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艺往事与今瞻

诗歌源于吟唱，小说源于讲故事，讲故事辅以吟唱，辅以韵律，便是曲艺。用歌舞表演故事，便是戏曲。古往今来，读不起书的普通百姓从曲艺和戏曲中获得情感的满足，获得文化的滋养，获得零星的历史知识，并认同世俗的道德观念。

记得童年时，除了在学校获得书本知识之外，获得知识的另一个渠道便是在校外听说书，看戏，读唱本，读小说，这使我成了一名曲艺和戏剧的爱好者。那时学校的联欢、恳亲活动中即有快板、数来宝、大鼓、相声、双簧等曲艺节目。家乡青州的驻军多是河南人，闲时唱的河南坠子已在当地传播。

到北平考高中时在西单落脚，到西单商场听相声是我每天的必修课。那时的相声还是地摊，几条长凳，一张条桌，桌上两块钱板。每当一段说完，观众哄笑声中，演员便拿起小笸箩向观众敛钱。有的观众把铜板放进笸箩，有的则趁机溜开，溜得过快的，有时就遭到演员挖苦。每段相声开始前都有“垫话”，演员相互闲谈间转入正题，十分自然。也曾见过“白砂撒字”，且撒且唱“太平歌词”，韵味十足，今天已难得听到。遇有学生观众多时，还说个夹杂英语的段子，抖些英语包袱。也曾见散场时，几个演员面对着钱板上的几摞铜板当场分钱，而后分头离去，此情景令我心酸难忘。当年在西单商场说相声的艺人有张傻子、高德明、续得贵、大面包、大狗熊、汤瞎子等。北平解放后，还听过汤瞎子表演的口技，未见到其他几人，不知是否仍在。

抗日战争期间，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宣传，除唱歌演戏之外，曾大量采用了曲艺形式。我们这些中学生出身的宣传员，有限的曲艺知识都派上了用场，并通过编演节目成为内行。为了宣传边区的“施政纲领”，甚至编演过曲艺活报剧，每条“纲领”用一种曲艺形式来表现：快板、数来宝、拉洋片、京韵大鼓、西河大鼓、河南坠子，也利用民间小戏里的《小放牛》、《锔大缸》、《探亲家》的对唱曲调填词，利用京剧里的“跳加宫”、“扑灯蛾”、“吹打腔”的锣鼓点和伴奏来填词。

相声是人民喜爱的曲艺形式，华北联大文工团的何迟、张煌同志的相声为边区所熟知，何迟同志创作的相声《某甲乙》还荣获边区“鲁迅文艺奖”。新中国成立以后，何迟在天津文化局工作，他创作的相声《买猴儿》成为轰动一时的精品，“马大哈”这个艺术形象家喻户晓，并进入了辞书。可惜他命运多舛，1957年被错划右派，加以“文革”的折磨，竟致瘫痪。幸亏有夫人佟素立陪伴照料，卧床多年仍笔耕不辍。他去世后，天津人民怀念他，花圈一直摆出家门，摆出巷口好远。

抗日战争的后两年，由于城市工作的顺畅，我们在山沟里已能通过留声机听到相声名家常连安、常宝堃录制的唱片，听到敌后电台播放的相声段子。北平解放后，解放区的曲艺工作者和在京的曲艺名家有了更多的接触，给我留有极深印象的是曲艺艺人被称为文艺工作者以后精神面貌的不同。相声名家常宝堃参加慰问志愿军，牺牲在抗美援朝前线，引发广大观众的悼念。许多有代表性的曲艺家创作了新的曲艺节目，侯宝林带头净化相声段子，倡导了新的风气。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曲艺战线给我留有深刻印象的有三件事：一是许多部队文工团成立了曲艺队，以这种轻便的形式为基层服务。山东快书传人高元钧参军后，培训了志愿军文工团队不少演员，带来山东快书在部队的普及；二是老作家老舍、赵树理提倡曲艺，带头创作曲艺节目，并促成创办曲艺刊物《说说唱唱》；三是根据老舍先生倡议，促使北京单弦、八角鼓演变成北京曲剧，并带动了全国许多省份以当地曲艺为基础演化成新的剧种，如吉剧、龙江剧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曲艺得到迅速的发展，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曲目，后来因政治运动而出现曲折。“文革”中竟出现了荒唐的“陶钝、李寿山事件”，即在“曲艺调演”中把征求老曲艺家的意见这种正常活动诬称为“文艺黑线”夺取领导权的“阶级斗争”。粉碎“四人帮”后，曲艺重又活跃，出现了不少佳作。

新时期以来，由于电视机的普及，更多的曲艺节目从剧场演出转为通过电视来传播。由于各类电视晚会的需要，节奏明快、引人发笑的曲艺品种尤其受到欢迎。此时恰巧话剧出现“危机”，一些话剧演员凭借模拟各类人物的基本功，以戏剧小品谋取生存，戏剧小品进入电视，其中的喜剧小品搞笑功能不亚于相声，以致被人们视为曲艺的一个新的品种进入CCTV“曲苑杂坛”。

讲归讲，现实情况则是由于曲艺大军加入到小品创作队伍中来，曲艺手段和戏剧手段互相融汇，大大地推动了我国的喜剧创作，这种情况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但也使许多观众误以为小品只能是喜剧小品，而喜剧就是“抖包袱”，就是“搞笑”。如今“搞笑”已成为近些年一些同志对喜剧的共识。

（摘自 《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