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馆呼声
村里一位文化老人告诉我，大凡一个人如日耀眼，命都硬。孔子三岁丧父，毛泽东一家出了七位烈士。段二淼与他们相比，算不上人物，说不清是上天安排，还是命里自带，祖父去世，段二淼出生；父亲去世，段二淼才两岁；同一年死去的，还有他哥哥段苗则，三条命换回一条命。
打卦算命这一套，我一向不往心里去，便是有人说起命当如此，至多略有所思。段二淼命的软硬姑且不论，他们这一代，注定要经历社会大动荡，却是躲不开的事实。段二淼生活与活动的七十年，前有戊戌变法，接着是庚子排外、辛亥革命，中经军阀秉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是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运动。看似几句话便可概括的段落，每一阶段，都是对灵魂触动很深的历史时期，或曰时候。
我甚至想，正是这样的时候，造就这样一些人；这样一些人，构成或者说绘就这样的时候。在此时段里，段二淼还算不上一个“声威俱重”的“大拿”，但也以出类超群的德才和出云惊世的艺术成就，为那个时候以及后来的时候着色状彩，书写出令人惊慕的彩页。
历史上的许多时候，尤其是段二淼从生到死那个时候，社会变化从旧社会变革为新社会，生活变化从单纯生活走进复杂生活，戏曲变化从保守时期演变为革新时期。走在这样一段风华壮彩的曲折道路上，段二淼固然有诸多不一样，但也同诸多戏曲大师一样，短短的几十年，承上启下，不但艺术造诣很深，经历很丰富，而且在复杂变化的经历中，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多姿多彩、灿烂辉煌的人生活剧和艺术彩剧。
我对“彩剧”这个“彩”字尚不能满意，闹剧不行，悲剧不行，丛剧也不行，诗剧还不行，一时又找不到更恰当的字眼。练字之苦可想而知。想休息一下，也想有“奇遇”偶会。随手拿起《世界艺术史图集》随意翻看。封底有这样几行字赫然向我招手：一件艺术品究竟传达了什么理念？它的美何以历久不衰？创作者在什么情况下孕育出作品？影响他观察和创作的艺术传统是什么？作品从艺术家那里孕育脱手到进入博物馆供人欣赏，期间经历了哪些波折？这一系列问题像幻灯播放似的向我走来。段二淼不是一件艺术品，也不是一段艺术史，但他毕竟是一位在艺术创造上贡献杰出的人物，所以，写出他创造不朽价值的人生经历，同样要回答上述一系列问题。
段二淼的生前历史已经写就，身后历史依然为怀念他的人们继续书写着。为了对他的重彩人生有所评裁，我在采访和抢救材料中，不断扩大范围，网罗了越来越多的人和事。不说阅尽人世百态，也是精心看了一部电视连续剧。期间，一颗虔敬的心如同载浮于波涛汹涌中的一叶小舟，随时为之颠簸，为之膨胀，为之紧缩。这一切，都是因为段二淼时时与我相随，时时给我教益和鼓励，也是因为上述问题时时追逼盘问着我。
采访期间最令我感动和振奋的是，接触到的不论是大人物，还是普通百姓，几乎众口一词：这一段历史最值得书写。生于斯成于斯的杰出人物最值得重视。段二淼这样一位出类拔群的戏剧表演艺术家、大师级人物，最值得建馆做永久性纪念。套用孟子在《公孙丑上》的说法，段二淼之于众多演艺人员也类也，然而却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有上党梆子以来，未有盛于段二淼先生者也。
——一位关心文化事业的朋友直截了当对我说，纪念段二淼，就是纪念那一段最有承前启后意义的上党文化。
——又有一位朋友对我说，鲁迅先生写过一篇《为了忘却的记念》，好像是为了忘却痛苦，却使那段痛苦岁月得到加倍记忆。我们提议建馆纪念段二淼先生，则是为了不至于让应有的纪念随着岁月流失和湮灭。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盛举。
——另一位朋友思路更开阔，他引经据典说，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在历史进程中，王宫可以变为荒丘，沧海可以变为桑田，山可移，海可填，而文化名人却世代流芳。古时建庙，现代建馆，都是弘扬文化的体现。申维辰先生在谈到“晋商”研究时说，我们之所以把历史看作是一种经验和智慧，就在于历史所反映和体现的往往都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法则和基本规律。由于这些法则和规律往往都带有普遍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它便能够为我们变革现实的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和有效的帮助。如果我们在挖掘、发现、认识和掌握这些法则和规律中，对我们的思想观念和工作实践有所体悟和体现，那才真正算是对晋商的研究有了收获，对晋商的认识有了提高，对晋商的学习有了成效。他说这段话，尽管不是特意对发掘研究和建馆纪念段二淼说的，但却是对此最好的主导意见和指导思想。
——一位朋友调侃说，你是不是也想像挖掘慈禧文化那样搞个段二淼研究会？我说，我是受巴金的启发，才这样想和这样呼吁的。巴金在他的《随想录》中有两篇文章谈到建立现代文学馆。在第一篇的开头说：“近两年我经常在想一件事：创办一所现代文学资料馆。甚至在梦里我也几次站在文学馆的面前，看见人们有说有笑的进进出出。醒过来时我还把梦境当作现实，一个人在床上微笑。”我也做过类似的梦，不过没有把梦境当作现实，而是在现实中梦想着段二淼纪念馆会在不久的将来矗立在眼前，那里有演艺活动，有艺术报告会，有各种戏曲游戏……
巴金先生在第二篇文章的结尾说：“去年在隆重纪念鲁迅先生诞生百年的时候，我曾经这样想过：先生不见得会喜欢这种热闹的场面吧。用现代文学馆来纪念先生也许更适当些。先生是我们现代文学运动的主帅，但他并不是‘光杆司令’。倘使先生今天还健在，他会为文学馆的房子呼吁，他会帮助我们把文学馆早日建立起来。”
听到朋友们的议论和呼声，我想：段二淼虽然不能与鲁迅相比，也不能与巴金相较，但他也是个“司令”，是上党戏的“司令”。他这个“司令”看到国家如此繁荣富强，文化事业发展如此欣欣向荣，各级领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持续发展如此重视和支持，一定会发出满意的微笑；对我等尽管微弱的建馆呼声和并不微弱的社会热望，也一定会发出会心微笑和颔首赞同。
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这不仅是鲁迅先生说过的话，也不仅是一人一事的遗憾，而是人类史上最长久最普遍最不可挽回的悲憾。
或者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正当梨花盛开的一天夜里，我梦见一只黄鸟在梨花丛中歌唱。一歌引来百歌鸣，顿时形成百鸟和鸣的大合唱，凤凰的声音也加入其中。就在这合唱声中，段二淼纪念馆落成典礼了。这不是海市蜃楼，不是梦，而是真真切切的存在。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是《陋室铭》里的话。身在陋室，却总思谋着陋室以外的事。近日来到一处灵山环抱的风水宝地。此地北有老雄山，西有虎头山，南有天子岭，东有都城隍。一位朋友环顾四山之后说：“人杰地灵，先人后地，地因人灵。”太行山由谁来灵？我们不妨来一个公选。然而，总统可以选出来，市花可以选出来，可灵一方山水的神仙级人物却不是靠选举产生的，好像是一种自生自涌机制。思前想后，除段二淼之外，想不到第二人。
我绝无意于造神，并非不知道自己是谁，凭一介草莽可以造出神来吗？这样一析，反而敢于放胆写出自己的心声，写出本有的存在：巍巍太行山，巍巍段二淼！
无奈的比衬
我不知道应当怎样揭开段二淼“成就及艺境”的篇章。有人说老传统都很笨，在我看来，笨只是表象，深刻与大气才是本质。在孔夫子眼里，真正有分量的人，看上去应该是笨笨的，这是积仁积德的结果，巧言令色反倒离仁德远了。
我不敢妄谈仁德，也并不妄自菲薄，却依然担心自己的拙笔，不能写出段二淼的艺术境界。我想急中生智的时候，习惯拿起一本书随意翻着，久而久之成为习惯。此刻翻着一本谈修辞的书，突然有“衬托”二字跳到眼前，使我忽然想到，不妨就用衬托的办法试着谈下去：
鲁迅先生笔下的孔夫子，是一位很瘦的老头子，身穿大袖口的长袍子，腰带上挂着一把剑，或者腋下夹着一枝杖，然而从来不笑，非常威风凛凛。假使在他旁边侍坐，一定得把腰骨挺得笔直，经过两三点钟，就骨节酸痛，倘是平常人，大约总不免急于逃走的了。鲁迅先生还以自己到山东旅行的体会描述了当年孔夫子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坐着简陋的车子，颠颠簸簸，颇有滑稽之感。大概正是所谓“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然而，我始终对这“颠沛流离”比较佩服，不仅没有滑稽之感，反而想到孔夫子如果安心在自家小院教书，老子如果固守笃定于图书馆的竹简堆里，便不会有《论语》和《老子》问世。鲁迅先生尽管指出孔夫子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个阔得可怕的头衔，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候，然而翻翻《鲁迅全集》，他写孔夫子的笔墨比别的老头子都多，是否也说明这位老头子无论如何是个左说右说都摆脱不开的人物。历史总是这样的相似，历史人物也总是这样的相类。读着鲁迅笔下的这一段书，我的眼前有孔子在，有鲁迅在，有李渔在，还有梅兰芳在，更有我们的段二淼在。
冯友兰先生的描述与鲁迅不同，他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设专章写孔子心灵修养，通过与古往今来一切人物比较，得出一个字斟句酌的结论：在西方，人们最熟悉的一个中国人大概就是孔子。他甚至更形象地说：有好事者把一长串的伟人名字排在一起，无论从哪个角度排列，在西方排在第一的总是苏格拉底，东方则非孔子莫属。
司马迁的《赞》，又是一个高度。他说：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我在写作上，不敢过高张望，却也在拙著《旷思敛语》一书的《孔子出国》一文中写下三个题目：其一，不曾乘桴浮于海，却无桴出海走向世界；其二，无意于成为神明，最终还是成为神明；其三，对孔子的否定，否定的并不是孔子。接下来还说到，孔庙不仅遍布全国各地，而且在世界各地也不断多起来。并曾建议：我们不仅要走出去，还要把从苏格拉底到马克思，从达尔文到凯恩斯的一切里程碑式的人物请回来，由孔夫子到孙中山，到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此后不断继续的一切优秀思想成果，作全面、深入、具体的继承和发展。这是时代的使命，现实的需要，未来的希望。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暖的曲身成直身”。我们请回这些，就等于请回阳光，请回春风和花香，就可以“暖的曲身成直身”，以容光焕发的新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的衬托文字到此可以止步了。
我之所以用大段文字来衬托段二淼及其上党梆子，实在是有一种使命在推动。明知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比衬，还是如此比了、衬了，应该说不是自私自利的推动，但未必没有功利主义的成份，而且漫出这么多、这么远，无非是要表明，假使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没有孔夫子这柱香几千年烧下来，假使我们大中华的历史没有司马迁这张纸几千年写下来，假使我们以“五四”为分水岭的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没有鲁迅这面旗一直飘扬着，那么，中国文化将是怎样一种光景呢？退一步说话，仅从艺术角度而言，也如《文心雕龙•知音》所言：“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见识广，采撷博，眼界才能高，这是被几千年文明史和千千万万有识之士证明了的真理。
当然，我们的戏剧大师段二淼未必够得上与各路“神圣”同庙供奉，但建一个纪念馆，以志纪念和弘扬，不至于“当时则荣，没则已焉”，未必不是一件应该认真考虑的大事。
孔子六十几岁时，就曾叹之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我已年近六十，虽然没有资格梦见周公，却常在梦中与毛泽东会见，并且梦见攀崖走壁，说明我的心还不老。不过，我仍不免叹息：人生如梦，万事如烟。建馆纪念段二淼这样的大事，对他本人而言或许是无所谓的吧，但只要是有文化责任感的领导者，还不说是文化的担当者和香火的传递者，就不应该不有此责任心。
申维辰先生在《晋商》一书序言结尾时说：“研究和开发晋商，必须有晋商的毅力和勇气，必须继承和发扬晋商开拓创新、奋发进取、一往无前的创业精神！”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说经济方面的成就，仅文化建设，“几个大院”、“几座老城”、“几部电视剧”、“几部大奖作品”……都为三晋文化增辉添彩。我们对段二淼的研究和弘扬，也应该有段二淼在传承上党梆子方面的热心、毅力、勇气和精神。
文化不能当饭吃，但在人生的营养中是与吃饭同等重要的营养，在发展中更应是同更重要的发展。否则，重经济建设而轻文化建设，真有可能如同黑格尔所说的，使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至将自己部分地牺牲掉。
苏东坡先生在将近一千年前就说过：“成事在理不在势，服人以诚不以言。”我知道以自己的人微言轻，不会造成什么势，但理是可以成立的，诚心是没有水分的。但愿当代高水平的决策者心同此理，诚同此心，成就这千秋不朽之事。
天降大师于斯世
1899年11月18日，阴历10月16日，段二淼出生了。八十年后，晋东南地委为他举行追悼会，也是10月16日。出生于猪年，死于七十年后的猴年，追悼会开在再十年后的羊年。传统观念，猪猴相生，猪羊相克，它们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冲突。然而，将它们置于一处，却形成这么一个较为尴尬的局面。
这是偶然相遇，抑或是天地昭示？
细究起来，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一年都有它不同寻常之处。应该说，1899年，也是不同寻常的一年。早已觊觎我神圣领土的日本，就在这一年——在国内开通了长途电话；娘胎里就带着霸权主义的美国，就在这一年——向英、法、俄、德诸国致电通牒，要求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向美国商人公开；受尽欺凌的中国人，就在这一年——终于爆发了举世闻名的义和团运动。
同时，也在这一年，中国人对世界文学的瞭望，迈出开春的一步，林琴南用古文译述的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也在这一年，37岁的齐白石以诗文为见面礼，正式拜王闿运为师；常说“落马一次即增加一次进步”的鲁迅，也在这一年的一次赛马中第一次落马。这一年鲁迅是十九岁，毛泽东是六岁，仅比梅兰芳大一岁。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其实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每一年都有较大的波浪兴起。不知成年后的段二淼是否得知，瞿秋白、聂荣臻、老舍、海明威都是出生在这一年。德国学者普罗尔斯的《关于戏剧学的问答》发表，“戏剧学”这一学术概念提出，也在这一年。段二淼是与“戏剧学”的概念同年出生，不知仅仅是巧合，还是有着更深的天机。
胡锦涛总书记最近讲话说，那是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在那样的年代里，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一次次抗争，一次次失败，那更是中国人想改变悲惨命运而不得的年代。这样的年代出生了一个段二淼，在我们这山里不仅是多了一个孩子的哭声，更应该说是泉水无心添喜庆，青山着意出彩虹。
段二淼就出生于这样的一个年代里。
佛陀降诞，王后梦见白象，光明悉照天下。段二淼出生，面临的却是颜色更加暗下去的天空。鲁迅先生将此描写为“苍黄的天底下”，“没有一些活气”。在这样的天底下，积弱积贫的清政府无论怎样妄自尊大，也是经不起任何风吹雨打的墙头芦苇了。对此，我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更不知当时的段二淼能感觉到些什么？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或许得意得有些道理；“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虽然离谱，却同样是一种存在。国势极度衰弱，强敌野蛮入侵，身居帝上的慈禧太后不以救国扶危为重，却沉溺于声色：看大戏，捧名角，赏戏子，修名园，以对国家近乎救火投薪的沉溺态度，过着以荒淫为舒心的日子。就是这样一个人主宰着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这个人虽然现在几乎红如明星，成为旅游景点争抢的招牌，当时无论如何只能是全国人民唾骂的大灾星。
“大灾星”的这一荒淫舒心，国家无疑是更加贫弱了，京剧以及戏剧的发展却无疑是迎来了它的春天。
段二淼出生，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也已难以考证了。但以他的戏曲人生而言，当时面对的事实是：徽班与汉调合流后出现的“三鼎甲”程长庚、张二奎均已谢世，余三胜正好死在这一年；“伶界大王”小叫天谭鑫培的父亲谭叫天谭志道已离开人世12年了；脱离老生高亢简约唱法，在华丽迂曲、韵致美妙上取得重大成功的大老板谭鑫培也已经52岁了，正为慈禧太后宠爱极深，须臾难分，“谭腔独大”，“无谭不欢”。据说由徽剧、汉剧、昆曲和梆子融合形成的京剧，所以脱颖而出，成为国剧，首功归于乾隆，居功至伟者却不能不是导致家破国亡的“大灾星”西太后。
我的书桌上有一对铜制镇纸，上书：“一路沿溪花覆水，几家深树碧藏楼”，是由启功先生的墨宝铸制的。热眼深探，我们还可以发现，大老板谭鑫培之所以在群英荟萃、群星耀日中形成“四海一人倾天下”的局面，是经过乃父谭叫天，另一位大老板程长庚，还有一位鼎甲人物余三胜三位大师倾心传授的结果，当然不能没有他自己的天才条件。同样是九岁学艺，出身梨园世家的大老板梅兰芳，这一年只有5岁。不过，仅从他《舞台生活四十年》的插图便知，这位后来一直走上无人并立的顶天局面的大师，经历的师傅也都是一个个名声籍甚的大腕，而且这些大腕又无一不与梅家尤其是梅先生的乃父、乃祖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能在成长道路上有此群峰共托、众星捧月，便是中外戏剧大师中也很难找到第二人。
段二淼先生后来常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话不是表白他自己是神童，而是延续一种传统的识人体验。我的一位朋友说：“人过五十都是哲学家。”其实在孩子们眼里，大人都是相人专家。爱因斯坦曾被他的老师轻易否定，梅兰芳也曾被他的师傅轻易看轻。尽管姑母说梅兰芳的眼睛下垂、转动不灵活是实在，他的师傅却丝毫没有看出梅兰芳内敛秀颖的精神潜质，竟理直气壮、毫不隐讳地说他 “言不出众，貌不惊人”，“脸死、身僵、唱腔笨”，“学戏没有前途”。至于他能以嗓音甜美、台风雍容大气盖世无双，在京剧舞台上呼风唤雨半个世纪，被公认为中国一个时代戏剧艺术的杰出代表，世界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那都是后来的事。
一个人辉煌了，好像一切都是非凡的，被中国人惊叹，也让遥远的外国人惊羡。曾被师傅轻看的梅兰芳大师，除了被中国人公认 “为中国京剧艺术留下了空前绝后的精神财富”，“代表了京剧艺术发展的最高峰”，外国人也蜂起盛赞：著名文学评论家约翰•梅逊•布朗认定他是“天赋非凡、罕见的风格大师”；著名舞蹈评论家玛丽•瓦特金斯推崇他的“舞蹈艺术达到了最高境界”；著名戏剧评论家斯达克•杨瞄定他是“最完美的艺术家”、“是一位登峰造极的专家”。
文章真处性情见，谈笑深时风雨来。我不厌其烦地述说这些，并不是想在诸多非凡之后再为梅兰芳先生加一条非凡的评论，而是总在心中想着我们这个山上的大师段二淼先生，不是想以风雨，而是想以阳光迎接他的到来。
郑板桥有副名联是：“山随画活，云为诗留。”太行山不是因段二淼闻名，段二淼却着实为太行山添彩。因此，我才忍不住将他与上述大师相提并论，而且从心底里敬仰这位大师。关于称段二淼先生为大师，出现两种绝然不同的声音。稿子写出来后，在朋友范围征求意见，特别渴望得到朋友的帮助指点，为我指出缺点和错误，尤其是直接为我消除硬伤。我的朋友都是以心相交，也不乏直言不讳的挚友。这样的朋友，才是真正爱护我的人。我与他们心照神交，获益匪浅。看到这样的意见，我当然是如获至宝。但是，也有几种情况也令我难以决断。一种是两种意见严重对立，一种是对史实的不同记忆不同看法。为此，我想采取直面读者的办法，将不同意见都向读者呈上，也等于在更大范围征求意见。我想，这不会引起什么轩然大波，倒会得到更多更加有益的教益。
关于称大师引出的两种声音是：完全可以和绝对不可以。我斟酌了朋友的两种意见，产生这样一些感想：词典上对大师的定义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问题就出在对前半句的界定上，而后半句则只是说明大师一般不是自称，而是为大家尊崇所称。远的不说，近现代当中陈寅恪、钱锺书、季羡林等学问大家，屡屡被称为大师，据说他们自己并不接受这个头衔。齐白石、黄宾虹、李可染等也被称为大师，有人却提出，前两位可以，后一位不可以。在戏剧界有人说唯有梅兰芳可以称为大师，也有人说“四大须生”和“四大名旦”都可以称为大师，俞振飞、陈伯华、常香玉、丁果仙也都是大师。
若问我的选择，我愿意从后。不是将标准降低，而是将心放得更宽。如果由此引出一点讨论和争论，激发出一些新的材料和新的意见来，也是我乐于看到的。
段二淼先生是否可以与梅兰芳划等号呢？有一种意见认为，上党地区大山里走出来的段二淼大师，并不比梅兰芳、达•芬奇逊色多少，只是成才的环境不同，成才的行当不同。他们各有各的绝活，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粉丝。是的，段二淼并非投胎梨园世家，生于书香门第，他没有那么多与生俱来的人脉和关系，也没有投身京剧这样的大剧种，仅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苦孩子。然而，他将一生付与一个地方戏——上党梆子，却也居然成为顶天立地的表演艺术家，成为上党梆子艺术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师。
有人说可比的还有赵清海。别的不说，两个人同样上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但简明版中唯有段二淼。加上诸多方面的突出贡献，段二淼在上党梆子史上的地位就更加突出了。我心中甚至生出这样的感慨：对于那一段历史而言，这是怎样难有的奇遇啊。每每与此奇遇相遇，就不断地在心里叩问：是什么原因使我们这山这水生出这样一位人物呢？在一次讲课中，我竟然说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长子出了个李生贵，以此极言农民李生贵在推动农业增效方面的杰出贡献。此刻我只想说，段二淼的光芒固然不能与毛泽东相比，也不能与梅兰芳相比，但并不需要有意拉长却也足够在太行山绕上几圈！
难道不是吗？一位出身贫苦家庭的穷孩子，以骄人的成就让太行山为之点头，让漳河水为之欢唱。天降大师于斯世，天降大师于斯地，天降大师于斯人！段二淼能戴着大师的光环出生在我们太行山里，我们这些山里人，无论是与段二淼并时于此世，并存于此地，并行于此处，还是擦肩而过，抑或是望尘莫及，都应该留恋于生于斯成于斯死于斯的大师段二淼先生，都应该为他致上一个注目礼！
在此，我郑重敬请诸位朋友，诸位非凡的读者，请您在心中给他一份温暖的敬意。他来了，是上天对太行山的关照；他屹立于太行之巅，是因为他特别出众；他走了，他响亮的名字和辉煌的业绩则永远留在了太行山上。太行山或者并不因他而高，因他而大，却应该因他而青，因他而秀，因他而仙，因他而神。
这样说，或许有过誉之嫌，但无一句不是从我心中涌出来的心里话，绝对不是在唇齿间咬文嚼字挤出来的小人语。在此，我只好说：朋友，敬请您原谅我的激动。
大蚓家谱
我们这个世界尽管天天生儿育女，人口膨胀问题据说仍然是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之一，但一个人降生毕竟是一件令许多人高兴的大事。如果这个人在他的生命期间闹出一些大的动作，其出生就可能衍生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故事来：
——孔子是素王，生前死后经历都很特别，但他的出生似乎算不上特别。
——汉高祖刘邦，生来不是种田、做工、教书和引车卖浆者流，无论是天生龙种，还是争江山的好手，反正是与众不同，因此也就“则见蛟龙予其（刘邦母亲）上”。
——汉武帝刘彻，风险继位，用贤变法，尊王攘夷，平巫蛊之乱，在和与战、治与乱、忠与叛、得与失、生与死、情与恨中走完波澜壮阔的一生，因此出生的原因似乎更高一个层次，竟超出乃祖，是母亲梦见太阳钻入怀中受孕，天生就是一个红太阳。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也是上天早有安排，他落地的那天夜里，不知是否有音乐伴奏，明月来贺，反正是赤光绕室，异香经久不散，别的不说，仅就戏曲而言，宋朝戏特别多，有杨就有潘，有潘杨就有宋王爷，大概也是这异香散出来的。
再往上追溯，我们的始祖黄帝，能繁育出这么一个伟大民族，当然更是欲与天公试比高了。据说，他来到人间，是因为母亲看了北极光。别看我们生活于商品泛滥的社会里，不少人，至少是像我这样的人，对于这个“商”字却很少去想，对商朝的开国之君契，更少想了。然而，他的出生好像天生物质气息很重，是母亲捡食燕蛋的结果。孔子说，经常梦见周公。我对此梦和周公所在的那个时代都很神往。尽管后来周天子穷到买不起供应粮，但有八百年江山的周的始祖弃，是因为母亲在郊游时踏入巨人脚印，与生俱来就很踏实。我们现在要求踩着时代的节拍走，其实踏入巨人的脚印，收获更大。
这些人物，尽管离奇，但都是母亲所生，还没有听说哪一位是云生雨降的，至多也不过是说有德者必有符，有其符是以知其德而已。
我们的段二淼先生的诞生，当然极为平常，虽然没有衍生出与龙凤相关的故事，却也因为他来到这个风起云涌的世界，使得他出生的那个小山村，以及近邻的几个村子，三年不结老南瓜。大禹时草木秋冬不杀，禹谓之木气胜。山里人常年与草木同生共荣，虽然未必懂得这么多，未必知道尚青的意义，却也纷纷传说段二淼出生的这一年，人们赖以过冬的南瓜就是结不老。这虽然比不上夏得木德，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史书上也没有他的列传，但就天人感应、与众不同这一点而言，好像都是一样的。
一天入睡前我读了一点古书，早上醒来接着梦的余绪想：文化这东西，也真让人捉摸不透，喜欢使辉煌黯然失色，将崇高拖入泥潭似乎也是一种世界倾向。中国文化更有他的怪脾气——往往将大人物与小动物相联系。十二生肖以及与此相关的故事就不说了。“禹是一条虫”，尽管被鲁迅先生嘲笑再三，持此观点的鸟头先生好像也没有感到特别不自在；“黄帝起，大蚓见”，也是将大人物与小爬虫并论。这好像与“日心说”一样，也应该是文人弄出来的一种新观点，但却进一步令我生出好想好问之心。
我由南瓜结不老，咨问到段二淼的家谱。据村上的老年人讲，他的祖父是“国”字辈，比我的曾祖还高一辈，大号段国年，独苗一根，却有三个大院子，几十间房产。当时的家里虽然没有出过什么官员和较有作为的读书人，但家境还算殷实，颇有为儿孙挑房好媳妇的资本，院子里也未必不传出过念书声，从段家门楼走出来的人端正不说，还多几分灵气。
我喜欢读书，对书声较敏感，但不知这念书传出来的声音对遗传有无影响。传统习惯似乎很少朝这方面去想，倒是对风水的影响历来较为重视。段二淼的祖上能占据一席“凤凰双展翅”的好地，也说明有一定的实力和势力。经我进一步盘问，得知段国年和他的父辈、祖辈，都是当时村上较富裕，日子较旺象的上等户。村上每年“大社”，祭祀性的文艺活动，多由他家出资主办。
音以比耳为美，色以悦目为欣。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重大的目的，反正地主养戏班子，曾是时尚，也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赤壁段家还没有发达到这一步，但主办“大社”这样的事对段二淼的影响，应该与家庭渊源和当时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加以研究。
我在开篇就说过，无意与段二淼攀扯本家，然而，越查访下去，越证明与他竟是并不太远的本家，以至令我隐隐觉得，能在此摇动笔杆，写出一些还算有些活气的话，似乎也与他有些关系，甚至自觉不自觉地与他作些莫知高深的比较。这样的比较，虽然没有比出什么“差序格局”来，却使我想起一件与自己有些关系的往事。
我小时候，尽管是一个较文静的孩子，竟也喜欢叫上自家的大黄狗去与别户另村的黑狗、苍狗较量较量。自家主办“大社”这件事，对段二淼的心灵暗示，应该不在黄狗给我留下的印象之下。至今我还记得，当年家里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赏物，黄狗赢了，却也会奖它一块糠饼子；至今它那得奖的笑容和受罚的可怜相还深印在我的脑门上。
不过，也有人不以此暗示为然，总认为人生的结局是天定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刚走上工作岗位，习惯于早晚读点书，好像比铁纪律下的“天天读”还多些自觉。为此，一位下放来的“大官”对人说，这个年轻人与其他人不一样，是“天生有野心的”。当时批林批孔如火如荼，根正苗红的我，听到与野心家林彪有点“套近乎”的说法，虽然没有紧张，却也总有点不以为妙，且在心里留下一点印象。现在想想，如果当年能像拿破仑那样将这“大官”的话作为心灵暗示，或许这“野心”也会吹出一个大气球来。但我这贫下中农育下的弱苗，在此后的岁月里虽然依旧读点书，而所谓“野心”，也仅仅在心里留下一点模糊不清的印象罢了。由于我的读书与野心没有关系，也就走入了最没出息的一途，既不与家国“大乘”相关，也不与发展自己联系，只是随心所欲读一点、写一点，随意一点而已。我不知道可以称为族祖的段二淼先生对此怎么看，我自己的看法，也就这点几近于无了。
虽然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但久居山水当里的农民，好像从来没有这般深邃神通过。我的祖上大概本来与仁智较远，由水边迁入深山，所追所求的好像只是那几亩山坡地。如果不是他们离开水边，深山不露，我小时候，或许还可以与住在河水边上的段二淼经常见见面。因为他去世的时候，我已初中毕业，他受难回村的那几年，也正是我因动乱上不成学，在家务农的时候。无此机缘，或许也是天不助我吧。
不过，我的祖上也不算弱智，曾经有过十多亩山地，十余间坯房，他们当中的个别还认得几个字，过年写春联时也偶尔露一手，得到过几句夸赞。家业同样是毁在“连”字辈之后的手上。这笔罪债无疑当归英国人发动的鸦片战争，但也不能说自己就很争气。
段二淼的父亲也是连字辈，与我曾祖是一辈，因为庄稼人不叫大名，死的又早，大名早已随土消逝了，村上的人只记得他叫园则；他的二弟叫小章，就是带段二淼外出学戏的那位小叔父；他的三弟体弱多病，家人又宠他，沾染烟瘾，家产就祸在这一位身上，不说大名，连小名也随烟飘散，没有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段二淼的哥哥叫苗则，段二淼原名二苗，赴并演出时，一班愿意离土气远一点的人，将“苗”改为“淼”。
前几天与一位老作家闲聊，说到上党梆子和上党落子两位最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段二淼和王淼荣，名字都有三个“水”字，认为这就有点意思了。我不明白其中有什么深意，只知道段二淼原名的“苗”字，在庄稼人的心目中应该寄托着两大希望：一是像青苗兴旺一样发家，二是像“是苗必长”一样成才。老大苗则不到二十岁于四月十九“大社”那天猝死庙里，可能是突发性心脏病或脑梗死，距离他父亲过世只有几个月，留下两岁的二苗和母亲。
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孤儿寡母本已凄凉无比，尔后母亲也改嫁走了。小二苗本已并不阔绰的乐园从此荡然无存了。此后，他的童年只能与孤苦伶仃相伴相随了。
鲁迅的至友许寿裳夫人病逝，鲁迅致信安慰说：“人有恒言：‘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仆为一转曰：‘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此意久不语人，知君能解此意，故敢言之矣。”以往看到此语，总感到不够柔情，现在细想，孤苦对于段二淼，或许正是铸就个性，走向自强的原因之一。
此外，我还想到，我们老段家出了个演艺大家段二淼，总该在文化基因上有点渊源。段成式是太远了，与我们这一支段姓子孙基因上有无关系已很难考证。较近一点的，近查三代，远查五代，好像无不是土生土长，土里来土里去，是地地道道的蚯蚓家族。光景好的时候，或许有人读过一点书，却没有发现有读书做官的，连卖文为生或走江湖卖艺的似乎也没有过。伺候庄稼的好把式倒是代代常有才人出，没有被别的庄稼人小瞧过。段二淼虽说将“苗”改为“淼”，也还是与土最亲近，农家出身，为农民唱戏，一生农民情结很重。活着的时候，回到村里，感觉最舒心的是自家的屋檐下。脚踏在自家小院的三寸尘土上，喝一碗白开水，看几页书，便很满足。外出演出，也是与土亲近，养成了闻千里土的习惯。死了，入土为安，埋在自家的祖坟里，更是永远以土为家了。段二淼家的祖坟虽然号称凤凰双展翅，其实也就是土石山腰里的一块薄地。说到底，他也还是一条喜土的蚯蚓，只不过是一条较为光鲜的大蚯蚓罢了。这条大蚯蚓，当然不敢与黄帝同日而语，但百姓颂之，词典载之，虽然还没有建馆纪之，也已是对他本人的肯定，更是上党文化不可忽视的一个亮点。
或许是《盆地天声》惊动了族人，或许是族人支持我的写作格外热心，当然也与到赤壁村采风走韵有着直接关系，段姓本家中的段建章兄竟将续写重修的段姓家谱送到我手上。由此得知，耽车的六甲段，有第六代子孙立碑为证，虽然并不完全规范统一，大体从“世”字辈起始，中缺二和七两辈，依次为“世、文、云、弘、若、思、学、国、连、景”。此后随着革命的深入，不再以统一的家谱取名字了。段二淼为“景”字辈，叫景鸿，是确切的；我的祖父叫景煜，也是确切的。
成蚓望天
蚯蚓在泥土中生活的过程，也是劳动的过程。我没有听到它们叫苦连天，没有看到它们对无日无天极端不满，倒是观察到它们对习以为常的劳动生活很适意。
最近，一位老友书斋落成，一生心血未筑香巢却倾为书斋。老了，总算有个较为宽敞明亮的置书读书空间了。他大概有点满意，同时又勾起对往昔一些方面的不满意。自拟长联中，好像甘心“闲赏归鸿”，却偏又提到“远离朱紫”；似乎醉心于“日暮莳花”，却又不忘耿耿于“铗弹豪门”；好似已放心“梦回古土家山”，却又萦怀于“苦志平生江湖”。
他让我作文字推敲，我对楹联一类文字向不敏感，且疏于声律，自然不可能推敲出什么声色来。然而，却也多嘴说：人老了，不能心若止水，也该静水深流，何必将一生的风风雨雨、云起云落时时萦怀于心，自己心烦，惹得别人说长道短呢。
他认为我说的有些道理，却未必愿意接受我这不讲道理的道理。其实，我心里并非不明白，世间道理常常说服不了自己，怎么去说服朋友呢？又为什么要说服呢？说还是要说说的也就是了。
然则，我对自己的毛病还算知道一二，并不热衷与人理论，却经常在心里心外弄出一点“道理”来。这“道理”或许是有道理的吧，却为此拖累一生。
出身蚯蚓家族的段二淼，在别人眼里一生吃了很多苦，是苦孩子、苦命人，走乡串村，出台唱戏，苦不堪言。前半生生活在旧社会，不仅处处受苦，而且常受土豪劣绅、达官显贵欺凌；新社会，翻身解放了，又遇上困难时期和“文革”动乱，几乎一生都是在苦水中挣扎。然而，他与蚯蚓家族的诸多乡亲一样，似乎不大以苦为意，无论遇上什么苦事、难事，都坦然面对，自在适意倒成为常态。我没有听人说段二淼对这苦那苦愁眉不展，倒是想到我的老父亲，尽管吃尽千般苦也总是那句“这不算甚”的口头禅，其含义不外乎“初二下雨初三晴”，总还是晴天多，心里总是亮堂着。
我自己也是个农家娃娃，小时候又没有电视可看，更谈不上上网，童眼所触都是真山真水。这“真山真水”也常引起我的好奇。比如说，每到雨天，很喜欢看蚯蚓望天的样子。我不知道是它们喜水，还是雨水于它们不安逸，亦或是作为气象站的工作人员，反正一到雨天，便将脑袋伸向外面。
对于段二淼这样的大蚯蚓，我不知道当年出家学艺是只管低头走路，还是也像蚯蚓一样抬头望望天外的事。以我们现在的思维习惯，不说上网，便是略加抬头张望，也该可以在那被鲁迅先生称之为“最黑暗的日子”里，看到一片有星光的天空。
就在段二淼出外学艺这一年，李大钊已经开始在《新青年》上传播马克思主义，京剧“三大贤”中比段二淼大二十二岁的杨小楼早已唱红京城，提出“武戏文唱”的思想；而当十六岁的段二淼成为上党剧坛名小生时，京剧“三大贤”当中贡献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四大名旦”之首比段二淼大五岁的梅兰芳声名日隆，以“优孟”之身渐入“圣境”，后来有人称之为“由优入圣”，亘古一人；再二年，与段二淼同龄的京剧“四大须生”之首的余叔岩嗓音恢复重新登台，与梅兰芳合组班社大受欢迎。与段二淼一样的是，余叔岩的唱腔讲究“四声”，字音吞吐细腻，或者还多一些精美玲珑，擅用“立音”，具有隽永清越的文人气质，特别是行腔中的“擞儿”音，跌宕迂回，婉转多姿，折服了一代人，或数代人。
尤其值得关注的带有根本性意义的是，这不同行当而被共誉为“三大贤”的艺术家，已与文化艺术名流林纾、吴昌硕、齐白石、陈半丁、张大千打得火热。大画家李苦禅不仅是京剧的名票，深习武生之精妙韵致，而且正是得杨小楼演艺精髓，才于笔墨韵致上与晚年杨小楼随心所欲、浑然天成的表演意境殊途同归。
对于这些，段二淼不可能看到，大概总该听到一些吧。像“无思无虑”的未庄人不是也对“革命形势”时刻关心着吗？未庄的七斤哪里能望段二淼的项背呢？
有人用“云霞满天”来形容京剧当年的阵容，也有人用“美仑美奂”来赞美京剧的优美唱腔，甚至用“大红大紫”以至“登峰造极”，来夸耀京剧的“四大名旦”和“四大须生”。
这都没什么不可以，但也总使人想起晋南麦农的一句话：“春麦开花一场风，十个麦粒九个空”。革命风暴席卷全球，为社会进步带来史无前例的辉煌，文化事业的发达更使人的观念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然而，对于戏剧兴盛而言，这春天带来的不只是春暖花开，还有比春寒更为严重的不利气候。也就是说，几乎是京剧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戏剧的日子并没有随着社会进步、生活条件改善和文化生活水准总体提高，走向更加辉煌，而是给人一种一丈花布扯了九尺——好景不长的感觉，尤其是此后的风风雨雨无不对此作出注释。
不过，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跨入一个全新时代，应该庆幸戏剧艺术并没有被抛在世纪之山的那一边，而是在更大更广阔的范围逐步得到青睐。
由此，我得出五点感想：其一，即便是蚯蚓家族也应该看看外面世界。其二，土生土长的艺术家最应该与代表一个时期文化高峰的文化人交往，在交往中提高艺术品位，拓展艺术空间。其三，文化人的深度参与是一种艺术旺长和经受洗礼的格外重要的条件。双方都自觉，是艺术之兴，也是文化之兴。其四，戏曲艺术的唱法也同书法艺术的“笔法”一样，既要有基本的笔法要求，也应有无限的意象和意韵扩充开来，至于向审美的净化境界追求，更是高无止境的事。一位农民戏迷说，看二淼的戏，就是看着舒服爽身，听着悦耳舒心。我想，这位农民身份的老戏迷未必懂得康德对美下的定义是“合目性的形式”，却也情不自禁地说：“就是美！”这“就是美”恰与康德的观点不谋而合，同时还暗合着古代大书法家张怀瓘所说的书法为“无声之音”，“无形之相”的道理，当然，戏曲是“有声之音”，“有形之相”罢了。其五，看戏要关注剧情的展开，唱腔和念白要清楚明白，但所要求取的，远不止这些，或者主要还不是这些。正如欣赏一幅价值很高的书法作品，欣赏者可能对其中一些字并不认识，甚至多数字并不认识，照样可以通过其形式美蕴含的运动感、节律性以及和谐状态得到美的享受和满足。真正的表演艺术家与真正的书法家和真正的音乐家一样，内含的哲理和美，或者干脆论其中的美学价值，虽然为哲学家和美学家也难以尽言，但其真正的高妙，正是在这人人可感又人人难言之中。当然作文也同此理，只是愈加难以做到罢了。
以上五条外，还有一条也很重要，或者说更重要，就是大师段二淼的唱腔和表演艺术达到如此一个高度，在当时的上党梆子中独树一帜，令人羡慕却没有人可以比肩，究竟是吸收借鉴了来自何方的优长？现有资料除了极少数老艺人留有一点蛛丝马迹，基本是一个空白。这不能不使人想到，京剧之所以成为国剧，除了具备处在京城这样一个不可比的优势，恐怕主要还在于文化高人的热衷，就是一大批高层次文化人不仅高浓度介入，而且视为终身职业。这应该是最令地方戏曲羡慕的一个光明无限的天空。
有朋友在一起讨论到这一点，说认识到高层文化人介入的重要意义，极其可贵，变为从艺者尤其是大批骨干艺人的认识，尤为可贵。比如梅兰芳终身与一些文化名人交往，即使最困难的时候，仍然省出钱来给齐如山。现在经济状况这么好，不是没有条件让文化人介入，也不是没有时间与高层次文化人交朋友，作文化交流和艺术切磋，而是文化意识还不强烈，主体自觉性尚不到位。
我随之说出，许多事不是做不到，而是没有认真去做。比如跑龙套的，主角在卖力演唱，他们却松松垮垮，很不成样子。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王蓉蓉在《访谈》中说，包括跑龙套的，也要百分之百地投入。看到或是走神，或是架子没有扎好，或是出现一些不应有的表情，心里会很不舒服，会马上毫不留情批评，严酷到不近人情的地步。张君秋老师也是这样要求的，演每场戏都不能油了，都要和演第一场一样。艺术就是要完美，要鸡蛋里找骨头；不完美就不称其为艺术了。
最近在茫茫书海中遇到一本令我眼前一亮的书，是弗洛伊德对达•芬奇的精神剖析之作。他们一个是精神分析之父，一个是上天将美丽、优雅、才能赋予一身，让他以非人间的艺术创造力令世人倾倒的欧洲文艺复兴最完美的代表。看到这样一本书，必读的信号以比闪电还快的速度在我脑中闪出。虽然有人说过生命比胆汁还要苦，但我总觉得，生命中有书相伴，胆汁也会变甜。遇到一本好书，那感觉是很甜美的。我由此书得知，精神分析之父一直对天才艺术家达•芬奇有着浓厚的兴趣。一八九八年，也就是段二淼出生的前一年，弗洛伊德给朋友写信说：“也许，最著名的‘左撇子’，就是达•芬奇了，没有人知道他有过什么风流韵事。”然而，也正是这位精神分析之父从达•芬奇曾梦见秃鹫这件事得出结论：达•芬奇在婴孩时期就已经和母亲乱伦。这真是一个惊雷式的结论。这一结论虽说不像哥白尼的“日心说”那样令更多人关注，却无异如温柔的月亮分娩出一个太阳那样令人惊奇。
我在惊奇继续想，良心是灵魂之声，感情是肉体之声，弗氏的这一分析，似乎既不是从灵魂出发，也不是从肉体出发，恐怕也很难说是从科学出发，然而他这样分析了，我也很有兴趣地这样品味了。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仔细盘查自己的灵魂和肉体，都没有进入病态，所为者，还是我们这座山上的戏剧大师段二淼先生，是想以此惊奇吸引更多人的眼球和心灵，让他们都来关注我们的段二淼大师。同时，我在惊奇之余，又沿着弗氏的分析之法想，从段二淼父兄早亡，母亲改嫁这些事上，会取得什么梦样，得出什么结论呢？无论结论如何或者有无结论，我都主张包括我们老段家在内的所有蚯蚓家族，经常向外面的世界望上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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