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何光表著《巴渠川剧史》
川剧是我国戏曲宝库中的一颗光彩照人的明珠，历史悠远。明末清初，由于长期战乱，四川十室九空，在政府主导下，湖广八省移民纷纷入川，同时也致使各种南北声腔剧种相继流播四川各地，并在长期的发展衍变中，与四川方言土语、民风民俗、民间音乐、舞蹈、说唱曲艺、民歌小调相融合，逐渐形成具有四川特色的声腔艺术，从而促进了四川地方戏曲剧种——川剧的发展。川剧具有巴蜀文化、艺术、历史、民俗等方面的研究和认知价值，在中国戏曲史及巴蜀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十分独特的地位。但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川剧同其他各种地方戏曲一样，出现了生存危机，观众减少，演出市场萎缩，经费不足，传承发展举步维艰，抢救、保护川剧的任务正严肃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铿锵的锣鼓声，婉转的清唱，余音袅袅的帮腔，老茶馆盖碗茶的茶香……这一切，在繁华的都市文明进程中，已渐行渐远，甚或成了一种伤感的回忆。
当一个人亲历见证其一生挚爱的事业日渐式微，甚而走向衰亡，那是何等的无奈和痛苦！曾在川剧舞台八面风光，曾享有“一腔定太平”之美誉的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作家何光表先生，就是怀着这种痛苦的心情，在七旬之年完成了《巴渠川剧史》的撰写和出版。
书分十四篇，分别记录了巴渠地区、开江县、宣汉县、万源市、通江县、南江县、巴州区、平昌县、达县、渠县、广安区、岳池县、大竹县、邻水县的川剧发展概况，每一个篇节又分别对各地川剧机构的衍生、演变，对各地主要川剧班社的来龙去脉，均作了详略不一的介绍。
川东北川剧舞台上曾是名角辈出，精彩纷呈，一大批艺人用辛酸和血泪，在舞台上演绎着历史风云，演绎着人生的悲欢，把曾经苦难重重、黑暗落后的巴渠大地搅动得有了丝丝生气和生命的感觉。《巴渠川剧史》为52位著名艺人立了小传，他（她）们是杨五儿、廖三吉、陈震权、廖盛奎、邓九雷、吴晓雷、徐文翰、金震雷、王贵昌、夏长清、熊金铭、吴拙、蓝光临、夏庭光、周继培、虎叙龙……这一个个名字，一个个为生存而唱戏的苦难故事，串起了巴渠大地川剧舞台曾经的辉煌。
在那些动乱的年代，川剧戏班辗转求生，备尝艰辛。每一个戏班的背后，都有传奇经历，每一个箱主（班主）背后，都隐藏着地方豪强、官绅和军阀那一双双尔虞我诈如鹰隼般的眼睛。如书中记录的通江县川剧班社的发展脉络。清代同治年间，空山坝一位叫杨映品的财主办了一个名叫“五福祥班”的戏班，上演《白蛇传》、《柳荫记》、《滴血珠》、《帝王珠》等戏目，在川陕交界地区享有盛誉。到了民国初年，陕南及川北一带，军阀混战，互争地盘，社会混乱，戏班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五福祥班被迫散去，艺人们大多去了新兴的恒春班。民国14年，恒春班受到了毛浴镇熊敦武得胜班的恶性打压，加之当时连年饥荒，戏班停演，艺人自行散去。由此，得胜班人强马壮，阵容更加齐整。民国11年，熊敦武将得胜班分为得胜一班、二班，分赴巴中、南江和万源、宣汉、开江等地演出。正在熊敦武踌蹰满志之时，不料军阀内讧，熊敦武被通江县驻军花孟如部绑架。失去箱主的得胜一班流落到江口（今平昌县城），为江陵溪王清高收容；得胜二班流落到绥定（今达州市），为刘存厚部副官张德仁接收。故事到此并未结束。民国14年（1925年），熊家馨家所有交齐了赎身钱，熊敦武方被花孟如释放。熊自石柱县返回绥定，就任刘存厚委任的纵队司令之职，旋辞职，仍回通江老家。他路过江陵溪时，王清高将得胜一班奉还旧主。熊敦武将得胜一班带回毛浴后，又从绥定、渠县、营山、巴中、阆中等地聘请川剧艺人，重新整顿得胜班，拥有演乐人员100余人。该班成为建国后通江县川剧团的班底。一个得胜班尚且有如此多的传奇故事，其他县、区的川剧班社同样充满传奇色彩。事实上，每一个艺人的一生就是传奇的一生，每一个班社的发展脉络就是传奇故事的发展脉络，每一个唱本每一个戏目的本身都是传奇故事的结合体。
《巴渠川剧史》作为一本地方专门志，传承了古志撰写的优良传统，重在人和事的记录，故而耐读，不干瘪。该书辟出专节介绍了川东北一带特有的演出习俗。如“大贺红”、“寿诞戏”、“神诞寿戏”、“踩台戏”、“迷信戏”、“堂会红”、“点戏”、“打闹台”、“跳加官”、“登场”、“罚戏”、“院坝戏”、“挂红放炮”等，读来如读风俗艺志，开了不少眼界。
《巴渠川剧史》作为地方专门史志，其更可贵之处在于尊重历史真实，不回避，不粉饰。书中记录的平昌县川剧团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命运，可堪玩味。1971年，平昌县川剧团被撤销，一帮包括上了年纪的优秀川剧演员被当作“知青”下放到农村劳动，处境甚是凄惨。为了活命，他们公推张必书、马明太、胡成、曾道君四人为代表，先后数十次向县、地区、省、中央反映情况，要求恢复平昌县川剧团。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干预和过问下，平昌县川剧团于1974年恢复。1977年，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再次降临，带头上访的张、马、胡、曾四人被安上“四人帮”罪名被判入狱，平昌县川剧团再次被撤销，大部分职工被安置在小食店、农具厂等单位。1979年，平昌县文工团更名为“平昌县川剧团”，原川剧团演员陆续再次回团。1982年10月，张、马、胡、曾四人被宣告无罪，回剧团工作。一批优秀艺人经手握权柄者几番折腾，已是元气大伤。掩卷沉思，川剧的没落，除了市场因素和文化形式发展的因素外，是否还有人为的因素呢？
当东北的“二人转”在全世界华人的春晚大餐频频亮相并出彩时，偌大的地方剧种——川剧，却似乎仅让人记到了“变脸”这个舞台上的一个小小的表演形式，不亦悲乎？对此并不甘心的何光表老先生在《巴渠川剧史》的自序中写道：“我是渠河人，而且曾经是渠河的川剧人，巴渠大地上的川剧在清代中叶以后的一百多年是辉煌灿烂的，我应该把这里近两百年的川剧历史写下来，传下去，因为这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 （何光表系通江县川剧界老艺人；本文作者何南观系达州日报副总编、记者、四川省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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