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曾经是川剧著名戏班三庆会演出的旧址。
位于华兴街的悦来茶馆。
晚清四川十大总督
之三
人物简介
吴棠（1813－1876年），字仲宣，号棣华，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三界市人（今安徽省明光市三界镇老三界行政村）。吴棠是清朝镇压捻军最著名的地方守令之一，因守城有功，政绩卓著，于咸丰十年补徐海道，旋授徐海道员。咸丰十一年擢江宁布政使，同治二年实授漕运总督，1864年署江苏巡抚，次年署理两广总督。同治七年调任四川总督，后署成都将军。光绪元年因病奏请开缺，二年正月奉上谕准其开缺。光绪二年病逝于安徽滁县（今滁州）西大街吴公馆。著有《望三益斋诗文钞》、《望三益斋存稿》，现藏南京图书馆古籍部。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惊觉相思不露，原来只因已入骨。2017年7月29日，成都市文化馆，浸润于江南的吴侬软语中，就像一场隔世幻梦。《牡丹亭-游园惊梦》片段，于7月29日、30日，分别在成都市文化馆和蒲江明月村上演。这是苏州昆剧院的成都之行，一袭水袖丹衣，一曲醉人惊梦。昆曲入川，牡丹亭下一缕芳魂，已悄然穿越149年。1868年，四川总督吴棠，携一班昆曲科生入川，“舒颐班”就成官场享乐之消遣。可惜，川人不谙吴语，久而生厌。1911年后，舒颐班因难以为继而解体星散，名角周辅臣、苏一凤改搭川班。风雅川督吴棠，引一段梨园佳话，却留一段残败苍凉。
抄手总督/
上午处理公事 下午看戏玩音乐
成都的7月，天气从未这般诡异和暴热。
一到傍晚，阴沉的云卷着密密的黑，压抑着空气，不时伴随惊雷和闪电。
红星路二段70号楼顶，有一丝风，但俯瞰华兴街口的悦来茶园，说不出的沉闷。
四周高楼林立，悦来茶园和锦江剧场，谦卑地伫立于灯火繁华之中，显得渺小。
小，是地表上的视角意义，但它的内里别有韵致。
吴棠的官家戏班——舒颐班，最后的命运终结于此。如今的悦来茶园内堂，还竖立着这段历史的见证：“三庆会旧址”的雕花木刻。
拜雅特在《隐之书》中说，“如果待在你炽热的光里太久，我一定会枯竭，然后渐渐逝去。”
如果把这句话定义为舒颐班和吴棠的隐喻，它就包含着戏剧的生长哲理，没有合适的生存语境，任何灿烂的艺术都会枯萎。
吴棠入川，恰逢四川的安乐之年。
前任总督骆秉章剿匪肃贪，四民乐业，吏治清明。吴棠自谓才识难比骆公，凡事墨守陈规，不作更改。
清末周询《蜀海丛谈》中记载的吴棠，把自己定义为风宪官，“一省政权，应出自藩、臬两司，总督监察于上，有舛误者纠正之，贪劣不职参劾之，不必事事过问也。以故节署机务清简，日惟从容坐镇。”
直白地说，“我高高在上，监察百官、纠劾不法就可以了。藩司、臬司主管一省政权，我不必事事过问。”
这样当总督，当然很闲，有大把时间玩。用四川话来说，他就是“抄手总督”。
“抄手”，表示一个人无所事事、不作为，把手都抄起来了。李劼人在《大波》中写道：“管他怎么样，总比卖抄手的好！”
所以，吴棠每天上班的时间安排相当松弛，每天早晨接见下属官吏，听他们汇报完毕，就开始批阅公文，指示幕僚向朝廷写奏章。
一到午时，就打卡下班，召舒颐班到官署演剧。
吴棠妙解音律，还喜欢在官署内的习静园与同有爱好的幕友，吹笛谱曲玩音乐，“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
昆曲之中，《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为古代戏曲文学不朽之作，吴棠尤爱《桃花扇》。
桃花扇是侯方域、李香君定情之物。孔尚任以此记录着男女主人公的沉浮命运，又用它勾连出形形色色的人物活动。
一把纤巧的扇子，不仅串络着纷乱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也为居于蜀地的吴棠扇动着久违的乡情浓语。
昆曲之艰/
士绅文化 雅致得老百姓听不懂
7月30日，跳蹬河附近的沙河丽景小区，绿意森森，包围着窗外的景致。
四川省川剧音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彭潮溢，书房里琳琅满目的戏曲音乐书籍，大多泛黄。关于吴棠的记载，仅有两段史料。
对于舒颐班、三庆会，以及苏昆之于川昆的演变，他娓娓道来，仿若一幅漫谈的曲艺画卷。
彭潮溢说，满人入关，八旗子弟为官，非常注重汉文化的发展。苏昆有富丽华美的演出氛围，附庸风雅的刻意追求，完全摆脱了市井文化，特别受宫廷宠爱。昆曲作为士绅文化的代表，堂而皇之地进了官衙，受到地方名流的追捧。
乾隆时，川陕总督岳钟祺与四川总督福康安，都善养歌舞伶人，搬演昆曲，用于宴乐助兴。
但在民间，昆曲零星散落，不成气候。据民国初的《蜀伶杂志》载：“康熙二年，江苏善昆曲八人来蜀，俱以宦幕寓成都江南会馆合和殿内，时总督某亦苏人，因命凡宦蜀得缺者，酌予捐赀，提倡昆曲，以为流寓蜀中生计，蜀有昆曲自此始。然初仅此邦（帮）宦幕坐唱而已……。”
对于新鲜事物，成都人乃至川人，都保持着天然的热度。但昆曲是个例外，走在大众生活的半途就自然夭折。
外因的压迫，挤占了昆曲的生存空间。嘉庆四年（1799年），爱新觉罗·颙琰下旨，“嗣后各省督、抚、司、道署内，俱不许自养戏班，以肃官箴而维风化”。
彭潮溢说，昆曲入川生存的基础，就是官办文化，它的思想、韵味、唱腔都适合官绅口味。陡然跌落民间，星火渐灭。
这就是艺术的尴尬，往往在前进的途中，逐渐树影凄凉，花蝶匿迹，果实无存，最后到达一个荒漠。
1868年后，吴棠的到来，又为荒漠种植了一片绿。梨园子弟白发已新，忆起当年节楼歌舞盛况，不甚唏嘘。每到午后，总督署内，冠裳会集，舒颐班献技，但见谢傅风流，遏云绕梁。
但舒颐班大多为总督服务，观众不变，剧目更换就慢。彭潮溢说，因为它的唱词唱腔太文雅，听者不仅要有江浙一带的语言基础，还要有曲牌基础和文化基础，老百姓很难懂得起。
没有传播力，就没有生命力。眼看舒颐班的日子举步维艰，吴棠以舒颐班曲高和寡，考虑戏班几十人以后无法养活自己，以乡党的名义集资为戏班购买良田百余亩，并以江南会馆为常住地。
昆曲在此授受相承，先后经历了同治、光绪、宣统、辛亥革命，确实也出了一两代名角，但1911年后，舒颐班还是解体星散。“资阳河”流派名丑乐春遂邀请昆曲“舒颐班”名净周辅臣、名旦苏一凤、名场面赖家祥等入“雁江大名班”，引进大批昆曲优秀剧目，移植为川剧高腔。
昆曲入川的演变，也变相折射川剧的演变。彭潮溢说，辛亥革命后，成都艺人自发组织了川剧班社“三庆会”，汇集当时包括昆腔、高腔、胡琴、弹戏、灯戏五种声腔的“长乐班”、“宴乐班”、“舒颐班”、“彩华班”等部分演员，共180余人，行当齐全、名角荟萃。先后公推康芷林、杨素兰、萧楷臣等任正副会长，结交社会名流，排演新戏，培养演员，保留了一批“窝子戏”，如《离燕哀》、《金钗细》、《意中缘》等。
“三庆会”前后活动达30余年，这就是悦来茶园的前身。“三庆会遗址”的木刻，摆放于茶园内堂，意义也在于此。
贪风日炽/
吴棠被诬告 李鸿章为其洗冤
清代文学家梁章钜说：“因循二字，从来误尽英雄。”
在晚清的官场里，吴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守旧派，特别是督川七年，建树甚少。只有创建尊经书院，稍显一点政绩。
尊经书院成立于同治十三年（1874），由川籍洋务派官僚、当时退居乡里的工部侍郎薛焕等15人倡议，四川总督吴棠与四川学政张之洞筹划，在成都南校场石犀寺附近修建了这所新的书院，以“通经学古课蜀士”。书院山长中，王闿运无疑是最出名的，其弟子宋育仁、廖平也成为世之名士。
吴棠前半生还是可圈可点，战捻军、理漕运，锄强扶弱，体恤民情，是一员能吏，也是一员廉吏。但其入川之时，已是迟暮之年。在近代中国大变革的格局下，他的守旧，让治下一方贪风日炽。
《清代四川财政史料》指出，吴棠制军督蜀，一切委署，多系人情，贿赂公行，请托无忌。藩库银两接连两次被盗，省垣重犯，白昼抢夺。儿童走卒，传为笑话，同省官绅百姓，莫不曰“两司木偶人也”。
因公事废弛，法纪太坏，吴棠难免被人诟病。据《东华续录》记载：同治八年（1869年）五月，云贵总督刘岳昭告四川总督吴棠入川之时奢华浩荡：雇民夫三千多人，四人抬大轿一百余顶，沿路收地方官红包贺礼（时称规礼），每过一县至少两三千两银子，到任时收受超过十万余两白银。收回来的现银太多，叫人专门造数十个木桶来装。
刘岳昭在奏章中还称，吴棠到任后卖官鬻爵，连在四川的洋人也被索贿。因为索贿不成，竟将四川提督胡中和的驻防军撤散，让自己所带的副将张祖云另外招募兵勇担任防务。吴棠担任四川总督数月以来，云南巡抚岑毓英派遣手下差官入川七八次，每次都向吴棠送上大礼。
皇帝下旨，派李鸿章入川彻查。同治八年（1869年）十月，李鸿章将调查报告交给内阁，“吴棠家眷抵川。亲丁仆从。仅五十余人。并无用夫三千余名四轿一百余顶及需索门包之事。该督到任时。司道及各属员等。均未致送规礼。亦无饬造木桶装银情事。补署各缺。均按班次。由两司会详。毫无情弊。其裁减胡中和湘勇。令张祖云另募川勇。系为节省饷需起见。川省应解刘岳昭刘岳曙饷银。陆续筹拨。并未停解。至另解岑毓英饷银。本系应协滇饷。并非移此就彼。”
李鸿章的奏章不仅为吴棠洗冤昭雪，还隐约暗示，刘岳昭的诬告是为吴棠拖欠粮饷不发，又把应给的饷银先解往云南巡抚岑毓英处。这样一桩涉及吴棠“荒谬贪污、物议沸腾”的大案，以刘岳昭被革职留用处分收场。但在沃丘仲子和王瀛洲的笔下，吴棠依然是腐败、贪婪透顶的总督。
历史已蒙尘，吴棠有没有贪腐已不甚重要，需要看清真相的是，查案的李鸿章不仅是吴棠的同乡，两人还有“金石至交”。
这说明，世事迂回轮转，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有一个厉害的同乡，显得多么重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仲伟摄影杨涛绘图罗乐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