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香港举办的“南薛北梅”文物展览会上,笔者有机会采访了粤剧名丑叶兆栢先生。他说:我们戏行人不论辈份如何,均尊称薛觉先为薛五叔。上个世纪日本侵华期间,我们全家逃难到香港,我跟着父亲(叶大富),相依为命,惶惶不可终日,以普庆戏院为家,日常生活及做戏都在戏台上下。在香港沦陷期间,粤剧艺人及其家属面临断炊,陷入绝境。在日本占领军的威迫利诱下,薛五叔见艺人生活无奈,只好组班开戏,为戏行同仁谋取生计,但薛五叔不忍心当亡国之奴,想方设法离开香港前往国统区。当年,广州湾内的湛江是以寸金桥为界,一边是国统区,一边是沦陷区。当时,主管香港文化事务的的日本人叫禾久田,他曾在广州岭南大学念书,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也是“薛迷”,专门在香港负责管辖戏班、舞台等事务,实际是监视戏班艺人的文化特务。禾久田批准薛五叔的请求,到湛江演出。
难忘薛五叔的几件往事——专访叶兆柏 李耀安
1943年初,薛五叔带着戏班经澳门到达湛江沦陷区演出,由于当时宵禁只能演日场。有日,薛五叔演《胡不归》,开场不久便收得到风声,禾久田到了湛江,薛五叔为了摆脱禾久田的监控,不为日军的“大东亚共荣圈”粉饰太平,场间由演员郭如虹代替他扮演文萍生角色,当时,禾久田在观众席上观看,觉得文萍生的扮演者不是薛五叔,他到后台查问,得知薛五叔走了。薛五叔经寸金桥走到国统区,从此,薛五叔在桂林、南宁等地区演出,之后走上了艰辛的由广西到贵州,再由贵州到云南的逃难之路……
图为抗战期间,薛觉先的墨迹
抗战胜利不久,又经三年内战。期间薛五叔在外演出,飘泊江湖,境况并不十分如意,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受国内和平建设及文艺复兴的感召下,薛五叔才有意回大陆发展。于是一九五四年四月,薛五叔举家从香港回广州定居,居住在广州市诗书路的妙高台。广州粤剧界同仁在乐善戏院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时任广州市文化局局长丁波致欢迎词,并当众宣布“薛觉先先生回穗参加祖国建设,主要任务不是演戏,而是做艺术指导”。当时,薛五叔身穿中山装,头戴八角帽,他兴奋地说:“我回来参加国营剧团,为新时代的文化事业效力……”不久,他出任广州市粤剧工作团艺术委员会主任。
图为当年薛觉先在广州居住的“妙高台”
叶兆栢还谈到,当时政府为了体现对海外回大陆的艺人尊重,给薛五叔的月薪是一千二百元人民币,但薛五叔主动减薪为六百元,体现了薛五叔真诚实意为祖国戏曲服务的赤诚之心。
薛五叔上任不久,就随白驹荣为团长的广州市粤剧工作团,一道应邀到上海访问。此次上海访问之行,原计划没有安排薛五叔演出,但应行家与观众、特别是旅居上海的广东观众的强烈要求,大家要看薛五叔的演出,要听“薛腔”,剧团只好马上彩排、置戏装,还要编剧陈卓莹连夜赶写《闯王进京》剧本。首场在虹口剧场上演《龟山起祸》,薛五叔扮演田玉川一角,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为了与上海戏曲界的同仁交流,薛五叔还领衔演出了《宝玉怨婚》,专场接待上海文艺界人士,获得高度的评价。在上海期间,梅兰芳大师陪同薛五叔到京剧、昆曲等兄弟剧团访问学习。
图中从左到右为梅兰芳、白驹荣、薛觉先
薛五叔这位有成就的艺术家一直以来都是站在艺术革新的潮头,不断开拓艺术新领域。叶兆栢说,薛五叔一贯重视培养后辈,尽心尽力。从上海演出回到广州后,薛五叔提议成立剧团演员训练班,并亲自主持教学。训练班的教材有《六郎罪子》、《西河会妻》、《斩二王》等。他还亲自传授京戏的武打、身段等,使我们受益匪浅。当年,广西戏曲受外来文化的冲击较少,当地的邕剧还保留很多传统粤剧的排场与程式。薛五叔从不固步自封,敬畏传统,他率领我们去观摩邕剧,记得当时由李明扬主演《李槐卖箭》、小武陆主演《焦光普卖酒》等传统邕剧剧目。薛五叔还特地叫我学唱邕剧的“东皮”及学唱桂林官话,由于“东皮”及官话,曲韵别致,声调较高,容易调动舞台气氛与观众的情绪,可见薛五叔对这些艺术细节的处理如此的专注。
时光飞逝,先师薛五叔虽然离开我们五十多年了,但薛五叔的往事仍使人难忘。他,一代艺人,“万能老倌”的形象,光辉灿烂的艺术人生,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和精神财富,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言谈间,栢哥两眼闪烁着对恩师缅怀的泪花。
本文作者为李耀安,文中的看法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中国粤剧网为推广粤剧,以予刊载,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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