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忻州文化人——

我心中的二人台(上)


更重要的是结果

很久了,想说说二人台。因为土生土长在定襄,我只愿意站在定襄这块热土上说说二人台,祭祭二人台。

如果说,高跷秧歌、八音会、面人是定襄老百姓的精神图腾的话,二人台也应该进入这一行列。尽管我们称起二人台,有时难免要带个前缀——河曲二人台,但二人台在定襄父老乡亲心中的根扎得是非常深的,我想这在忻州14个县(市、区)中除了河曲县,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近些年,山西、忻州、河曲、定襄有很多艺文界领导、人士谈过二人台,报刊上的文章也谈得很多、很感人,专家的专著洋洋洒洒,有关资料汇集也不缺乏大部头,有关部门还搞过剧本征集,忻州听说也有了市级二人台艺术团,大家都在为这一深受民众喜爱的民间艺术呼吁、鼓劲儿,好消息一个接一个,若干位二人台代表性民间艺术家在包括京城在内的各种演艺场合频频登场并获得各种各样的荣誉,有的还被命名为“非遗传承人”,这一切都在昭示着二人台在我们这里非常让人重视,它已幸运地喜逢民间艺术的春天,重新获得新生。

但2004年晋蒙陕冀联合搞了一场二人台表演比赛,山西、忻州都不太长脸,位居末尾,我与几位的朋友以访谈形式在《忻州日报》谈了一些问题,其他关注此事的领导、专家也纷纷撰文为二人台把脉,大声疾呼要拯救二人台,振兴二人台,大家都挺急,都比较上火,提出很多问题与积弊。但4年过去了,时至今日,那些积弊革除了吗?那些问题有改观吗?明眼人都能看得见的。

在定襄,二人台剧作家、痴迷家,年近八旬的曾中令老先生前几年一腔热血沸腾,高举义旗挂帅成立“定襄二人台艺术研究会”,并组建了松散型的二人台艺术团,隔三岔五举行演出。老先生拖着一条病腿,亲手写剧本,编刊物,组织排练,募集经费,终日奔波在拯救定襄二人台的第一线。好多领导被他感动,向他伸出援手。在他的强力动员下,众多昔日的二人台艺人和爱好者归顺了他,听从他的调遣。但是,当我在那么多难以逾越的困难面前,看到先生太多的疲惫与无奈时,我的心也渐渐疲惫与无奈起来了。终于,在2007年5月前后,这个顽强守护定襄二人台的桥头堡再次坍塌了。

这些年,我在市、县各种会议的发言和多篇文章中也曾不厌其烦地谈过二人台,有些话已经谈得连自己也怀疑是否对现实真的有用。我对二人台的热爱是从上世纪60年代末上初中时开始萌发的,那时正是文革时期,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在乡下一位同学的邻居家,听到了从一台吱吱呀呀的老留声机中飘出的二人台《打樱桃》的歌声,那一唱三叹、似有一种哀怨之情的旋律顿时征服了一个十几岁孩子的心,从此我知道了有一种好听的民间音乐演唱叫二人台。

二人台的起源、发展、艺术特色等话题有很多专家论述过了,没有看过这些论述的朋友可以十分便捷地从互联网上搜索到可能更为详尽多元的论述。我之所以说多元,是因为二人台现在也有很多地方在争抢,我们脑袋中“河曲二人台”的概念屡屡出现被颠覆的危机。这一点我在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比较悲哀,说欣慰是大家都不怎么嫌弃它,好象挺宝贝的。但悲哀也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我们发现所有争抢的人中,有相当部分醉翁之意不在酒,很可能另有企图。我们不能不担心,假如二人台的什么什么真的到了他们手中,是否会象他们口头上所讲的那么善待它?正因为此,对二人台的介绍比较多元了,这既是好事,但也是令人不安的现象。

在当今社会转型期,一种地方传统文化仰或民间艺术,保护传承是主流声音。但光有声音远远不够,重要的是行动,更重要的是行动的结果。二人台要保护要传承,现在没有一个人会站出来反对,政府与民间是一个声音,高度一致。包括那些瞧不起二人台,心里根本没有其位置的决策阶层,也不会有人站出来公开反对,而且呼吁起来可能更为厉言疾色。问题很可能就在这里,我们是真的振兴二人台吗?无庸讳言,对此表示质疑者,业内大有人在,且不在少数。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点到为止,说多了讨人嫌。

定襄特色的二人台

接下来我想说说二人台的其它方面,但不谈艺术方面的话题。不是不想谈,是谈不了。虽然从学校到农村,再到部队再回到地方,也编写过长长短短很多二人台剧本,有的曾获省编剧一等奖;也为自己的剧作谱写过二人台曲谱,甚至还登过若干次舞台。在辽宁渤海之滨,我曾将二人台与二人转估捣到军营的一个晚会上同台进行演出,似有摆擂台的味道。但实话实说,从艺术角度进行专业性质的研究探讨不是敝人的长项,我只想从宏观的角度谈谈二人台的未来,但我不是预言家,我说的只是一些个人感觉。

先说定襄二人台。所谓“定襄二人台”,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在定襄的二人台”;另一种是“定襄特色的二人台”。前者完全是外来的,后者是与本土艺术嫁接演化而成的。虽然定襄不是二人台的发源地,但半个多世纪(也许时间更长)以来,二人台在定襄民间可以说是根深叶茂,太早的我不太清楚,上世纪60年代初以来(十年文革除外),定襄的二人台发展非常火爆(陈川亮先生前两年对此有专文详介,就不再赘言),编、导、演、音均有一批实力非凡的人马,佳作、新人一茬一茬不断涌现,群众基础十分厚实。

由于从县域外引进的艺术,在当地传承久了,必然要与本土艺术进行交流、碰撞,以至相互磨合、浸染,因此二人台与定襄本土秧歌演唱的嫁接、互动是免不了的。在定襄,很多二人台节目的音乐和表演,实际上或多或少都有了定襄秧歌的传承基因,这种现象在文革后的八、九十年代最为突出。所以前些年敝人曾经说过,在定襄,只要定襄秧歌不泯灭,秧歌演唱就不会泯灭;而只要秧歌演唱在定襄不泯灭,二人台在定襄也不会泯灭。现在看来,这些话可能说得都有点绝对了,当然这是另外的原因所致。

定襄高跷秧歌是一种极富地域特色的民间表演,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扭、唱两个方面,其中的扭要用极富艺术张力的传统八音套曲来伴奏,这是有别于全国其他地方各种秧歌的一大亮色。另一个就是唱,唱是定襄高跷秧歌的看家本领,因为全县各个乡村高跷秧歌队的伴奏,除了演奏水平高低、八音会阵容大小之外,是不会有其它什么区别的;而秧歌演唱则大相径庭,各具特色。尤其是滹沱河北岸的乡村秧歌队,唱是区别其优劣的主要标志,所以有的地方把参加秧歌队表演叫扭秧歌,而颇重唱功的地方则将其称为唱秧歌。所谓唱秧歌,实际上就是把节目演出从舞台移到了广场,因为表演者都脚踩一米高低的木跷,因此也可说是把节目演出移到了木跷上。这类节目可长可短,唱白结合,以唱为主,一般无丝弦伴奏(也有例外),只是在段落之间以锣鼓点作间奏,起承上启下或转场之作用。所谓长,可以是男女对唱,抒情叙事、夹叙夹议,自由度甚大;有的剧情则较为复杂,人物感情纠葛与故事情节都有模有样,表演起来一折腾就得好几个时辰。所谓短,也可能只由一人来唱上几段,三、五分钟,十来八分钟,是一种调剂,也是一种过渡,甚或是一种应付。

介绍定襄秧歌我之所以如此唠叨,是因为以上这些特点与二人台这一小剧种形成初期的特色颇为吻合,由于演员是在场地中央转着圈为围在周边的观众表演,因此它比现在一般在舞台上表演的二人台与观众更为贴近,互动更为方便。这其实便可成为二人台到了定襄为何会演化成“定襄特色的二人台”,找到的可以信服的注脚。由此也可以证实,千百年来,各地各种民间艺术在民间是处于互相流动状态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借鉴互相融汇,那么二人台的发源地究竟是哪里?恐怕也是一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糊涂粥了。其实这种状态最真实,因此也最合理。

与赵本山、何庆魁本是一茬人

二人台与二人转是西北、东北民间两朵瑰丽的艺术之花,这两朵鲜花生在民间长在民间,野香味特浓,土腥味十足,最受下层百姓欢迎。有人说民间的东西现在城里人也喜欢了,就象二人转,都修炼成雅俗共赏的东西了。表面看,这倒也好象是那么回事儿,其实不然。就先说二人转,自从让赵本山他们一帮乡亲折腾到上电视以来,那确实是声名鹊起,过去全国除了一些搞演艺的,有多少人还知道有个二人转?现在,那几乎是地球人都知道了。记得上世纪70年代我从部队探亲回老家,和村里一些闹红火的朋友提起东北二人转,大家都瞪眼睛,迷迷登登说,你是说咱二人台吧?

城里人看二人转是看什么呢?是看新鲜,看热闹,看俗奇嬉戏,看七荤八素,这样可以让他们把平日的各种面具暂时摘下来,哈哈大笑一番。因为城里人板板正正的日子过腻了,严肃端庄的文化受尽了,年轻人还能去上网、去蹦迪、去酒吧,其他人尤其是中老年则很难找到情绪喧泄的渠道,好,二人转来了,而且非常可乐,去乐一乐吧,哈哈哈哈......,上下通气了,任督二脉打通了,烦恼暂时丢掉了,管他什么雅不雅俗不俗的,老子乐了再说!二人转对兄弟幽默艺术非常包容(故现在的二人转已远非传统二人转了),又极善打擦边球,因此男女老少都能坐一块儿看,无伤大雅。

于是二人转几乎成国宝了,早已从东北农村进了大城市,又从东北大城市进了北京,继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接着又拍电视、上电影,搞大赛、办院校,搞研讨、办旅游,风光至极。当然这一切都是真的,沈阳刘老根大舞台,先租后买,成了赵本山集团的文化品牌,100元一张门票,几百个座位,上午稍迟一些就买不到当天的戏票了,众多旅行社已把这里作为一个旅游产品,到沈阳旅游不看刘老根大舞台,那就等于没到沈阳,风头快要盖过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大帅府。还有铁岭市清河县,赵本山老家,那个龙泉山庄就建在清河水库,也成了景点,吃的住的都有,刘老根就是最大招牌,龙泉山庄二人转小剧团,每天午后1点钟准时开演,全是一水儿的小年轻,十几岁的男孩女孩,时辰一到,锣鼓开打,风雨无阻,一个观众也演,就当彩排了。还有东北风味儿电视剧,从《刘老根》开始,这些年拍了多少部多少集了?各个大大小小电视台放了多少遍了?DVD影碟出了多少套了?这些恐怕都没人能够计算清楚。

这全是赵本山、范伟、何庆魁、高秀敏、李静、潘长江这帮二人转“老梆子”折腾起来的,这批艺术家几乎都是农民出身,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属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但从小喜爱民间演艺,喜爱二人转,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都就是20来岁年纪,至多30啷当岁吧,不论是编剧本的、演节目的、拉胡琴吹喇叭的,当时在生产队、公社里,都是文艺骨干。最最关键的是,这批农村文艺骨干、乡土艺术家,始终没有离开农村,没有离开民间演艺第一线,没有鲤鱼跳龙门,演而优则工,编而优则仕,吃了皇粮,而绝大部分凭自己的才艺实力,先后归顺了县、地、省民间艺术团,这就可以说是基本完好地保存了这批民间艺术的种子,二人转的种子,在改革开放之后,找到了适宜发芽、生根、成长、开花的土壤,不经意间个人成就了大事业,也把二人转推向了极致。

我们何尝没有这么一批人、这么一批乡土艺术家呢?别的地方了解不详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的小戏大县——定襄的二人台演艺界,也有一批实力绝对不亚于赵本山、何庆魁、高秀敏的中青年骨干啊,编剧本的代表人物有曾中令、张学明、陈川亮、薄圣亮等,演员代表人物有张松林、范万银以及稍后的刘彦青、梁莲鱼等,搞音乐的有王圣亮、史丙生等。当年就是这批人,也和赵本山、何庆魁一样,每年都要创作、排练、演出一批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二人台小戏剧、小演唱,而且不断地在地区和省里获奖,为定襄二人台小戏撑起一片蓝天,在全忻州地区乃至山西省,都是赚足了名声的。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散会之后》,从定襄演到忻州,从忻州演到太原,最后成了山西人民广播电台的保留节目,一播再播。我省二人台著名演员尹占才、张美兰、许月英之所以出了大名,与演出这出二人台小戏是分不开的。这本来就是一批与赵本山、高秀敏、李静、何庆魁同时代的乡土艺术家。

但非常可惜的是,定襄这批二人台乡土艺术家后来走上了与赵本山他们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大都因对二人台艺术传承作出杰出贡献,而先后进入政界、国有文艺团体和其他工作单位,过早地离开了农村,离开了滋养他们艺术生命的乡村生活,生活感知力、艺术表现力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部分从事了其他工作和事业的骨干,更不可能心无旁骛,在二人台演艺事业上尽心竭力了。现在,这批人都是五十老几、六十多岁,个别甚至七老八十的人了,面对二人台艺术青黄不接、不断枯萎的现状,似乎只剩下“无奈”这样一种选择了。

我们如此反思,不是怪怨什么人。三年前我就说过,二人转的成功,不是哪一个人的成功,而是一个艺术群体的成功,一种地方文化品牌的成功。同样,二人台的无奈,也不是哪一个人的无奈,而是一个艺术群体的无奈、一种地方文化的无奈。现在我依然如此认为。

二人台向何处去

写下这个小题目,想想可怕又可笑,这问题我能回答得了吗?

这几年省里、市里那么多领导、专家,都曾就此开过各种各样的药方,汤剂饮片、丸散膏丹,二人台这位老小姐的肚子早成了药罐子,里面是五味杂陈了,但还是愈治愈喘,“病体”至今看不到好转的迹象。我现在又写出这么个题目,是跟谁叫板呢?

呵呵,其实这是跟自己叫板呢,因为现在没多少人真正关注、身体力行地为二人台做点什么了,当然包括我在内也做不成什么,只能在这里谈点个人看法,坐而论道。

首先是创新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不这样二人台只有死路一条!这决非危言耸听,你多少年了还是走不完的西口卖不完的菜,碾不烂的糕面挂不完的红灯,谁的胃口能受得了?所以剧目要创新,没有好剧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前些年出了个《借钱》,还有个《叔嫂情》,都有模仿痕迹,不是特别优秀,但还是火了一阵子,不仅火了两个戏,还借此成就了几位演员。但这两个戏都不是忻州的,这话一提起就让忻州、河曲、还有定襄的二人台剧作家们心慌气短,因此说抓剧本是首要问题。个人认为,二人台剧本基本上是小戏剧剧本,这个小剧种不宜搞动不动就十几个场次的鸿篇巨制,故事复杂、人物众多的剧情二人台铺排不开,消化不了,这主要是指二人台的音乐素材、表演风格、独特的道白语言都不允许搞大剧作,勉强搞了也不一定算成功,这一点与二人转很相似。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二人台、二人转都有勇吃螃蟹者对这两个小剧种(也有人把它们归类为曲艺)的音乐开过刀,进行过板腔体改革,搞过大剧作,虽也新鲜了一阵子,但后来没有继续搞下去,可能也是觉得不好整。但编演小戏,搞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小剧作,那是二人台的强项。几十年来,包括定襄在内的忻州地区各县,这方面成功之作甚多。因此,剧目创新也要有个前提,就是坚持二人台的短平快特色,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小题材、小故事、小人物,小剧作,新奇巧逗,活色生香,这应该是剧目创新的基本路子。最起码,几十年内还不会有太大改变。

还有就是音乐和道白,二人台音乐几百年来演化至今,基本是定了型的,就是那么一种婉转绵长的风味,只不过由于晋蒙陕冀区域不同而略有差异。这种差异是自然生成的,是好的现象,有了这种差异就有了比较,有了地域性(我始终认为音乐最大的特色便是地域性),有了改革创新的回旋余地;假如没有这种差异,音乐也会出现板结,反而在融汇创新上难以下手了。二人台的音乐肯定不宜走戏曲板腔的路子,那样对二人台不是发展创新,而是活生生地扼杀,就跟让定襄高跷秧歌也要咣啷咣啷唱大戏一样,你说那还叫唱秧歌吗?道理就是这样。关于道白,近些年很多人眼馋人家二人转,东北口音,非常接近普通话,全国人民都听得懂,所以才风靡五湖四海。看看咱二人台,满口方言土语,不是河曲口音就是河套腔调,不用说全国,北方人也听不清在说什么。于是便呼吁改变道白口音,要讲普通话,要打向全国。要打向全国不讲普通话怎么能行?但我觉得好象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二人台就是二人台,怎么能让二人台讲普通话呢?二人台讲普通话全国人民都能听懂了,但二人台故乡的民众就不会认可了。这就提出一个颇为可笑的问题,二人台改革创新,首先应是为晋陕蒙冀二人台流域的广大民众服务呢?还是丢掉这些父老乡亲,先考虑为全国人民服务呢?这个问题恐怕不难回答吧?

大家不妨再多想想,晋剧和北路梆子念白,有些新创剧目倒也曾搞过普通话,但那是为进京献戏拿奖所采取的权宜之计,我不信他们平时演出也用普通话,那多不伦不类呀?其他地方剧种,包括一些小剧种也是这样,你不信试试都让他们讲普通话,秦腔讲普通话,黄梅戏讲普通话,越剧、川剧、吕剧、豫剧都讲普通话,还有湖南花鼓戏,江西采茶戏,福建梨园戏、高甲戏等小剧种,统统讲普通话,异彩纷呈的地方戏剧艺术将会出现怎样一种滑稽的局面呵?由此再回过头看咱的二人台,为什么非要讲普通话呢?我这么说,也不是反对二人台念白的改革,让观众基本上能听得懂是对的,但地方方言必须保持,否则你就没有了地方特色。况且很多有特色的语言一改普通话,那可一下子就清汤寡水没法听了。

再就是表演问题。二人台小戏表演过去也没有什么程式化的东西,自由度比较大。具体的技巧本人没有研究,今天要发展,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借鉴。前面说过,二人转是非常包容的,历史上是这样,今天更是这样。现在看一场高水准的二人转演出,你除了可以领略二人转传统艺术的精华之外,还会深深体会到什么叫借鉴,什么叫融汇贯通,什么叫艺多不压身,什么叫娱乐,什么叫角儿,为什么说让观众拍着巴掌嗷嗷叫才是硬道理。当然传统二人台也讲技巧,扇子功、手帕功,还有霸王鞭、红绸舞就是技巧,包括一些特定人物的特定台步也是技巧,这些技巧对于塑造人物形象,刻划人物心理,强化人物情绪,烘托环境氛围,都是大有帮助的,甚至是画龙点晴的。但在小戏剧中,使用这些技巧的机会大大减少了,尤其是现代题材的二人台小戏,这些传统技巧几乎少有用武之地(只有在一些表演唱类的二人台节目中才会用到它),观众更为需要的可能是健康的、引人入胜的剧情,鲜活的人物,机巧的语言,悦耳的音乐,和演员看似不要什么章法,而且尽可能多元的生动表演。必竟人们去看你演戏,娱乐还是第一位的。因此,二人台小戏表演技巧的创新,完全可以并入一般小戏剧的表演技巧创新中去考虑,而开放性、包容性是创新成功的保证,艺术上搞封闭是没有出路的。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二人台与二人转虽均为民间小戏,但二人转重丑角,属东北大地传统的民间丑角艺术,极富滑稽风格和喜剧精神,二人台在这方面则要逊色很多,风格相对来讲比较"正",这从大量传统剧目中间即可看出,这也可能是今天二人台不敌二人转的重要原因之一(赵本山、潘长江等人的一些小品、影视剧均继承了这种滑稽基因,才取得巨大成功的)。总之,创新是发展的动力,借鉴与包容是腾飞的两翼,今天的二人转就是这么成功的。二人台能否照此办理,与二人转比翼齐飞?美好的愿望与不堪的现实仍然让我们倍感沉重和压抑。

要培育人才,更要培育观众、培育市场

如果从文化产业角度看的话,人才应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所以二人台要重现当年盛景,演艺人才的培育是第一位的。从目前状况来看,编、导、演、音、研等各类人才,二人台艺术可以说是全面的饥荒,整体的青黄不接,这与西风渐进,社会娱乐多元化自然有很大关系,但最根本的还是我们的弃守。

我这里有点不好意思说了,前几年我曾为定襄二人台艺术研究会出主意,我说演艺队伍青黄不接是关系到二人台生死存亡、香火延续的大问题,研究会活动资金全凭社会募捐,时间久了就不灵了,不是长久生存之道。因此是不是除了继续呼吁社会各界支持,向政府求救之外,我们也可搞生产自救呢?比如大家集资,搞股份制,建一个校团合一、滚动发展的民营教育培训基地如何?招一批初中或者是小学毕业生,请文化教师教文化课,请二人台艺人教专业课,上课是师生,演出则同台,既可排练一些教学剧目,以打好专业基础,也可排练一些新创剧目,以便对二人台进行改革试验。这个摊子可挂俩牌子,一是二人台艺术学校,一是二人台艺术实验剧团,学生上学缴学费,教师授课领工资,演出有收入了,师生均可适当补助。这样一来,假如搞得好些,这个摊子就可以长期维持下去,两三年后,一批嫩扑扑、水灵灵的二人台青少年演艺人员就会茁壮成长起来,咱们的研究会也就不会因资金匮乏捉襟见肘,成天求爷爷、告奶奶看人翻白眼,让大家见了心酸。

因为现在世道变了,市场经济了,再不可能象过去那样,艺术馆、文化馆一纸通知下到生产队,叫谁来谁就来,赚一顿猪肉粉条大白馒头不说,还有一天4毛钱的误工补助。那时候什么最不值钱?人最不值钱;现在什么最值钱?人最值钱。都喊以人为本了,有劳必酬发展到了极致,动辄就问你算工钱,你用不起是你用不起,但人家是合情合理的。可惜搞二人台不是个体劳动,没法子单干,一铺排就是吹拉弹唱一大帮子人,缺了哪个角色都开不了戏,中午吃饭一坐就是两、三桌,你腰里没钱受得了吗?所以,培育人才也要适应新时代新变化,非走市场经济的路子不可。

写下上面这段文字是5月28日上午9时58分。就在此时,定襄县文联原副主席赵秀林君来电话,告知曾中令先生已于昨晚11时许因心脏衰竭不幸去世!享年79岁。我连电脑也没顾得关,便匆匆离家打了个出租车赶往曾先生家。这个噩耗太突然了,就在本月初,曾先生还给我打了电话,说今年纪念“5.23”他有些想法要约我见面谈谈。当时我正以顾问身份与省民俗、文博界的几位专家,应邀在运城市参加万荣县李家大院民俗博物馆筹建陈列布展的一个论证会,他问我何时可回定襄,我告诉他三、五天后即可回去。后来回到定襄,我曾给他家去过两次电话,均无人接听。随后我又两次赴运城、万荣、灵石、祁县等地奔忙,再未及与曾先生联系。前几天遇到定襄县文联现任主席智建恩君,我与他提起此事,他说曾老师已到太原住院多日。我惊问何故?建恩说还是当年腿疾,我方放下心来。谁想今日竟传来他不幸因心脏出了问题而去世的消息,真是令人不胜唏嘘!到曾府后听友人讲,昨天(5月27日)上午县文联的朋友去太原医院探视曾先生,他还清醒,在病床上与来人念念不忘未举办“5.23”纪念活动,念念不忘《花蕾》(定襄文联主办期刊)出刊将近百期,念念不忘他那个名存实亡的二人台艺术研究会!其对定襄文艺事业肝脑涂地般的大爱,对二人台艺术深忧切虑、牵肠挂肚之痴情,令人闻之落泪,无比感伤。

尊敬的曾中令先生,我们愿意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请您安息吧。

上面讲过,培育人才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还有观众与市场的培育。众所周知,二人台演艺在定襄乃至忻州,早已退出娱乐主流市场,平时充斥广大城乡戏台广场,大街小巷,以及影剧院和电视莹屏的,基本上是时尚歌舞、电视剧和戏曲,二人台的正规表演则只是在政府组织的节庆、纪念活动晚会等场合偶尔露个面,平时演艺市场是比较罕见的。加之近些年歌厅酒吧甚嚣尘上,洗浴按摩风靡城乡,旅游观光迅猛成长,网上娱乐无孔不入,人们的休闲娱乐选择面无限扩张了,真是五花八门,千姿百态,业余时间比上班都忙。尤其是互联网这个迷人的魔鬼,不仅年轻人为它终日神魂颠倒,只要有点儿空暇,便赖在网上下不了线,就连中老年人也不甘落后撵时髦,都想通过这个魔鬼的眼晴窥探到更大、更远、更隐秘、更神奇的世界。在如此喧嚣的时代,二人台这朵山花,确实显得有点形影相吊,少人问津了。我们虽然不能不承认这个严酷的现实,同时还要努力改变这个现实,为二人台在当今娱乐业争得一份市场份额,让她跟上瞬息万变的时代,而不是落花流水由她去。为此,我们在重视人才培育的同时,还要重视观众与市场的培育,否则,连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都只知道什么叫二人台了,你培育出的人才也会变成无用之才,英雄无用武之地。

(作者 冬至 于2008年6月2日 原载 山西民间艺术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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