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新编北路梆子《野史魂》由忻州市奇芳北路梆子青年团演出的大型新编北路梆子历史剧《野史魂》 ，《野史魂》由马彬、王生宁、李文德编剧，王怀亮导演。奇芳北路梆子青年团团长董志伟出演主人公元好问。该剧秉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思想文脉，旨在以北路梆子戏剧形式表现忻州人元好问排除万难撰写野史延续中国历史的真实故事。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宣传元好问精神，打造忻州北路梆子戏剧艺术品牌力量，展示忻州特殊的地域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忻州，热爱忻州。
剧本讲述金朝末年，汴京都城守将吴立献城投元，百姓四散逃离，时任金中央政府左司都事的元好问为保护珍贵资料，坚守国史馆。他深思历代兴亡，时刻关注金国命运和金国史迹的保存，遂决定书写金史。吴立劝降不成，恐元好问如实写史将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遂将元好问打入大牢并不断施以迫害。元蒙朝廷逐渐认识到汉文化的重要，放元出狱。元好问意识到当下时局混乱，官吏欺妄，决心返乡忻州撰写野史。历经苦难，数年后终于完稿，并嘱学生藏于深山。朝廷下旨请元好问进京僻馆修史，不料先生已溘然长逝。整个剧情主题鲜明、立意深远，是一部很有教育意义的历史剧。
写在新编历史剧《野史魂》成功公演之后
历经半年多十六稿的艰辛，和奇芳北路梆子青年团董志伟团长及其团队、特邀导演、作曲、舞美等各系统的通力合作与奋斗，我与王生宁兄合作并由马彬老师指导创作的新编历史剧《野史魂》，“千呼万唤始出来”，终于在新年伊始的元月九日公演并一炮打响，喜获初步成功，得到了省、市专家与领导的首肯。殊为不易，谨小结以记之。
我在那本着意讴歌故乡先贤的剧本专集《忻州情》的后记《永不言悔》中曾说，“故乡忻州，钟灵毓秀，物华天宝，可谓历史悠久，地灵人杰，如今更因五台山等顶尖级旅游资源，而成为万众瞩目的五福宝地，众望所归的一片热土。”“生为忻州人，我常常感叹于故园的奇山秀水、丰盈物产、淳风挚情，尤其为故乡数千年来的丰厚人文资源积淀，为故乡人吃苦耐劳、争强好胜、奋斗不息、诚实守信、奋发进取的赤子情怀所叹服。”“仰望忻州夜空中那些永远闪烁、璀璨夺目的历史精英如阎锡山、徐向前、薄一波等，文化巨人、乡贤大家元好问、白朴、傅山等，愈益为自身的渺小、微不足道而愧疚。身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介草民，一个孜孜以求写戏二十多年的剧作者，每每不自量力，欲以自己一支笨拙的秃笔，通过对这些先贤的礼赞，为故乡涂抹些许亮色。”可算得上是忻州文化人的精神自白。
元好问作为唐宋以来北国文坛巨匠第一人，金元之际享誉久远的诗人、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在我国思想文化史册上，毋庸置疑地占有极其重要的一席之地。在一九六四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出版发行的《中国文学史》中，曾专辟一节予以讲述，即是明证。
作为一个出身于鲜卑族后裔、先祖本属拓跋氏的少数民族汉化的知识分子，学识渊博的大学问家，身为金代的寻常官宦，先生曾先后担任过县令、国史馆编修、左司都事等职务，亲身经历了金王朝末期数十年间由极盛到极衰、并最终被同样来自北方草原的新兴蒙古国征服而遭悲惨覆灭的全过程。特殊的出身、资质与经历，造就了他继杜甫、白居易之后“丧乱诗”又一不可企及的巅峰诗人的特殊地位；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为敏锐的卓尔不群的思想家、史学家，元好问先生以他在金元之交所独有的“文坛盟主”、“一代文雄” 的独特身份和广泛人脉，以保护中原文化精英、保护中华传统儒家文脉为己任，承前启后，忍辱负重，通过蒙古国新兴势力的先进代表者忽必烈亲王、耶律楚材中书令等，对金遗民中的文化精英等作了力所能及的保护，并持续奋斗数十年，撰写《壬辰杂编》等野史，为其后元代史家脱脱等细致、客观地编撰金史，留下了翔实、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国际元好问学术研究会的专家们，一致将元好问先生定位为“唐宋以来八百年间第一人”、“天下士”，是经过周密论证、在史实基础上做出的恰当评价。
在大抓文化建设的今天，元好问更成了万众瞩目的历史文化富矿之一，从而引发了省内外众多文化有心人的持续关注。开掘这一独特富矿，高扬元好问精神的大旗，我们忻州圈内的文化人们更是视此为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当仁不让的历史使命。
以我自己为例，尽管在个人的生存境遇中因缺乏生存智慧，早在二十多年前即被剔出戏剧乃至文化圈外，虽经苦斗仍不免一败涂地，成为戏剧事业的边缘人，但写作之心不死，尤其是近年来，更是痴情于挖掘塑造地域历史文化名人，如以“救孤”闻名于世的九原三义程婴、公孙杆臼、韩厥，如貂蝉，陈元礼、刘娥，如陈敬棠，郝梦龄……而尤以表现元好问为最：先后以他为主人公创作、发表小戏曲《风雨行》、《台山行》，大型戏曲剧本《千秋遗山》、《史魂元好问》、《忽必烈与元好问》。并曾多次专程为此探访太原戏研所前所长、剧作家赵威龙先生。却终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以偿。
元好问作为一代文雄，著作等身，事迹繁多，但要按戏曲形式来表现，确有高山仰止、难以着手、无从表现之叹。
也是机缘巧合——大约一年前，我市北路梆子须生新锐、省杏花奖获得者、民营奇芳北路梆子青年团团长董志伟，同样出于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地方先贤大儒元好问的景仰之情，诚挚相约由老资格的影视剧作家王生宁先生同笔者一道，攻坚克难，试作一搏。综合考虑多部剧本之得失优劣，考虑到元先生在当时那种社会大动荡、大变局、大灾难的背景下，矢志不渝撰修金史，修正史不成修野史，即以王先生原创《血泪野史亭》为主要素材与着眼点，通过多度创作，精心打磨雕琢，力争共同打造一部可歌可泣、血肉丰满、亲切感人、具有浓郁地域色彩、鲜明时代特色、且具有久演不衰价值的全新历史剧——这也就成了整个编、导、演、作曲、舞美、演奏等创作集体的共同心愿与追求所在。
剧本作为整个剧目的基础与灵魂的基础，要做到周密、合理、当行、为各方所认可，让导演有潜可挖；让演员唱得上去、舞得起来；剧诗雅俗共赏，而又各如其面；跌宕起伏，错落有致……真是谈何容易？为此，我们颇费了一番心思，按照历史剧创作的一般规律，即“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将对立面、汴京失陷不久即被杀的守将崔立，对元好问的迫害一以贯之，并改名吴立；将不知所终的元氏知心女阿严，改为采访途中遭遇雷雨而命断山谷；并构思了一个热心热肺、舍命全力支持元氏在狱中修史的老狱卒；以元好问修史与吴立反修史的矛盾线贯串始终，来结构情节，充分挖掘与展现元好问面对大中华文化的滚烫赤子情、家国情、故乡情、夫妻情、父女情、朋友情……力求以情动人，以情串戏，使整个戏活起来。
历史上优秀的作品，都是反映人民最深刻的心灵呼唤和时代最迫切的前进要求，都是独特艺术魅力与社会进步思想的完美结合，都是作家艺术家的思想感情和创作灵感对时代和生活的深刻感悟。作为戏曲艺术的苦心追求者，只有带着对历史、社会、人生、现实和未来的思考到生活中去，在深化自我认识的同时，努力去寻找。洞察、升华日夜萦绕于心的艺术形象，使其不断得到丰富、完美，更生动，更典型。生活与艺术家的内在意蕴产生了融合、共鸣，在构思与苦苦思索与自由想象中形成一个栩栩如生的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既包容了生活，也包容了写作者的心血、生命、感悟和思想。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作品，才有可能获得久远的生命力。这就要求剧作者以遗山精神写遗山，学习元先生为弘扬中华大文化而忍辱负重、苦心孤诣、百折不挠、“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精神，才有可能将这一历史巨人还原一二，使之长久地矗立在戏曲舞台上。这很难，却是必须的。因此，“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敢于挑战自我，如蚂蚁啃骨头，广泛汲收多方面的意见与营养，彻底打破以往那些“文学创作从来都是个体脑力劳动”的封闭状态，走出书斋，从国际元好问研究会专家们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到导演、演员等诸多老艺术家的有益建议，都为我所用——从而保证了剧本日益向舞台靠近，既要有普世价值意义上的思想性，又具有舞台艺术上的可操作性，也就保证了剧本经得起从专家到普通观众所认可的较强的生命力。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有幸遭遇到了一个有着虎虎生气与执着追求的艺术团体，包括特邀的导演、作曲指挥、舞美设计师等，孜孜以求，力求完美，在打造整体艺术的过程中凝神聚力，焕发出了令人敬畏的勃勃生机。董志伟身为团长兼主演，敢于自筹资金，挑战自我，挑战权威，在一无资金来源、二无过硬队伍、三无排练场地等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硬是凭着父、兄支持，在区区数月的紧锣密鼓的排练之后，比较成功地创造性地将元好问立诸舞台——诚如省厅王笑林、刘巨才等专家所说，此举堪称山西第一之大手笔、大创举。委实可喜可贺。
八百年间第一人，千秋遗山千古情。
当然作为粗坯，本剧目要想打造精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做。不经长期的精雕细刻反复琢磨，是根本不可能成为精品的。可谓前程璀璨，路途遥远而又艰难。“不经一番彻骨寒，哪来浑身扑鼻香？”
努力再努力，这是艺术追求者求真求善求美的唯一选择。舍此别无它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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