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北路梆子

近些年，我们对“大盛魁现象”的研究，似乎已进入从未有过的文化自觉阶段。特别是煌煌百集之众的电视剧《大盛魁》，已在人们的期待中，开始拍摄的消息不时传来。由是，我联想到曾经在青城舞台上活跃了100多年的山西北路梆子，它之所以能赢得广大观众的喜爱，重要因素是，作为移民文化的北路梆子，不仅内涵着与山西的特殊地缘关系，而且还在同“土著”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使之边塞派晋剧特色有了近乎质的变化。

笔者祖籍太原，脉流塞上，从小就与晋剧艺术结缘，以致从一个小戏迷，变成呼和浩特市晋剧团的专业编剧。早在我的儿童与少年时代，家里那部哥伦比亚留声机与玫瑰色蛇皮式唱片箱，就成了我眼中的镇室之宝。在那密纹胶木唱片的旋转中，我平生第一次听到了晋剧泰斗丁果仙以及盖天红、十三旦、筱桂桃、刘芝兰等名家的代表性唱段。（当然还有梅兰芳、程砚秋、金少山、谭富英、马连良诸人的京剧名段和白玉霜等名伶的评剧唱段……）应该指出：所谓山西梆子或晋剧，它又分中路梆子、北路梆子、蒲州梆子（即蒲剧）和上党梆子四种。而我最初听到灌制唱片的名家，主要是中路梆子演员。像丁果仙的《卖画劈门》、《空城计》与反串毛毛旦的《捡柴》等。这些唱段，时隔七八十年了，依然被晋剧的广大戏迷所传唱。特别是丁果仙在建国后的巅峰之作《打金枝》（已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制成“舞台艺术片”）更是声噪三晋，名播大西北。据专家评说，中路梆子的艺术风格较为清雅大气，韵味绵长；而北路梆子的艺术风格，则是高亢激越，悲慨峭拔。二者相较，大异其趣。不过，更具边塞雄风的北路梆子，正是长期占领雁北与内蒙古西部区舞台的主要剧种。

查阅有关史料获悉，上世纪初年（或者更早，即慈禧专权时期）在归化城梨园界，就先后出现了多位著名的须生演员：如十三红（孙培亭）、元元红、千二红、芦三红、金兰红等。其中十三红，还被传进清宫为慈禧献演他的拿手好戏，并任御庭供俸之职，成了与京剧武生泰斗杨小楼齐名的艺术家。仅这一点，也在一定意义上提升了青城的文化品位。在这里，尤需指出的是，继俨然大家的十三红之后，一位演技精湛、文武全才，并雄峙塞外菊坛二十余载的金兰红，更对西口北路梆子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考索内蒙古戏剧史得知，金兰红系赵雨亭先生的艺名，先生系山西五台人，出身名门世家，他与阎锡山的老师赵戴文和晋军的骑兵军长赵承绶同族，后者还称他为叔父。不幸家道中落，幼时即投身梨园，拜一位姓郭的回族艺人为师。就其艺术造诣而言，他被评为菊坛第一须生，比入宫任御庭供俸的十三红还高出一筹，除唱功极具艺术魅力外，他的“稍子功”（即甩发）和“翅子功”（表演纱帽翅的技法）更是梨园一绝。本土已故地方史专家刘映元先生曾说过“金兰红演《匕首剑》扮荆轲，从须生改唱大黑（即净角）”，只有他才能演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英雄气概。另据一些老戏迷回忆，当年，绥西与雁门关一带，有好多关于金兰红舞台生活的逸闻趣事。其中最有名的一段是讨吃红偷学《五雷阵》。笔者年轻时，也曾听说过这段在坊间被演绎得十分精彩的故事。其大意是；一个乞丐模样的关南艺人，为了偷学金兰红的绝技，竟隐姓埋名甘当龙套一年多，终于把《五雷阵》一剧全部学到了手，后拜谢金师而去。说到《五雷阵》这出战国时代的故事戏，它的剧情梗概是：“秦（王）命王翦伐齐，王非孙膑之敌。用妖道毛贲摆设五雷阵，摄捉孙膑生魂，孙几身死。后孙膑师弟毛遂假扮毛贲，盗去其师法宝，救孙，大破五雷阵，用鬼谷师太极图，殛死毛贲。”（见陶君起《京剧剧目初探》）。在晋剧传统表演中，此剧在人物造型、舞台调度和对演员演技的要求上都极其繁难。仅头戴的那一特大型白纸幡，就给扮演孙膑的须生演员带来沉重的负担。这种象征蔴冠的白纸幡，是由百余根约一丈有余的纸条集聚而成的。让它舞动起来，其难度可想而知。还有朝天蹬等功夫的运用，更增加了演员表演的高难度。因此，若演《五雷阵》这样的剧目，就需演员有扎实的基本功，并在演出前作长时间的台下训练。而金兰红先生正是因为身怀绝技、能戏较多，才能获得北路梆子第一须生的殊荣。

80多年前，金兰红就曾在旧城长和廊一处较为清静的院落居住。他的儿子赵锦和孙女赵月霞，都曾在呼和浩特市晋剧团工作，而且还是我的芳邻。因为这层关系，我有幸于金氏的传人家中，看到了他扮演《芦花记》的剧照，惜乎，现已不存。

近年，笔者撰写过不少与青城菊坛有关的文章，其中包括北路梆子名家花女子（李桂林）、水上漂（王玉山）、三女红（宋玉芬）、十六红（冯金泉）等人的擅演剧目及其历史贡献。时至今日，这些人中除了90多岁的冯金泉先生外，都已作古。但他们都在青城的戏剧艺术史上，留下精彩的一笔。特别是那个继承金兰红“衣钵”、并与其合作20多年的花女子和以跷功著称、漂功传世的水上漂先生，更对内蒙古西部区边塞派晋剧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历史性的影响。

早在60年前，笔者就亲睹过花女子的舞台风采。记忆中，这位表演艺术家还未出场，观众的“碰头彩”就迎面而来。所撼者，那时我还处于人生的蒙昧阶段，无法体味这戏中三昧。但从观众们超常的热烈气氛中，也似感到了一些艺术的魅力。据刘映元先生说：花女子是北路梆子舞台上极其罕见的多面手，她红黑生旦都演得很出众，尤其是代表作“三杀”、“三图”、“三计”更是誉满绥、包和晋西北。所谓“三杀”是指《杀狗》、《杀楼》、《杀子报》，“三图”即指《日月图》、《汴梁图》、《兴汉图》，“三计”是《芦花计》、《空城计》、《三疑计》。

对于同样蜚声塞北的水上漂先生，我已写过《想起水上漂》等文字，表述了深切的敬仰与缅怀之情，并对这位北路梆子四大名旦之一的表演艺术家，给予很高的艺术评价。

还需补叙一笔的是，除了上述长期活跃在青城菊坛的几位艺术家外，还有如五月鲜（刘明山）、李子健（京剧四小名旦之一的李世芳之父）、刘宝山、小电灯（贾桂林）、腊玲子、兔儿生等北路梆子名家，也曾多次来绥或浮寄青城进行巡演，这些都为青城民国以来的戏曲艺术带来新鲜的滋养，也对发展内蒙古的边塞派晋剧，作出有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