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由广州粤剧院创排的大型新编粤剧《十三行》在江南大戏院首演。“十三行”是最具特色的广府文化符号之一，这也是其第一次被搬上粤剧舞台。“本土题材+外地编导”这个似乎注定要被口诛笔伐的“死亡组合”，看下来却意外地引人入胜，故事通畅，人物鲜明，文学底蕴深厚，几乎是我近年所看叙事最为流畅的新编戏，连口白都饶有滋味。它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反映在十三行辉煌时代、一代粤人的精神特质，这就比单纯地堆砌所谓的“本地元素”要高级得多，内涵也更为丰富，越是文化人越能品出其中蕴藏的庞大信息量。所以编导是否本地人并非能否做好本地题材的标准，一出戏如何能既好看、又耐看，原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首先编剧对十三行的了解和研究，就胜过大多数的本地人。很多人对十三行只闻其名，但“十三行”具体是什么？活跃于哪个历史时期？产生过什么影响？那就不甚了了。其实当我们回顾历史会有个奇怪的现象：尊古鄙今。人们津津乐道于汉唐盛世、魏晋风流，对于清朝这个距离现代最近的封建王朝，却似家丑一般避而不谈，渐渐地也就淡忘了。前段时间在广州举办了清代广东外销品展览，其中的“清乾隆农耕商贸图外销壁纸”更登上央视《国家宝藏》节目。这些工艺品的艺术审美融贯中西，技法巧夺天工，既可恢弘壮丽，亦有精美绝伦。我们一边赞叹这些当之无愧的珍品瑰宝，一边不由得惊诧：这些珍品原来真的是在这片土地上诞生的吗？
相距不过两三百年，但我们对它的记忆却几乎已经消失殆尽。遗忘，意味着逃避，没有勇气正视那一段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更习惯于在西方话语体系下去诠释、理解中国近代史，以西方的工业化映衬近代中国农耕文明的落后、愚昧、闭塞，甚至从结果论倒推，否定近代中国人在思想、文化、经济等方面取得的种种成就。而粤剧《十三行》令我惊喜的地方恰恰在于：摆脱西方话语体系，尝试以中国的视角来叙述近代历史。这就好比重新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能从另一角度，看到“大清国商”的家国情怀、历史担当，原本就是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本有之义。
严格来讲，《十三行》的故事背景不属于中国近代史范畴，而是中国近代史的“前奏”。广州十三行从辉煌到衰亡长达80多年，直到1842年鸦片战争后开放“五口通商”才告终结。剧中选取的时间段，是乾隆皇帝下旨限定广州“一口通商”、黄埔港对外贸易空前繁盛的历史时期。在当时清朝闭关锁国的制度下，广州是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十三行获得与外国商人直接交易的特权。自鸣钟、香料、金银器等洋货作为珍贵的贡品自十三行源源北上，丝茶、瓷器等国货作为深受热捧的奢侈品又经十三行远销五洲四海。十三行成为清廷最重要的白银来源地，每年奉纳税银高达百万，每逢国家军需、河工也多有捐献，十三行被称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而十三行商人“国商”之名也由此而来。
《十三行》选取了一个特定人群来展开故事，那就是：商人。广州素有“千年商都”之誉，早在唐宋时期就是重要的商业城市。一个“商”字，最能体现广州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说文解字》云，商，从外知内也。“章其远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谓之商也。”由外表察知内在，是生意人的基本功；永不停止接触外部世界和新鲜事物去充实、提升自我，便是“商”的气质。自古以来，广州能在历次变革中立于潮头之上、领风气之先，这一份“商”的气质至为关键。在这群商人当中，最具标志性的当属男主角、同文行的少东家潘文孚，他牢记父亲要他成为“儒商”的教诲，既有儒者仁义的心胸，亦有商人开放通达的精神。在儒的方面，他目睹了鸦片毒害，为铲除鸦片不顾个人得失，设立戒烟所，坚持“清船作保”，毅然承担起救庇苍生的责任；在商的方面，他见识长远，睿智豁达，大胆利用商总之位空缺、东印度公司货船不担保就无法交易无法离开的契机，机智周旋于泰德大班及布政使、粤海关监督等人之间，最终将满船鸦片抛入大海。
士农工商，士居首，商为末。在封建社会长期的意识中，商人的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尊重。读书就是为了当官，唯有当官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这种根深蒂固的认识，在潘文孚这里被打破了。读书不一定要为官，不一定要坐于朝堂。读书是为了让人明理，让人有做人的骨气。而除了当官为吏，在锱铢毫厘之间，当一个商人同样可以“除民瘼，报国恩”。这并不是什么刻意拔高，一个人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十三行商人财可敌国、富甲一方，具备社会责任感是他们作为儒者同时具有的道德修养。由士不入“仕”，而是入“商”，这种对于人生价值选择便蕴含了新思潮的萌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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