花、金香凤领衔,进入上海,在老闸大戏院演出。
袁雪芬大病初愈后,匆匆赶到上海参加演出。一九三七年秋天,袁雪芬与钱妙花应高亭唱片公司之约,一起灌制了《方玉娘祭塔》的唱片,这是女子越剧的第一张唱片。
“四季春”班是在姚水娟、王明珠等人之后进入上海的,时间都在一九三七年。她们在上海很受欢迎。
女子科班在上海牢固地立住了脚跟,越剧也就走上了它的新的发展时期。 早期越剧发展史/嵊县文化局早期越剧发展史编写组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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