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坠子

河南坠子源于河南,由流行在河南和皖北的曲艺道情、莺歌柳、三弦书等结合形成，曲艺 的一种。约有一百多年历史。流行于河南、山东、安徽、天津、北京等地。因主要伴奏乐器为“坠子弦”(今称坠胡)，且用河南语音演唱，故称之为河南坠子。演唱者一人，左手打檀木或枣木简板，边打边唱。也有两人对唱的，一人打简板，一人打单钹或书鼓。还有少 数是自拉自唱的。唱词基本为七字句。伴奏者拉坠琴，有的并踩打脚梆子。初期大 多演唱短篇，也有部分演员演唱长篇。现代题材曲目都是短篇。

前身

河南坠子的前身是流行于河南的道情和"莺歌柳"两种曲艺形式。从清代末叶开始，两个曲种的艺人逐渐合流，在音乐唱腔等方面互相吸收融合，特别是莺歌柳的伴奏乐器小鼓三弦被改制成坠胡以后，改弹拨乐器为弓弦乐器，伴奏旋律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促成唱腔音乐的重大变革，"溜腔"（俗稀"哼弦子"，起腔之前使用）的使用就是曲型成熟的表现。新的唱腔和音乐结构的出现，是河南坠子形成的标志，其时约在l900年左右。

形成过程

河南坠子在形成过程中，以新鲜活泼的特色，吸引了不少三弦书和山东大鼓艺人参加到改革创造的行列中来，使河南坠子增加了大量曲目，丰富了演唱技巧，促使这一新兴曲种日益成熟，并迅速流传到邻近的山东、安徽。民国初年传入北京，20年代传入天津、上海、沈阳，30年代传入兰州、西安，40年代传入武汉、重庆，香港等地，成为中国流行最广的曲艺形式之一。辛亥革命后，随着男女平等思想的不断深入人心，河南坠子表演开始出现了女性艺人,已知最早的一批女艺人为从开封相国寺出道登场的张三妮和尹凤宝等。她们的出现及家班的形成，使得河南坠子的表演在通常的自拉自唱之外又出现了男拉女唱或男女对唱的方式。1913年，河南坠子出现了第一个女演员张三妞，随后又出现了乔清秀、程玉兰、董桂枝3位名家。女演员的出现，促使河南坠子扩展了唱腔的音域，改革和丰富了唱腔的旋律，伴奏技巧也有所提高。不久河南坠子即传入京津等大城市，影响也随之不断扩大。

兴盛时期

1930年以后，河南坠子进入兴盛时期，在天津形成了乔、程、董3大唱腔流派。乔派以节奏流畅、吐字清脆、唱腔悠扬婉转见长，称为"小口"或"巧口"，程派以曲调朴实明朗、唱腔圆润见长，称为"大口"，董派以板眼规整、唱腔含蓄深沉见长，称为"老口"。女演员的出现使河南坠子的表演在大城市里的发展趋向短段"唱曲"，虽然丰富了唱腔旋律，扩展了唱腔音域，提高了伴奏技巧，但也丢失了长篇说唱的特质与优势。在河南本地，当时比较著名的艺人有擅演"风情书"的赵言祥、擅演《三国》段子的张治坤、号称商丘"四大名演"之一的李凤鸣等，女艺人则有以表演细腻见长的刘明枝、以表演妩媚著称的刘桂枝和以表演豪放夺人的刘宗琴，三人同时以擅演长篇大书著名，时人称为"郑州三刘"。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河南坠子相继传入上海、沈阳、西安、兰州、武汉、重庆和香港等地，成为中国流行最广的曲艺形式之一。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曲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唱腔及唱法

河南坠子的唱腔音乐可归纳为起腔、平腔、送腔、尾腔 4部分，在主体唱腔进行中，根据唱词中不同句式的格律，使用三字崩、五字嵌、七字韵、巧十字、拙十字、寒韵、滚口白等唱法,产生节奏和旋律上的变异,表现不同的感情。伴奏乐器坠胡独具特色，早期开场时都有即兴演奏的“闹台曲”，热烈火爆，以吸引听众。闹台以后向起腔过渡的乐曲，是速度和力度的缓冲，称为“过板”，现代都改为前奏曲。伴奏的主要部分是“托腔”，是唱腔进行中的模仿性过门，包括乐句中间的对应性过门、乐汇中间的填补性过门、寒韵（悲腔）中间的吟哦性过门。击节乐器有伴奏员使用的脚梆和演员使用的简板、铰子、矮脚书鼓、醒木等。由道情改唱坠子的多用简板，由三弦书改唱坠子的多用铰子，由大鼓改唱坠子的多用矮脚书鼓，醒木多在说唱长篇书目时使用。演唱方式有单口、双口（或对口）、三口(或群口) 3种，并各有适宜的书目。

成就

河南坠子从酝酿到形成,一直在民间流传,保持着朴素的乡土风味和浓厚的生活气息。长期以来从道情、三弦书、山东大鼓、琴书等曲种移植、继承了大量优秀书目，以后又创编、积累了一些独具特色的书目，有长篇、中篇、短篇 200余种，保存了不少流传悠久的艺术精品，如《借髢髢》、《偷石榴》、《王庆卖艺》、《梁祝下山》等。五四运动以后，以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都编唱了不少具有进步思想内容和鼓舞群众斗争意志的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整理传统优秀节目、编写反映现实生活的新作,改革音乐、表演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河南坠子的成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河南坠子演员们积极编演了一批新曲目，宣传新思想，歌颂新生活。姚俊英演唱了《十女夸夫》、《小姐俩摘棉花》等宣传《婚姻法》的作品，周玉花演唱了《考神婆》、《杨发贵摔子》、《魏兵义下江南》等破除迷信、歌颂解放军英雄事迹的作品，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1956年以后，新一代北京河南坠子演员也成长起来，他们在努力继承传统、大力编演新曲目当中，应时代的发展，对河南坠子的音乐、表演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尝试。马玉萍、刘慧琴、李少华等，均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马玉萍六岁从师李祥东学艺，1955年进京参加了北京市曲艺团。吐字发音上，在保持坠子河南地方特色的前提下，糅进了京腔京韵；唱腔上，广泛吸收豫剧、大调曲子、京剧、评剧等音乐素材，加以融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她拿手的曲目有《穆桂英指路》、《借髢髢》、《三叫门儿》、《爱个光荣人》、《土地还家》、《姑娘的心愿》、《雨夜变迁记》、《十个大鸡子儿》、《常青指路》等。刘慧琴生于曲艺世家，1956年考入中央广播说唱团，私淑“徐(徐玉兰)派”坠子，学习、借鉴民歌及西洋歌曲的长处及发声方法，对坠子的唱腔、演唱方法进行大胆创新，形成本身独有之特点，曾赴香港演唱。拿手曲目有《偷年糕》、《偷石榴》、《老实人》、《非洲姑娘》等。李少华为地质文工团坠子演员，代表曲目有《王二姐思夫》、《捡棉花》、《喂马记》等。

河南坠子就像豫剧，流行区域到底有多大，一时说不清楚，起码不止于它的名字所限。即以名字所限，常规听众人数也近亿，它的“粉丝”遍布河南城乡。一豫籍学者说，河南坠子的声腔框架已进入大脑皮层深处，成为一种格式或范式，以至于任何一段押韵的文字，像《孔雀东南飞》、《琵琶行》、《长恨歌》、《春江花月夜》等，都可以被装进河南坠子的声腔框架里哼唱出来。河南人，给了坠子最高的忠诚度和最大的热情。对于河南坠子这个黄河边诞生的“河南妞儿”而言，最初的爱、最后的爱都在这里。

河南坠子一方面走入京津，灌成唱片，借助于当时最先进的传播手段，赢得一部分高端听众的认可，语言学大家刘复、著名作家王蒙都对河南坠子有着深厚的感情；另一方面，坠子如同人参，它的宿根更深地扎在民间。四五十岁朝上的河南人听坠子，多半是在童年的乡下，土得掉渣的坠子调铸就了他们的童年快乐，无论下地割草、放羊，还是上学的路上，他们都会哼着那快乐的坠子调。

坠子作为承载量巨大的大曲种，曲书目繁多。１９５１年，原河大教授张长弓先生统计，大部书４０种，小段子６０种。曲艺史专家张凌怡说：“当时最流行的大部书是这六部，爱听文来《包公传》，爱听武来《水浒兵》；爱听奸是《庞国丈》，爱听忠来唱《刘墉》；又文又武《两块印》，苦辣酸甜《挂红灯》。小段子里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小黑驴》、《借髢髢》、《偷石榴》等。解放后新编段子中的名篇也有五六十篇。”

1963年，河南省召开了全国河南坠子艺术座谈会，全国知名的坠子演员都参与了，像甘肃的徐玉兰、山东的郭文秋、北京的马玉萍、天津的曹元珠、西安的刘兰芳等都来了，在郑州观摩演出搞了七八场。著名作家李　看了徐玉兰的《林冲发配》后很激动，马上去要徐的录音带。据会议统计，河南省内职业坠子艺人有3000人，人数在所有曲种中是最多的。

谈及现状，张凌怡说，目前全省专业的曲艺团队都解散了，演员流散到民间，演唱者虽然还有一部分，但演出已经很困难。至于名家，年事已高，后起者能立在舞台上的也是少而又少。

曲艺回暖，是个渐进的过程。2006年宝丰马街书会上，姜昆提出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河南坠子研讨会，现正在酝酿中。前不久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河南坠子榜上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